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著黃魚車到了縣醫院。值班人員一看這情況，二話不說就把夜班正在休息的醫生叫來了。
這是個男醫生，大概四十歲左右。他真的也是我命中的貴人。每次我命運多舛時，就會有一個好人來相救。
他一見我是非常緊急情況，瞌睡馬上就沒有了，在急症室裡，臨時做了一個手術台，讓我把手放在醫院的那種簡單的桌子上，四條腿加一個桌麵的那種。他又吩咐護士搬來一架台燈，補充亮度。然後在我手下鋪上紗布，紗布立即紅了……他馬上用止血帶紮在我的手臂上。
我與他麵對麵地坐著，他的手術開始了。
簡單地消毒後，他說：“我要打麻醉了，是局部麻醉。”
我點點頭，雖然身體虛弱，可腦子非常清晰。
誰知，一麻醉，我感覺自己在下墜，整個人變成了一個漏鬥，那點兒生命力在慢慢地從漏鬥裡流走，我開始委頓下去了，……
“醫生，我不行了……”我虛弱無力害怕地說，
那個醫生，馬上堅定而又果斷地命令值班護士：“兩針腎上腺素！”
我已經在迷糊了，人的神魂不可控製地在遊走……陪我來的那個女老師，趕快過來死命扶住我……可我的耳朵邊還是聽見了敲碎玻璃瓶的聲音……護士抓起我的右手，救命的液體流進了我的身體裡……
一會兒功夫，我好像又感覺到一種生命力的回歸，一點一點，腦子又清楚了，可以坐直身體了，呼吸均勻了……
就這麼，我似乎已經走到了奈何橋邊，卻又起死回生了……我突然覺得自己很想笑一笑，也很想說什麼……
醫生非常理解我，他開始對我說話了：“你最好不要看我在做什麼，你就聽我告訴你。”
“好的，我不看，雖然我不怕。”
“你的命真夠大的，”醫生一邊查看我的傷情，一邊說：“這個盜賊不是想來要你的命，隻是想要你的手表，對嗎？但是他的三刀隻要再偏幾分，割斷的就是動脈，你早就已經沒有命了。現在是靜脈割破，看看，也流了那麼多的血……”
我就笑了，“我是命不該絕呀！”
“你還可以笑呀！……真有你的！……不過，是應該笑，我看到你另一個命大了，控製你大拇指，食指與中指的神經沒有割斷，我找到了，如果他再多使一分力，這根筋就斷了……在這麼個深更半夜，我們沒有可能去找專門的設備，來幫你查找斷掉的筋在哪裡？你的這三個指頭就會永遠成了雞爪形，殘廢了。”
“太感謝命運了！”
“那不？你還得感謝碰巧遇到了我，一個外科醫生在值夜班……現在我要給你縫合了……為你縫這麼亂割的三刀，是多麼考驗人的本事呀！……要知道，這可不是外科醫生開刀的下刀技術，切口混亂……現在就得全憑我的手法藝術了！”醫生要護士把另一個手術包打開，然後，埋頭做起縫線的技術活了……
這個醫生出現在我的生死關頭，出色地救了我，可是，待我的手全部包紮完畢後，他已經累得隻會對著我擺擺手，就此彆過。
可是，他的形象卻一直頂天立地在我的靈魂裡，“兩針腎上腺素！”他的那句命令，也一直回響在我的心田裡，因為他，我才會活到今天，來寫寫這件事！
回到學校，我卻發現自己又成了“名人”了。天還沒有亮，“有個高安師範女老師被入室搶劫了”的新聞，已經傳遍了角角落落。好多好多的人，都跑來看我了，熟悉的，不熟悉的……但是，他們大多被警察攔在外麵。因為我的房間，自己也進不去，成了“犯罪現場”，警戒起來了。
醫務室的柯醫生來接我去她家，把我安頓在她的床上，讓我再睡一下，等會兒公安局的人要來找我。她告訴我：“老廖和幾個校長去地區開會了，三天後才能回來，這兩天你住在我這兒。他們要我好好照顧你。”
我很感動，廖校長夫婦真是太好的人了。
“我想馬上回上海。”
“回不去呢，”她又告知我：“要配合公安局調查，起碼得晚一天走。到時候，學校會派車送你的。”
我開始與三名辦案的刑警在一起了。
一行人先去了我的房間。我講述了昨晚發生的事情經過，他們記著、問著。那兩個盜賊入房的途徑，就是通過搖頭氣窗。有一個小個子的，從搖頭窗伸進頭、手臂和半個身子，夠到了門上的插銷，打開後，開鎖就容易了，那是做賊的基本功。
我真懊悔，應該可以想象得到的，之前還煞有介事（有模有樣）地查看了一圈，以為……“以為”就是最危險的信號！
房間裡到處是血，雪白的牆上有好幾道血色彩虹，床上地下，滿眼的血，有的還是一灘，不堪入目……
我拿起滿是血跡的毯子，給他們演示我去蓋住賊的那一瞬……突然，從毯子裡掉出了一個用毛巾製成的蒙麵罩……他們立即拿出袋子，小心翼翼地用鉗子夾著，放了進去，這是盜賊唯一留下的線索。這個線索說明盜賊入室是有預謀的。
完成了現場勘查，我們就一起坐在一間臨時開門，為此事騰出來的辦公室裡，警察開始辦案了。首先他們要我參與一起討論，盜賊預謀來偷什麼？因為我覺得他們第一次入室的樣子是朝著五鬥櫥上那個三用機的。隻是驚醒了我，他們才看到我手上的手表，於是突然改變了歹心，手表比三用機更好。
有個年紀輕一點的警官，可能因為看我很會提供線索似的，他就問我，“你看清楚了他的模樣嗎？”
“沒有，他把我眼睛打得睜不開了。”
“你有沒有覺得他是你認識的人？”
“什麼意思？”
“有一個體育老師，第一個到現場，會不會……”
“你說什麼？”我一下子從心裡湧起一陣劇烈的旋風……
“我聽群眾反映，他住在後麵，怎麼就是他聽到你的呼救，而住在你邊上的人都說沒有聽到。有沒有可能……”
我突然怒火攻心，對著這個警察發火了，“你不要瞎聽就瞎說，那個盜賊割我三刀，我會不知道他是不是熟人？！”
這會兒，我越說越忍無可忍，用沙啞的聲音吼叫，同時眼淚直流：“他是唯一來救我的，他第一個到達現場，或許就是他可能救我的命！你們也這麼懷疑他，那麼以後，誰還會來救人！”
他馬上不做聲了。另一個警官一直沒有開口過，這時插了一句：“不要生氣，作為群眾反映的情況，隻是問一下而已。”
我也一下子沉默了。警察叔叔說得對，他們沒有錯，而是那個反映情況的，不知道是誰，才是非常可怕的！
可是我一激動，聲音沒有了，說不出話來，人軟倒在桌子上，於是，他們就讓我先去休息了。
我回不了自己的房間，還是去了柯醫生家，坐在她家的簡單的沙發上歇一會兒。此時，零零落落，不斷有朋友和沒有回家過暑假的老師來看望我。
他們說我命大，這種情況下能把命撿回來了；有人說我勇敢，與那個盜賊搏鬥了，叫喊了，嚇走了他；也有人說是那塊表救了我，不然，盜賊要拿走三用機，你去搶奪的話，或許就犧牲了。有朋友說笑話：你怎麼可以叫“救命”？應該叫“救火”，那樣才會把人都叫出來！我苦笑笑，是呀，救命，是你個人的事，救火，那才是與他人有共同利益關係的。
楊主任跑來了，他臉上並不好看，問我三用機在哪兒，我說放在餘老師那兒了。他說有個誰要用，就準備去取，回頭一句話，把我又給重重地氣了一下：“如果三用機被偷走了，你就得賠！”沒有給他送“大前門”，居然他會如此恨我？！他的愛憎分明也實在太“分明”了吧？！
柯醫生中午給我燒了豬肝湯和大排骨讓我吃了，還吩咐我趕快睡一會兒。世上的各種人，關鍵時候不用去分辨好呀歹呀，我心裡很快都體會出來，並分門彆類地裝在記憶裡了。
下午，警察又來了，要我去警局，說是抓到了一高一矮兩個作案的嫌疑犯。他們知道我走不動，就開來一輛摩托車，旁邊附加一隻小船的那種。我第一次坐在小船裡，警燈忽閃，警笛長鳴，不由得也覺得生出了三分的豪氣。
到了警局，他們告訴我，在接到我這個案件之後，又接到了錦河上一個船家的報案，有人摸上船來偷東西。可船家不是好惹的，一下子就扭住了他們，送來了公安局。
是不是同一夥的？是不是就是對我下手的盜賊，又去接著作案？警察們要我仔細認認。
我躲在玻璃窗後偷眼望了一下，一高一矮，……，不行，我馬上渾身顫抖起來，本來就啞了的聲音更是抖得吐不出一個像樣的音來，“是，是，”我一邊點頭，一邊逃走，像看到恐怖的鬼一樣，又幾乎回到了那個驚心動魄的晚上……人要癱軟下去了，彆說我怎麼這麼膽小，一隻驚弓之鳥，安全感一點也沒有了，而且傷勢嚴重，已經讓我渾身無力，我忘了周圍都是警察，隻想歇斯底裡地叫“來人呀！”
警察見我這樣，就扶我到另一間會議室去休息，還給我倒了杯水。我好不容易回過神來。他們又要我再去確認一下，我卻死命咬住，就是他們，不願再去看一眼了。警察們很想可以立即破案，其實我是更想快快把壞人抓住，可是，現在的我，實在身體與心神都極度虛弱了。我倒在桌子上，看上去也根本成不了一個勇敢的警察助手了。
晚上，我躺在柯醫生旁邊，不過我根本不能入睡，隻要剛眯起眼睛，就好像有一高一矮兩個人影進來了……我馬上驚恐萬狀地睜大眼睛……
在這種情況下，警察叔叔們隻好說讓我回去吧。後來聽說，由於我的瞎指認，把警察們忙乎了三天，才發現此“一高一矮”非那“一高一矮”，他們連高安師範的大門朝哪裡都不知道。這是兩個小偷，有作案動機，卻犯罪未遂，三天後放了。
這種案件，放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不要說探頭到處都是，就是憑那個蒙麵罩，dna一查一個準，還用得著來要我協助破案？而我也卻太不是一個英雄了。
蔡的二哥也來送我們，我與李子一起上了火車。我一直不敢與周圍旅客聊天，沉默地熬了一個晚上，終於，在一大早，看到了爸媽和蔡。
激動呀！可是我來不及哭，忙著搬行李，抱下李子。媽媽對著我隻有一句話：“活著回來就好。”蔡說：“明天下了班，我就來看你。”
回到家裡，父母與兩個弟弟都圍著我坐，一邊看我喝著雞湯，吃著清蒸魚，一邊迫不及待地要聽我說說怎麼回事。
我也顧不上去睡一會兒，“奇遇記”的故事已經在心裡呆不住了，就嘶啞著嗓子，把怎麼遭遇“蒙麵大盜”，如何“搏鬥”的情節拿出來，先講了一遍給他們聽。我發現父母是提心吊膽地聽著，可弟弟們卻像聽評書，津津有味。
自此，一連三周，我都是白天做一個“英雄”，給每天來看我的鄰居、朋友和親戚們“演講”；晚上卻得了“恐懼症”，縮在媽媽的邊上睡，還一再會驚醒，幻影幻覺厲害，那個“一高一矮”依舊在錯亂我的神經，我隻好成了一個膽小鬼，做了“狗熊”而已。
蔡每天下班都會來。他現在實惠了，買了一輛自行車，騎來騎去。早上八點上班，下午四點半就下班，這段時間他顧不上做積極分子，拎著大包小包的吃食，先來安慰我了。
媽媽讓我們“躲”在裡麵一間臥室去，就不用出去“壓”馬路了。
“你媽媽‘懂勁’格。”他說。
“啥格叫‘懂經？’”我不解地問。
“就是……”他突然發現我語言已經落後了，在上海幾個月，他開始融入了“海派”；就是走進了正在開放的環境裡了。
不過，他隻是一笑而過。因為有一件頭等大事是急著要給我看的，他得了“新長征突擊手”的獎狀，那是儀表局發的。他說本來可以送到市裡去，但是，儀表局覺得他剛進廠，還是應該讓給老工人。
我已經很高興了，這是我們在為今後有機會可以調在一起努力鋪路的第一塊“石頭”，儘管這條路崎嶇曲折，溝壑交錯。
“我差點兒手就殘廢了……”我有點後怕地告訴他，
他倒是毫不猶豫地回答：“怕什麼，我不是突擊手嗎？就是因為手快，讓我來照顧你！”他又接著說：“還有，我已經說服了家裡，同意了我們的婚事。”
我高興地又說又笑，“碰到這件倒黴透頂的事，卻帶來了一個好處，我媽媽寫信去為我請假，學校準許我下學期在上海休養呢。”
“太好了，”蔡說，“我們可以一起好好準備一下了。”
我告訴他，我對這件事最不開心的是：當時就住在旁邊的人沒有來救我，還要汙蔑來救我的人。
他聽了，沒有順著我，而是不緊不慢地給了我許多為他人做解釋的話，就是這些解釋，讓我真的感覺到心寬了，有了一種徹底的釋懷。
他分析說：羅校長不是說他喝醉了，所以沒有聽見嗎？那天沒有及時出來，應該是他的妻子有點兒私心，一個農村婦女，沒有高境界很正常的。羅校長後來還為你安排了車子了，這就夠了，你心裡的那塊壘石要早早放下。
“還有那個電工，”他說：“我認識他。你知道他是怎麼調到高師的嗎？”
“不知道。但是，他裝傻，他就住在旁邊，應該他是第一個聽到的。”
“不要隨便怪人哦，自己已經沒有事了，就原諒那些人吧，他們也是無辜的。隻有自己的心裡沒有了疙瘩，才會活得開心呢。”蔡給我說起了那個電工的故事。
他原來是八井煤礦的工人。兩年前的一天，他們是八個工人一組，在一個工作麵上乾活。他正好想去解手，剛離開的一瞬間，突然瓦斯爆炸，他們工作麵上另外七個工友全部被活埋了，他雖然被炸昏，但沒有埋進去，更幸運的是另一個工作麵的人，發現了他，並把他背出去了。他逃是逃過了那個劫難，可也差點兒變瘋了，托了親戚朋友幫助，好不容易調到高師的。他心裡的恐懼感還沒有消除呢。如果設身處地想一下，現在你也有恐懼症，彆人在叫救命，你會怎麼樣？
我強詞奪理地說了一句：“我會敲木撞牆，一起呼叫‘救命’。”但是，心裡的褶皺已經被他撫平了，而且，我也算是明白，我為啥會喜歡他這個“白丁”了：對彆人的理解，對自己的承諾，他都很有讓我欣賞的一麵呢。
中山醫院的外科治療室，我去了好幾次，消毒換藥，查看傷勢。我這才知道，我這種刀傷，醫院是要報警的，會登記在冊。
上海的外科醫生看了我傷口的縫合，無不稱讚，一個小縣城的醫生，居然有如此高超的技術！我也不由得常會想起那個救我命的醫生，還有他說的話，“你命大，碰到了我！”
醫生要我“間隔拆線”，我不懂，醫生還給我耐心解釋：你這種傷口，一次性拆了線怕會裂開，要分兩次拆……
世上好人真多，不經過一難，哪裡知道到處都有愛心呀？認識的，不認識的“愛心”們，也在慢慢治療我遺留的恐懼症。
爸爸等我線拆了，才告訴我家裡的一個打算。兩個弟弟都要結婚了。
大弟弟已經頂替父親進了上醫，分在放射醫學研究所。他考進了上醫的夜大學，學習的專業是醫療器械。他們已經有了成家的基礎。
小弟弟還在南站，開鏟車，日夜倒班，很辛苦。女朋友也在南站工作。他與大弟弟一樣考了上醫的夜校，專業是“遺傳學”。
可是，現在我家的房子是舊式的，很難當成新房。於是由父親向上醫申請換房。那時候是沒有房屋買賣的，房子也很少，但是老少無欺，都是由組織上來評定。
我父親說了一個故事，讓我刻骨銘心。那是發生在1969年我去插隊後的事。在那個動亂不堪的年代，父親奇怪地當了上醫“牛鬼蛇神”的大隊長。他每天要“管理”好多好多被dadao的老領導。他小心地處處地照顧著他們。有一次，來了一個不太熟悉的紅衛兵，氣勢洶洶，肆意要找一個姓劉的老處長的岔子。那天，也正巧，劉處長發燒，父親就安排他整理一下宣傳小冊子，可以坐著乾活，還不時能偷著睡一會兒。卻被那個紅衛兵看到了。他一把揪起那個處長就要鬥他，還吼叫著要他去掃廁所。父親衝過去解釋，說是他安排的，並答應那個紅衛兵，自己去掃廁所。那個蠻不講理的“兵”，見爸爸擋住了他的事，就論起大巴掌狠狠地抽打了我父親一記耳光，我父親滿嘴鮮血，頭暈耳鳴，兩眼一黑，差點跌倒在地……（彆看隻是一記耳光，打得不巧，父親從此犯下了頭暈的後遺症。）
但是，也是這一記耳光，為老處長更不可設想的後果，擔待了過去。現在，這位老處長恢複了原職，正好是他在負責分房。於是，申請得到了他的支持。可剩下的隻有兩套，要麼五樓，要麼一樓。我們就選擇了五樓。
新房的麵積並沒有增大，三間房，沒有廳，廚房衛生間也不大。隻好湊合。一間十六平帶陽台的，爸媽加我擠一擠，一間朝南的十四平，給大弟弟做婚房，小弟弟隻好住在後麵的九個平米的北屋。後來就把他的新房建在這個小屋裡。
我們那時候年輕人的婚事，都是因為感情好，才走在一起的。如果要以房子來作為結婚條件的話，特彆在上海，那就沒有幾個人能結婚的了。
我們搬家了，大弟弟也結婚了。
媽媽問我，你們準備好了嗎？蔡過了一天，就拿著戶口本來，他悄悄告訴我，是他偷出來的，我們趕快去登記。我有點不明白，為啥要偷？他父母還是不同意？
他答非所問：“我打聽了，結婚是在民政局登記的。”說著就拉著我去了那兒。
結果，民政局的人問：“你們單位的介紹信呢？”我們被問傻了，隻好回轉來。
他的介紹信一下子就開好了，因此，他的父母也就知道了他偷戶口本的事。接著，他與父母開始深一步地交談，這次是“硬碰硬”地談，談了許多具體的問題。
他把我在江西對他的好，一樁一樁地說給父母聽：我是怎麼去大城找他，並同意了三年以後結婚的；怎麼把自己的東西都給了他去做人情；還怎麼樣地辛苦為李子斷奶……感動是感動的，但是，他們這麼小的家，而我的家也沒有空餘的地方，怎麼樣可以結這個婚呢？
他家一棟小樓，上麵兩個房間，一間南北通透，已經是他大哥的新房。還有一間小的，九平米，朝北一扇窗對著永嘉路，朝南的窗對著樓梯，東窗對著隔壁一棟三層樓的樓梯窗，就這個小間，原本是他父母與兩個妹妹住著。他回上海後，一直睡在樓梯上麵的閣板上。下麵一個大通間，連著廚房一起。外麵還有一個作為進出的窄長的通道。
他們商量了很久，才最後定下來了，樓上小房間收拾出來，給我們做新房。樓下用一隻大櫥，一隻單門立櫃，還有兩隻床頭櫃疊起來，形成一道牆，在樓下通間裡麵，被隔出來了一間，再在上麵用兩副鋪板搭一個閣樓。他的媽媽與兩個妹妹睡在閣樓上，下麵放一張床，他爸爸與李子睡。這個搭建的任務，就交給了他很有手上功夫的二哥。他二哥與二嫂回上海來幫忙了。
這個計劃讓我與蔡高興得不得了，我們終於有了一間新房！要知道，我那時候真的沒有敢想過，隻要在什麼地方簾子一拉，權當婚房，我也不會作聲的。現在有了這麼一個小房間，管它怎麼樣，裝得下兩顆真誠的心就可以了。
我這邊，趕緊寫了一封信給學校辦公室，希望能開出證明。雖然學校拖了好久才開出來，但是，還是開了。過後才聽說，因為學校的領導大調動，廖校長與柯醫生調去了宜春，那個張主任也調走了。
很意外的是，七九屆文藝一班的司同學這時來看我，告訴了我一個也是意外的事情。他因為家庭有困難，他上麵幾個哥哥姐姐都去支邊的支邊，三線廠的三線廠，一個都沒有留在家裡，現在父母年紀大了，沒有人照顧，他家便申請到了讓他回上海的指標。想不到，他的批準了的申請被人先利用了，那個人倒是回了上海，他卻回不來了。於是，他向地區教育局再三請求，希望他們可以幫助他。可是，他與局長之間沒有溝通成功，言辭激烈地碰撞起來，一氣之下，他坐在教育局門口，開始絕食。並且一直堅持了好幾天，眼看事態越來越嚴重，高安師範派老師來勸解他，好不容易，才把他勸走了。
他心情沉重，我也心情沉重，知青已經在大批地回上海了，但是，依然有許多被掉在了“坑”裡，回家之路艱難而沒有方向，我們都是屬於難以自拔的一族！
我告訴他我受傷的事，他們班的畢業分配事宜都交給邢大隆老師辦了。不曾想，這個插曲，後來會演變出來了一個糟糕的尾巴。
我們家為了省錢，也為了蔡家的經濟拮據，我與小弟弟一起辦婚宴的。那是1980年的元旦。
小弟媳的嫁妝用小型麵包車裝來的，她的許許多多讓人耀花了眼睛的東西，吸引了好多鄰居來觀望。我的嫁妝是蔡與我一起，裝在黃魚車上拉去新房的。媽媽隻是給了我一包長生果與紅棗，要我到處放滿，不要有空罐子。
我把這次回來，才最後完成的毛衣給了蔡，他二話不說就套上，這件“溫暖牌”也就成了他新郎官的服裝了。我的新婚服裝是媽媽給我挑選的老式的駱駝毛的棉襖。
在婚宴上，我小弟弟西裝筆挺，英俊瀟灑，我小弟媳綾羅綢緞，珠光寶氣，來賓全被他們吸引過去，早忘了還有我們一對新人。
我舅舅記起來了，他突然大聲地提請大家注意，說：“建華也是新娘子，但是，她是一個黨員式的新娘子，簡樸是美德。”
我燦爛地笑了，舅舅的話為那時候還在刻苦尋路，囊中羞澀的知青，蓋上了最精彩的一塊“遮羞布”。但是，後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發現，這塊“遮羞布”變了性質了，我真想告訴大家，我們那個年代多麼珍惜這塊“布”呀！
我的爸媽在完成了這些事後，從還剩下的錢裡麵，特地拿出來了八百元，偷偷給了我。因為蔡買了一架兩百元的播放機後，窗簾也買不起了。我用紙貼在玻璃上。媽媽差點兒眼淚掉下來，說：“我的女兒，我要一樣對待。”
我來到了蔡家生活。
我是以一個“外地人”的身份，走進他家的。即便進了的是“寒門”，可還得低人三分。等蔡的婚假結束、他去上班後，我實實在在地體會出來了，“外地人”意味著什麼？
他的父母雖然同意了這門婚事，也是為了兒子，讓出了房間，自此他一家五口人，都蜷縮在一個角落裡了。
他們當著蔡的麵，對我客客氣氣，可隻要蔡不在，他們就都翻臉了，對我愛理不理，哪怕吃飯吃東西也不來叫我，我成了這個家的“透明人”了。
那時候，我的手正在長神經，哪怕對著皮膚吹一口氣都是痛的，更不要說浸冷水了。蔡很懂我，所以他每天下班回來，忙上忙下，為我燒飯做菜洗衣服。這麼一來，弄得他的家人對我更加惱火，一個女人，整天看書有什麼用？兒子八小時上班，回家還要這麼辛苦地來照顧她！他的家人也就看著我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她母親恨得就剩沒有出口罵人。
他家的房子是依在隔壁洋樓旁邊另外建造的小樓，沒有廁所。之前，有扇小門可以通到隔壁去如廁的。但是，那座洋樓歸了環衛所，成了辦公樓，於是，不再允許居民進出。沒有廁所就成了蔡家最麻煩的事。好在我是個“外地人”，這點兒苦吃得起，還不就是天天倒痰盂罐？隻是不習慣在永嘉路上，一個上海的“上隻角”，端個痰盂跑幾十米遠的地方。我感覺一路上都是異樣的目光，如芒針刺背。於是，我常會放在晚上去倒。如果蔡回來了，他就幫著我去倒，這又增加了他媽媽對我的不滿，老是嘀咕兒子，太寵著我了。可我，一到晚上，我與他兩個頭放在一個枕頭上時，我就開始對著他嘀嘀咕咕，說他爸媽對我處處冷眼。
他的“三夾板”做得真不容易，一聲不響，埋頭苦乾，幫我做了事，再幫父母做事，他家的馬桶成了他的任務了。還要照顧小李子。他就這麼用無怨無悔的付出，來減少家裡的摩擦。
我看著他每天默不作聲地辛苦乾活兒，就學著把怨言吞下肚子去了。
他呢？還是懂我，說著父母的不容易，也說著我的忍耐的不容易。
什麼是婚姻的幸福，我琢磨過，因為在物資上，我要什麼沒什麼，在精神上，我也是被冷漠的那個，那麼，我得到了什麼呢？
“他懂我，”這是一個非常無價的財富，“他為我常拂心塵，”就是我的另一種精神上的受益。有了這些，我的婚姻沒有成為“愛情的墳墓”，因為“懂”，我們最淳樸的感情一直在暢流中。
好像這種“懂”，放在那時的社會上，也一樣可以“流通”。他們單位的工會在春節前，評他本年度先進個人，事跡就是：沒有將外地女友拋棄。
這種自我修煉來的“幸福生活”，也過得飛快。又一個學期要開始了。
但是，我們與所有新婚夫婦一樣，如膠似漆，怎麼舍得分離呢？於是，我又寫信去請假了。我問了“破案”的進度，並陳述了自己的傷勢依然處在不能自理的階段，也強調了精神上的不能解脫……言下之意……
還好，學校新校長剛進校，一切待興。而且，校長們還是對我十分同情，這事他們有責任的。公安局那兒也沒有新的進展情況。於是，校方又一次批準了我的帶薪請假。媽媽是一再感謝我們學校的寬宏大量，“你們的領導真是好人呀！”。
然而，我知道這種求來的一時平靜，一時的團聚，對我們來說，根本不是長遠之計，我們必須要付出努力，來實現我們可以永遠在一起的目標。然而，怎樣努力呢？前麵一片茫然。
從學校傳來了消息，政治俞老師調回了上海。有兩個版本的傳說，一是她搞到了人才商調，二是她結婚了，開到了夫妻兩地分居的商調。這把我羨慕得不得了。引得我想入非非。還有與我同時留校的達同學，考取了研究生，也回了上海！更是讓我“四望起遐思，奔哪卻不知。”
不知道是誰提醒了我，我就吵著一定要去上海市府信訪辦，去找大領導幫忙，給我一個商調的名額吧。於是，大家拗不過我，蔡和媽媽陪我去的。
市府信訪辦一位同誌接待了我。
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看到親切和藹的他，就隻想把自己心裡的渴望、委屈與不甘都說出來，絮絮叨叨，居然說個沒完。
他起先是坐著聽，後來就站起來走著聽，再後來，眼睛望著窗外聽……我終於沒有話可以再說了，他才回到桌子前，對我依然臉帶公事公辦的專業笑容，說：“你不就是想調回上海嗎？”
我覺得他太思路清晰，直奔主題而忽視了我表達的許多情感，心裡有點迷茫起來，但沒有任何理由不點頭呀，於是，我默然地點點頭，卻暗自覺得，我的話已經被他擱淺了，估計不會有下文了。
果然，他說：“這兒是沒有任何商調名額的，如果你們已經結婚，就可以向你丈夫所在單位申請。”
我們一行人懷著極大的希望來，這會兒失望地打道回府。但是，我與蔡和媽媽的感受是不同的。
媽媽說這位接待員是個了不起的人物，能夠那麼耐心地聽我說廢話，然後一語道破天機，他以後一定在仕途上大有前程。而蔡卻抱怨了我幾句：“你說了那麼多自己的想法，一句也沒有在點子上。”
誰也猜不到，我卻是有個非常稀奇古怪的感覺：為什麼我會如此喋喋不休？為什麼我會如此地虔誠？這是不是與佛教的信徒有點相同？在菩薩麵前，祈禱著的人，一定與我是一樣的……傻乎乎地許著願，癡呆呆地還著願……，不管你嘮叨多少，菩薩就是不開口，如此，信徒們反而絡繹不絕地來，說呀說呀……究竟芸芸眾生是為了什麼呢？圖個保佑？許願成功？還就是為了吐出心結，把心平靜下來？
我一路走一路想：如果哪一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菩薩，一旦開口告訴了你真相的話……，信徒們就會與我現在一樣了，反而沮喪落魄，沒有了方向……，多奇怪的感受！
比我實際得多的蔡，馬上到單位裡去問詢和登記了。他回來告訴我一個消息，不知道這算是什麼樣的信息，好？還是不好？
他們工廠有夫妻分居的商調名額，有時一年一個名額，有時三年才一個。現在他們廠有一個已經排隊八年的老工人，還沒有解決呢。我們的商調隻好登記在最後。
這個消息，讓我忍也忍不住地流了半天的淚。
不是還有一條路嗎？考研究生？我也想去試試，但是，怎麼去考呢？達同學的導師是他父親的朋友。而我，連門與路在哪都不知道。
媽媽有辦法，她說找舅舅幫忙。
舅舅說：“好，人是要憑自己的誌氣和努力！”沒有兩天，他介紹了一個人，是華東師範大學教務處的一個乾部。
這個老師很熱情，告訴我：今年他們有一個考研的學科，“外國教育史”沒有報滿，他可以以同等學曆幫我報考。但是，時間很緊張，隻有兩個月了。要考試的科目有四個：外國教育史，世界通史，英語，與政治。
我馬上就說：“我想試試。”
為什麼我有如此的大膽，是因為我以為自己依然有一個好記性。那個時候，正處青春期的我，真有過目不忘的記性，記得，媽媽要我一個下午背出“陋室銘”，我讀三遍就背出來了。還有，在文藝班的時候，幾個人一起去看了一台節目，隻有我背出來了四個節目，其中一個是相聲《畫像》。
說是說同等學曆，可我連一本相關的書都沒有。舅舅的朋友就一方麵幫我報考，一方麵幫我借來了幾本書，兩本《外國教育史》，兩本《世界通史》，一本外國教育學者的語錄集。政治與英語讓我自己買參考書。
我還寫信去學校要求幫我出具了證明，是關於工作與學曆的證明。學校也很快給我寄來了。
於是，愣大膽的我，摩拳擦掌，想用二個月的時間來攀登學術高峰了。當時是二十三個考生，爭奪兩個名額。
我沒日沒夜地拚命投入，第一個月就完成了《外國教育史》的厚書讀薄，我的摘錄筆記有六本。不知道為什麼，我非常喜歡這門學科，讀得還是津津有味。隻是《世界通史》許許多多的年月日，我實在背不出來，我這才知道自己的記憶力，由於那件“蒙麵大盜”的事，或許是過分害怕，或許是出血過多，下降了許多。
為了外語考試，我買了一本《一千考題》的書，可政治考試沒有相關的複習資料，隻好收集報紙，摘錄一些有關的報道。
雖然我當了八年的老師，兩年的師範學校學生，但是，對教育學，教學法的專業理論學習，從來沒有接觸過。我能這麼係統地讀著外國的教育思想與曆史發展，其實意義是雙重的。直到現在，我都記得一些激動著我的內容。
比如：從遠古時期，尤其是到了古希臘時代，人們就重視對下一代的教育。教育思想體係大約有兩種，一種是“斯巴達式”的教育理念，著重於軍事化訓練，有體罰，培養吃苦精神……，還有一種是“雅典式”的，重視文學藝術，所謂的歐洲七藝，學習自然科學，發展智力，……我一看就喜歡“雅典式”的方法。我在高師做學生時，每學期要我們學生參加一個月的勞作，好像是帶有了“斯巴達式”的教育方式。
說起古希臘的先哲，柏拉圖，蘇格拉底，亞理斯多德，我本來就深深著迷。他們除了是大哲學家，也還是大教育家。
蘇格拉底的問答式教學法，讓我覺得趣味十足，不去考慮他的內容是唯心還是唯物，他的教學方式是科學的，而且培養的學生一定是思維活躍，創造性特強的。他的這種教學方法被稱為“產婆術”，一個奇怪的名字，讓人過目不忘。
在這套書裡，他們先哲中加了一個人，德謨克利特，是個無神論者，傑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原子論的創始人。在複習時，我沒有特彆重視去讀他，想不到，考試時題目中出現了他。
後麵沉悶的中世紀，讓人壓抑。文藝複興後，好幾個教育學家，特彆讓人矚目。盧梭的“自然和自由教育”，他的《艾彌爾》至今還影響歐美的兒童教育思想。十八世紀，瑞典的教育家裴斯泰洛齊，他提出老師可以像太陽一樣，照亮一教室的學生，使得普及教育成為可能。他說：智慧不是通過機械地記憶彆人的思想，而是在自己思維活動過程中發展起來的。這可是十八世紀的教育家早就告訴我們話，可惜現在我們二十一世紀的人卻不記得了，怎麼都成了標準答案的教學方式了呢？我有時候在找，這個學科的研究生去了哪兒？他為什麼沒有出來疾呼！
後來美國有一個杜威，是社會實用主義的教育家，我們的三校生與大專專科學校，是否受了他的思想的影響？
一個多月的奮鬥，我疏忽了一個生理現象，“老朋友”不見了！
對於要參加考試的我，這可不是好事，因為，我可能懷孕了。這個可憐的孩子，來得不是時候，它會害了自己，也害了我。
學校要求參加考研的考生都要體檢。那個醫生覺得我腹部有個“腫塊”，多按了幾下。於是，我開始“見紅”了。
“怎麼辦？”又是一個“怎麼辦”讓我陷入了困境。蔡與媽媽一起陪我去看醫生。醫生說這是“先兆流產”，要保胎。
我堅決不聽他們要我放棄考試的勸說。我就一邊保胎一邊學習。可是胎兒保不住了，一直流血不止。在考試前一周，我咬著牙對蔡和媽媽說，“去做掉吧！”他們又陪我去了醫院。
“做掉”一個已經三個月的胎兒，意味著什麼？歇斯底裡的痛！大汗淋漓，九死一生！
我這一次經曆的生死搏鬥，是為了去搏一次考試的機會。
吃儘了苦頭後，我躺在床上，一會兒，心情沉重地望著窗外的雲，向我那逝去的孩子道歉；一會兒，焦急地看著桌子上那一大疊書，在想，這最後一周，還得怎樣來再次拚命。
請了三天假來照顧我的蔡，一聲不吭，端來一碗肉糜粥，讓我喝了。我要他幫我，拿著書來給我讀，我用聽覺來複習……他讀著讀著，一顆一顆的淚珠滾落出來，實在讀不下去了……我就安慰他：我很好，不要緊，如果我成功了，以後還是會有孩子的……他實在說不出話來，好不容易才說出一句：“你不要去考了，身體要緊。”
“不，”我給了他一個頑強的笑臉，“我要憑著自己的奮鬥，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最後的一周，在他的幫助下，我又複習了一遍大概要考的內容。
考試開始了。媽媽要我回家住，每天，由大弟弟請假陪著我去考，一天考兩門，兩天完成。聽著就是兩天功夫，其實我發現自己，實在身體太虛弱……這可是個小產，手術後才一個星期，要集中考那麼高精尖的四門課，談何容易！我隻要思想一高度集中思考問題，全身就會痛，從頭頂心一直痛到腳底心，渾身上下沒有一寸不痛的。可是我堅持考完了。
在第二天全部課程結束的時候，碰到了一個年老的教授，他問我考什麼，我說考“外國教育史”，於是，他興致勃勃地與我說起了英語。我本來就是個“啞巴”英語的學生，再加上疼痛難忍，一句也聽不清楚他說了什麼，隻好看著他失望地離開了。其實，我也快撐不住了，隻想快點躺到床上去。
弟弟總是覺得我失去了一次機會，為什麼那個教授不問彆人來問我？而我卻一句話都答不出來。
折騰了我半條命的這次考試，我卻不再去奢望會有什麼結果了，讀進腦子裡的教育理念才是真正的獲取。
耿堅編審評：
本章內容敘述是在血色中展開的。
女主人公經曆了一個生死瞬間。作者沒有用“生死瞬間”詞語，但其實這就是一次生與死擦肩而過的血腥經曆。這可以從給做手術的外科醫生的說詞得到足證。盜賊的三刀幸好沒割斷動脈，否則就不用做手術了；連接大拇指、食指、中指的神經得虧沒有挑斷，否則就殘廢了。
在生死線上走過一遭的人，大抵會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從此沉淪，“生無可戀”，對生活再也激不起熱情和勇氣。再一種是“我已經死過一回了，這世間還有什麼可怕的”，越挫越勇，去跨越一個個人生關口。
女主人公是後一種人。經過歲月的沉澱，作者晚年已能用平靜的口吻丶詳儘的細節來敘述這件難以解懷的事，沒有對命運對她的不公發出什麼怨懟之言，苦痛的回憶裡沒有悲憤。尤其是，此事過後不久，又向命運發起挑戰，冒著病痛丶孕期反應丶人流苦痛，超負荷複習參與外國教育史研究生考試，這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不得不承認，女主人公是一個大寫的人，是一個經曆人生劫難後把人生看通透的人。從大曆史觀來說，苦難總是與輝煌聯結在一起的。就個人曆史的角度而言，磨難總是與生命高點聯結在一起的，不論最後研究生考取與否，女主人公都已經在人生至高點上走過一回了。
本章中，作者注重細節描寫、善於細節描寫的能耐再一次突顯出來，無論用毯子蒙住盜賊，還是小縣城裡高明的外科醫生，人物形象都極其鮮明。還有，羅校長、柯醫生、第一個衝來救助的體育老師、索賠三用機的楊主任、來慰問的各色人等、辦案的警察，蔡的善解人意不緊不慢的勸解，一個個活龍活現地在讀者麵前亮相。媽媽的一句“活著回來就好”令人淚目，同時把一個通透人生至理、充滿人生智慧的母親形象寫活了。在鋪陳主要情節的同時，把圍繞這件事的眾生態呈現出來，這是作者的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