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篇文章，題目是《大學是一個社會最後的底線》
文章寫道：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大學不僅是知識、學術的中心，還是思想的中心、追求真理的中心，是要給全社會提供示範的。
大學的獨特性決定了它不應該是一個行政機構，大學校長也不是一個普通的行政職務，一般要選擇有學術成就和道德威望的人出任。這個角色要有所承擔，有所為，有所不為，始終能在是非麵前保持自己獨立的判斷，做社會的中流砥柱，而不是隨波逐流，唯唯諾諾。
簡單地說，大學校長的首要職責就是守護基本的大學理想，或者說大學的核心價值——不斷地說出真話。
這不是什麼高調的要求，而隻是一條底線。如果連大學校長都不能講真話，不敢講真話，一個大學又如何能得到社會的信賴？
然而今天的大學，底線早已模糊。
在利益至上的推土機下，大學在規模不斷膨脹的同時，精神道德水準正日漸下滑；大學在物質化方麵的數字越來越大，大學的精神氣度、追求反而越來越小。在公眾的眼裡，昔日籠罩在大學頭上的光環已漸漸黯淡，來自大學校園的腐敗醜聞，一次次把它醜陋的一麵暴露在世人麵前。
在這樣一個現實的環境下，我們才能認識到即便是底線，在這個時代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守住的。因此，這樣一個事實上的底線行為，看上去也成了高標的要求，乃至成了英雄般的行為。
在中國一百多年的大學史上，大學校長保持知識的自信和道德的自信，忠實於大學的核心價值，對不合理的政策、命令說“不”，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的先例。
蔡元培做北京大學校長時，曾屢次以辭職等方式向北洋軍閥政府說“不”。1923年1月那次辭職，他曾在上海《申報》發表了一篇《關於不合作宣言》，宣言中引用《易傳》的話：“小人知進而不知退”——在他看來，退並不是單純的消極的舉動，“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努力”。
氣象學家竺可楨做浙江大學校長時，國民黨當局多次要求他開除左派學生，他總是斷然拒絕，理由很簡單：“此種政策與浙大作風大不相似，不能施行。”
植物學家胡先驌抗戰期間在江西做中正大學校長，可以不執行蔣介石的“手諭”，敢於拒絕蔣經國遷校的要求。
在已經消失的那個時代，在進、退之間，他們隻秉承良心的準則，無須考慮自己的利益得失。隻講是非，不問利害，這是他們作為大學校長的底線。這樣的大學、這樣的校長給整個社會提供了道德的表率——社會敬重大學，不光是因為大學傳承高深知識，造就專門人才，更重要的是大學有道德上的承擔。
竺可楨曾說：“亂世道德墮落，曆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學猶之海上之燈塔，吾人不能於此時降落道德之標準也。”
或者有人會說，時代不同了，要現在的大學、大學校長成為社會道德重心，太書生氣了。誠然，以蔡元培他們的高標準來要求，這是不現實的。但是，今日的大學校長隻要主觀上有這個意願，而不是什麼時候都順從上司的意誌，對任何行政性的安排一概采取迎合的姿態，想守住最後的底線，保有一點說“不”的能力，並非是不可能的。
大學的現狀不容樂觀，乃是因為眾人緘口；如果眾口喧騰，尤其大學校長都能向先賢看齊，至少守住一條基本的底線，多說真話，敢說真話，那麼整個大學的生態就會逐漸改變，大學也就可以重新為自己贏得尊嚴。
蔡元培曾說：“要有良好的社會，必先有良好的個人；要有良好的個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如今，我們或許可以加一句：要有良好的教育，必先有良好的大學；要有良好的大學，就要先有良好的大學校長。
說真話，是大學校長的底線。當下，能守住這條底線的校長已非常罕見。然而，在民國時期的大學校長們，不僅守住了這條底線，更以他們的靈魂和骨氣捍衛了大學的尊嚴，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其中四人尤其值得稱道，他們四人不僅是一所大學之校長，更是深刻影響了那個時代的思想者，他們是——
◎ 蔡元培：他踐行以培養健全人格為目的的教育，秉持“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賦予北大新靈魂，而且激勵了全國青年。美國哲學家杜威說：牛津、劍橋、哈佛等校長中，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以一校長身份，能領導一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起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找不出第二個人。
◎司徒雷登：沒有他就沒有燕京大學。從零到一，從無到有，司徒雷登自己籌錢，建成一座世界一流學府。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的校訓，認為大學的核心就是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大學就是給學生以選擇自由。他生於中國也葬於中國，一生做“中國人多於美國人”。
◎胡適：胡適1946年7月任北京大學校長，1948年離開北平。胡適溫和而堅毅，為了反對蔣介石乾涉學術自由，他曾對蔣直言：“總統，你錯了！”這樣的膽色與風骨，即使在民國也絕無僅有。史學大家唐德剛說：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
◎傅斯年：傅斯年曾任北大代理校長，抗日戰爭後的北大早已麵目全非，他“儘一切的辦法，正是非，辨忠奸”，重振了北大風氣。後任台灣大學校長，爆發學潮軍警包圍台大時，傅斯年強硬警告：“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會跟你拚命！”胡適評價傅斯年：他堅持原則決不妥協，他方正剛直，他能把正義感直接化為責任感，使伸張正義成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中國不是沒有過好的大學校長，而是人們太善於遺忘。這些民國時期的校長們，或溫和，或血氣，隻講是非，不問利害；他們秉持學術自由，守住了大學的尊嚴。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一代知識分子的靈魂與風骨——而這，正是當代社會最缺乏的。
……
做為大學的校長，固然需要較高的學識和品德，人們有理由對人中龍鳳的大學校長，提出高的要求。但是，是不是應該看到，當一個社會人人都不能說真話，或不敢說真話時，獨對大學校長提出這樣的要求，是不是太強人所難了。
畢竟，大學校長也是人，也要生活，也要養家糊口，也有自己的個人利益。
文中提到的蔡元培、司徒雷登、胡適、傅斯年這四位偉大的大學校長，差不多是舉世公認的。他們的成功，除了他們本人的個人品質和素質外，他們所在的社會，也為他們的成功，提供了可能的條件，這同樣是很重要的。
無論如何，台大是幸運的，因為他們擁有過一個偉大的校長——傅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