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20世紀或者21世紀的作家聽到這個問題，一定會先驚訝地瞪圓了眼睛，然後忍不住笑出來。
一個作家對筆下的角色“憐憫”與否，以及從其中推斷其是否具有“人道主義精神”，這在後世的作家眼裡看來這種質疑簡直是天方夜譚、荒謬至極。
但是在19世紀，從對作品的道德取向批判，延伸到對作者本人的道德觀批判，卻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
被認為“道德敗壞”的作家，是會被法庭起訴，輕者會罰款，嚴重的甚至要坐牢的。
波德萊爾的《惡之花》出版以後，因為“有傷風化”的罪名，被法庭處以三百法郎的罰款，並勒令從詩集中刪除六首主要的詩，當時的法國文壇隻有極少數人站在波德萊爾這邊。
莫泊桑也惹上過類似的官司——他曾經在《現代與自然主義者雜誌》上發表詩歌《一位少女》，內容大概是：
【我在尋找，在故事裡尋找……我在尋找一位少女。一位也許身體尚自由，但靈魂已被束縛的少女，被誓言、諾言或口頭承諾所係。一位高貴的少女，受過良好教育，驕傲、自尊……一個男人能對她說：“你是我的！”的那種少女。】
通篇沒有語涉猥褻，但還是被埃塘泊法庭認為該詩有傷風化，準備將莫泊桑送上了被告席。
後來經過老師福樓拜的斡旋，以及一眾作家動用人脈和輿論，才讓他免受牢獄之災。
所以加斯東·布瓦謝教授的質問其實頗為尖銳，算是直接切入了《老衛兵》這篇小說的核心。
萊昂納爾當然不可以直白地將20世紀才有的那些文學理論照搬過來，什麼“旁觀者”“消息體”“作者已死”，那隻會激怒眼前這些19世紀的學者，讓他們判定自己是個狂徒。
萊昂納爾沒有回避與加斯東·布瓦謝教授的對視，然後也站起身來，開口回答：“尊敬的布瓦謝教授，感謝您對視角的關注。但恰恰相反，我認為這種‘小夥計’的視角，是通向最深切憐憫的路徑。
憐憫，布瓦謝教授，並非總以淚水或呐喊的形式出現，有時，它隱藏在一種被社會氛圍所塑造的‘無知’之下。”
這句話引起了一小陣議論，雨果顯然也被這句精辟的陳述驚訝到了。
他剛剛也看完了《老衛兵》，對如此傑作是否是眼前這個年輕人所寫同樣產生了疑惑。
但是萊昂納爾這句話就讓他相信了大半。
萊昂納爾年輕、清亮的聲音回蕩在這座古老建築穹頂高聳的廳堂之中：“小夥計，也就是小說中的‘我’並非天生冷漠，他是那個酒館世界、那個等級森嚴社會的產物。
他的麻木，折射的是社會的普遍冷漠。所以我要讓他‘看見’而不‘理解’，‘記錄’而不‘評判’。
隻有這樣，讀者才能自己去填補那巨大的情感空白——去感受那看似‘冷酷’的敘述之下，老衛兵尊嚴被一次次踐踏的無聲嘶喊，以及看客們笑聲中的殘忍。”
“看客？”這個詞語萊昂納爾說出來後，立刻引起了關注，就連淵博的加斯東·布瓦謝教授都愣了一下神，開始下意識思索這個詞彙的內涵。
一時間，他竟然在恢宏的法國文學世界，甚至整個歐洲文學世界裡，都找不到更準確或者更深刻的對應作品與形象。
但這並不意味著「看客」就不存在——相反，“他們”普遍存在於法國人當中，“他們”不是某一個具體的人，而是一種對生活中的悲劇冷眼旁觀、冷漠麻木的態度。
法國或者其他歐洲國家的作家多數都沉浸在宏大敘事當中，從來沒有將這種人搬上文學舞台。
萊昂納爾卻在他的《老衛兵》中做到了——此刻，加斯東·布瓦謝教授對萊昂納爾的懷疑已經基本消除。
如果不是作品的創作者，根本無法把這個問題答到如此圓滿的程度。
但萊昂納爾的回答並沒有結束：“這種‘非人性化’的呈現，本身就是對吞噬人性、遺忘英雄的社會的最大控訴。
我所憐憫的對象，不僅是老衛兵，更是那讓小說中的‘我’變得麻木的、源於整個社會的精神荒漠。
文學的人道主義，難道不是更應該揭示這種‘集體無意識’的殘酷，而非僅僅提供一個廉價的、煽情的同情者視角嗎？”
“集體無意識？”加斯東·布瓦謝教授再次陷入到對這個詞彙的思索當中，覺得自己腦漿都要沸騰了。
然後他就發現這個詞彙和「看客」一樣，極其精確地從心理層麵描摹了人在社會環境中，不加思索跟隨大眾表達情緒的行為。
這同樣也是法國或者歐洲文學過去未曾涉及到的領域——「自然主義」將人的一切心理、行為的動機都歸於遺傳病的影響，左拉甚至要寫一部《盧貢·馬卡爾家族》來詮釋這種理念。
某種程度上，包括加斯東·布瓦謝、伊波利特·泰納在內，大部分索邦的教授都是「自然主義」的信徒。
這與1871年普法戰爭，法國大敗以後社會的整體反思有關——法國人普遍認為戰敗是因為法蘭西的社會文化不夠講“科學”，太過於“感性”，太崇尚“藝術”。
簡單講，就是嫌法國“文科生”太多！
所以法國社會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講科學、懂理工”運動，許多大名鼎鼎的文學家、藝術家，都被驅逐出了大學校園，索邦甚至一度考慮要不要關閉文學院。
在這種氛圍下，無論是文學、繪畫還是音樂，都開始尋找自己的“科學依據”，基於病理學、遺傳學、心理學的「自然主義」就成了大家的救命稻草。
但是萊昂納爾嘴裡一個「集體無意識」，卻像是有魔力一般，輕輕晃動了一下加斯東·布瓦謝和在座其他教授心裡的「自然主義」高塔。
《老衛兵》的篇幅太精煉、簡短，還不足以讓他們充分領教「看客」「集體無意識」一表一裡的深刻，卻已經讓他們內心受到了不小的震動。
僅僅是一個問題的攻防，加斯東·布瓦謝教授就覺得這場問詢，不再是對萊昂納爾·索雷爾的考驗，而成了這個年輕人躍上曆史舞台的契機。
萊昂納爾內心也在暗笑，魯迅先生的「看客」和榮格的「集體無意識」，都是他精心篩選過的名詞，誕生於20世紀早期。
這些19世紀晚期的學者們即使無法精確理解其內涵，卻能感受它們的衝擊力。
這一答，就蘊含了文學和心理學五十年發展的功力，你們接的住嗎？
就在氣氛逐漸變得微妙之際，坐在雨果左邊的保羅·雅內教授開口了：“索雷爾先生，你是我見過最善於營造‘新詞’的年輕人。
但讓我們談談結構。這篇小說幾乎沒有任何傳統意義上的‘情節’。它由一係列碎片化的場景組成：老衛兵出場，被嘲笑，與孩子互動，談論過去，最後悲慘地斷腿，無聲的死去。
沒有激烈的矛盾衝突爆發點，沒有戲劇性的高潮，似乎缺乏小說的張力。你如何解釋這種似乎違背了亞裡士多德以來戲劇性原則的敘事方式？
它是否隻是一種技巧上的懶惰或實驗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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