工農兵招待所的晨光剛爬上桌角，許成軍已經改完最後一頁稿。
帆布包被他拽到膝頭。
他數了數兜裡的錢：三塊五毛六分，兩尺布票，三斤全國糧票。
得算計算計，給鄉親們帶點什麼！
“改完了？”
斜對床的跑供銷大叔正往鋁飯盒裡裝鹹菜。
“長江路新開了家‘工農兵商場’，有上海來的的確良，姑娘家都愛穿。”
許成軍把稿紙折成方塊塞進懷兜，笑了笑：“去瞅瞅，總不能白來趟合肥。”
長江路的日頭剛熱起來，自行車流已經彙成河。
穿藍布衫的大嫂挎著竹籃往菜場趕，籃子裡晃著個鐵皮罐，裡麵是給擺攤丈夫溫的玉米粥。
修鞋攤的老頭蹲在馬紮上，錐子穿透鞋底的“噗”聲裡，夾雜著“兩毛補個掌，不能再少”的討價。
供銷社的玻璃窗後，的確良布料掛成彩虹，紅底黑字的牌子寫著“一尺一塊八，憑票供應”。
窗台上的蝴蝶牌縫紉機擦得鋥亮，標價牌上“工業券50張”的字樣格外紮眼。
結婚硬通貨呢！
許成軍順著人流走。
他在修表攤前停了停，師傅正用鑷子夾著遊絲。
玻璃櫃裡的上海牌手表標價一百二十塊，旁邊用粉筆寫著“需僑彙券”。
嘬了嘬牙花子。
真他嗎貴！
走到明教寺農貿市場時，吆喝聲差點掀翻頭頂的太陽。
戴草帽的老漢蹲在麻袋旁，麵前的紅芋堆成山，筐沿壓著“議價三分斤”的紙條。
穿碎花褂的婦人捏著兩毛錢，跟賣雞蛋的爭得臉紅：“一毛二給十個，少一個我跟你去公社評理！”
最熱鬨的是個炒貨攤，黑鐵皮鍋裡的瓜子蹦得歡，攤主用大蒲扇扇著煙，嗓門比喇叭還響：“蕪湖瓜子，兩分五一兩，不要票！”
許成軍剛湊近，就聽見兩個大媽的對話飄進耳朵：
“聽說沒？蕪湖那個年廣九，把瓜子炒得比糖還甜，一天能賣幾百斤！”
“可不是嘛！我侄子在蕪湖鋼鐵廠，說那傻子雇了十幾個臨時工，半夜還在炒，隊裡說他‘走資本主義’，可人家就敢乾！”
“傻子”兩個字讓許成軍的腳步頓了頓。
他腦子裡瞬間閃過《激蕩三十年》裡的段落：年廣九和他的傻子瓜子，後來成了個體戶的活標本。
沒想到1979年的合肥街頭，已經能聽到這名字。
他摸了摸下巴，見攤主正給人稱瓜子，秤杆翹得老高。
“稱二兩。”許成軍掏出五分錢遞過去。
攤主是個精瘦漢子，手在圍裙上蹭了蹭：“聽你口音像鳳陽的？”
“您聽的真準！”許成軍豎起大拇指，接過紙包，瓜子的焦糖香混著煙火氣鑽進鼻子。
他開玩笑的道：“您這瓜子，比蕪湖的差多少？”
漢子咧嘴笑，也不惱。
“差在膽子！年廣九敢把瓜子分成‘奶油’‘五香’，咱隻能炒原味。不過話說回來，他那秤是準的，一兩就是一兩，不像有的人，秤杆壓得低低的。”
許成軍捏了顆瓜子扔進嘴裡，脆得直響。
從市場出來，許成軍的帆布包沉了不少。
給杏花扯了尺淡藍的確良，花了一塊八加兩尺布票，布店老板娘用滑石筆在布角畫了隻小蝴蝶，說“這是上海新花樣”。
給趙剛買了兩兩地瓜燒，一毛五一兩，不要票，酒壺是粗陶的，沉甸甸壓手。
給李二娃的奶糖最費心思，供銷社的水果糖要糧票，他繞到街角的煙酒店，買了包“大白兔”，兩毛二。
老板偷偷塞給他：“這是華僑帶的，彆聲張。”
最後剩的一毛錢，他買了一袋山楂乾。
山楂乾咬下去酸得眯眼，惹得旁邊的小孩直瞅。
許成軍笑著把剩下的兩顆塞給孩子，看他攥著果乾跑遠。
突然覺得這趟街逛得值，能摸到時代的脈搏。
回到招待所時，夕陽正往窗紙上潑金。
許成軍剛把東西歸置好，就聽見敲門聲，“咚咚”兩下，帶著股毛躁勁兒。
開門一看，是省報那小夥子，懷裡抱著摞報紙，額頭上全是汗。
“許同誌，可算找著你了！”
他把報紙往桌上一放，露出裡麵夾著的稿紙，“我大名馬勝利，省報記者組的。這是我表哥托我給你的。”
許成軍這才想起，從澡堂結下緣分的小夥子隻知道叫小馬，還沒問名字。
上回帶的餛飩也因為沒碰到本人，最後都進了許成軍的肚子。
他遞過搪瓷缸：“先喝水，看你跑的。”
馬勝利灌了大半缸水，抹了把嘴。
“我表哥是《合肥晚報》副刊的，叫陳建國，跟你提過。上次你那首《時間》，本來他想發，結果被林秀雅林編輯截胡了”
“林編是我表哥的老同學，在《安徽文學》當編輯，說那詩得發月刊才夠分量。”
許成軍恍然。
“我表哥讓我帶話。”
馬勝利從兜裡掏出張便條。
“他特喜歡你的詩，說要是寫散文或短篇，給晚報供稿，稿酬給你千字四塊，比新人標準高兩毛，最快8月刊就能上。”
“哦對了，詩歌也要！”
許成軍看著便條上的字跡，筆鋒很硬。
上麵寫了《合肥晚報》的通訊地址和邀稿的客氣話。
他撓了撓頭，笑了：“替我謝謝你表哥，不過最近得忙改稿會，怕是沒時間。”
“改稿會？《安徽文學》明天要開的那個？”
馬勝利眼睛亮了，“許哥你還在這發了稿子！”
“你這記者，消息夠靈的。”
“嘿！記者嘛！都一個圈子！看您寫的詩就知道您一定是有名的大作家！”
許成軍忙不迭擺手，“處女作都沒刊發，‘新人’都得說是‘親人’。”
馬勝利樂得直搓手，臨走時又想起什麼。
“對了，我表哥說，《時間》那首詩，他本來寫了個編者按，說‘泥土裡長出來的哲思’。”
許成軍心裡給他表哥樹個大拇指，有眼光！
他關上門，見窗台上的糖葫蘆簽子還在，夕陽把影子拉得老長。
夜漸深時，許成軍坐在桌前，攤開稿紙。
白天聽到的“傻子瓜子”和“秤的準星”在腦子裡轉圈。
他想寫一篇關於改革的故事，寄托在那幾顆瓜子的味道裡！
就從年廣九開始寫吧！
他筆尖一頓，寫下標題：《稱星照春風》。
“春風是1979年的風。它吹過淮河路的青石板，掀動國營商店褪色的門簾，也吹軟了老周藍布圍裙上的褶皺。這風裡有陌生的氣息：秤盤上的零碎、個體戶營業執照上的紅章，還有人們攥著零錢時眼裡漸漸亮起的光。
“當老周把新換的藍布攤開，‘為人民服務’五個字在陽光下舒展時，秤星與春風撞了個滿懷。那不是驚天動地的碰撞，是青石板上瓜子殼滾動的輕響，是秤盤跳動的微光，是小人物在時代的轉捩點上，用最實在的日子，稱出了一個春天的重量。”
許成軍沒有用年廣九的真實人物和真實故事，做了隱晦的處理。
“他的瓜子攤有三絕。一是炒貨時放的冰糖，彆家都用綿白糖，他偏說冰糖炒出來‘帶股子清甜味’；二是那杆秤，秤星比彆家密三倍，稱東西時總要把秤砣往外溜半格；最招搖的是個硬紙板牌子，歪歪扭扭寫著‘買二兩送半兩’，被工商所的人撕過三次，每次老周都連夜糊個新的，漿糊裡摻著南瓜瓤，粘在竹筐上格外牢。”
可能是春風帶動了文思，兩三千字的短篇兩個時辰的功夫完成了從寫到修。
許成軍把稿紙疊好。
“夜風掠過秤盤，秤星在月光下閃著細碎的光，像撒了把剛發芽的種子。”
這故事適合《合肥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