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東北史綱》，出版於1931年，主要講述和證明東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傅斯年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就有了撰寫《東北史綱》這一想法。在1931年10月6日，他在致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的信中提到：“弟自遼事起後，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擇此職業，無以報國。近所中擬編關於東北史事一二小冊子，勉求心之所安耳。惟丁此國難，廢業則罪過更大，隻是心沉靜不下，苦不可言。”該信中提到的“小冊子”便是後來出版的《東北史綱》。
在《東北史綱》的“卷首引語”中，傅斯年進一步闡明其兩大撰寫動機。
其一是讓國人了解東北曆史。
他寫道，中國東北問題已經幾十年了。歐洲戰爭爆發之前，日俄交戰，我為魚肉。俄國革命以後，中俄雙方在北京簽訂《中俄協定》，中俄關係發生變化。其後，日本又開始大肆侵略東北，先後提出所謂的“大陸政策”、“滿蒙生命線”，“而國人之酣夢如故也”。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又對嫩江、錦州、上海等地發起侵略。而我們的國人對東北的曆史所知甚少，所以有必要編寫這樣一部書，以普及相關曆史知識。
其二是抨擊日本史家的“滿蒙在曆史上非支那領土”等錯誤觀點。
他寫道，日本人的此類“指鹿為馬”的論說本來不值得一辯，但他們竟然將之作為向東北發動侵略的一個理由，這就不得不辯了。
1932年1月,國聯在國民黨政府的要求下,成立了以英國李頓爵士為首,美、法、意、德等國組成的“李頓國聯調查團” 。傅斯年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寫成這部著作，並同時請李濟翻譯成英文，是要完成一個非常緊迫的任務，就是給李頓調查團提供曆史根據。
正如1932年2月6日，傅斯年在給中研院院長蔡元培、總乾事楊杏佛的致電中所說：“前日本所決將擬編之《東北史略》趕於十日內成就，並應此地當局請翻成英文，須於國聯調查團到前印出。此事關係重大，年去後恐難進行，擬請院先派許先生或他位赴洛，年於十日內將書編完後即赴京、滬，此或是年此時報國最有效者。”
也正如同年3月20日在給顧維鈞的信中所寫：“敝所編輯《東北史綱》一巨冊，約於下月出版，其英文節略一小冊，今已趕印成就，特寄上二十冊，供先生及國聯諸君參閱。
傅斯年等人原計劃是寫類似於東北史一書，共分五卷,於五卷前有《卷首•引語》和《論本書用“東北”一名詞不用“滿洲”一名詞之義》。
第一卷《古代之東北》傅斯年，第二卷》隋至元末之東北》方壯猷，第三卷《明清之東北》徐中舒，第四卷《清代東北之官製及移民》蕭一山，第五卷《東北之外交》蔣廷黻。
這裡所說的是傅斯年寫的第一卷，命名為《東北史綱》。
傅斯年所著第一卷《古代之東北》,是從“自最初期至隋前”的曆史,共五章。
第一章為《渤海岸及其聯屬內地上文化之黎明》,共四節。
第一節：為“東北與中國北部在遠古為同種”。在本節內容中,最為重要者當屬傅斯年引用了我國考古工作者安特生、步達生和日本學人濱田耕作、清野謙次的論點。1921年安特生在奉天今遼寧沙鍋屯發掘一穴居留遺,“其結論雲,彼在仰韶所發見之貝環,在此奉天穴居中‘驚人的常遇到’,且在此奉天穴居之下層中並發見帶彩陶器殘片,此種陶器‘正是在河南遺址所發見用具係統中最可注意的一事也。’”安特生“作結論雲,‘此一奉天穴居之留遺,與彼一河南遺址,不特時代上大致同期,且正屬於同一的民族與文化的部類,即吾所謂仰韶文化者也。’”
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濱田耕作於1928年發掘旅順之貔子窩。後經研究指出:“吾敢謂此地大體上仍多是中國式,文化上人種上皆然也。”京都帝國大學的清野謙次,對其人骨進行了研究得出結論,曰:“總結說來,貔子窩人在許多點上與近代中國人及朝鮮人較遠,而與石器時代之仰韶村人及沙鍋屯人為近。如想到貔子窩人與近代人種的體軀的關係,吾人可說,在甚多骨骼的形質上,貔子窩人對近代人種中,獨與中國人為最近。然則此石器時代之貔子窩人,謂為與近代中國人之祖先為一事,實最可通之說也。”
運用考古成果,指出了從遠古時代開始東北與中國同宗同族。尤其是“在東北考古得如此結論者,不特為兩君安特生、步達生然,日本學人之憑證據者,亦未能立異說者”。傅斯年以考古發掘為根據,並且引用日本學者的結論來加以說明,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有力地回擊了日本人的謬論。
第二節；為“肅慎挹婁女真”。滿族是居住在我國黑龍江、鬆花江流域的古老民族。先秦到隋唐的肅慎、挹婁、勿吉、靺鞨,是其一脈相承的祖先。從遼、宋到明末,則稱為女真。在是節中傅斯年引用了大量的先秦史料,如《左傳》、《國語》、《周書》、《書序》、《尚書大傳》、《史記》、《漢書》、《論語》、《說文》、《後漢書》、《魏誌》等來證明自己的觀點。
第三節:為“朱蒙天女玄鳥諸神話”。於此,傅斯年運用神話傳說,認為“神話之比較研究,乃近代治民族分合問題者一大利器”。“中國東北曆代各部落之‘人降論’,見於《朱蒙天女》等傳說者,分析之雖成數種傳說,比較之卻是一個神話”。通過比較研究,傅斯年得出結論,說:“此一線索,真明白指示吾人,商之始業,與秦漢以來之東北部落導於一源,至少亦是文化之深切接觸與混合也。東北部落與中國曆史之為一事,由此證據,可謂得一大路也。”
第四節:為“殷商與東北”。傅斯年以兩事為證:一曰亳之地望,二曰朝鮮與箕子之故事。傅斯年認為:“以此二事,可知商之興也,自東北來,商之亡也,向東北去。商為中國信史之第一章,亦即為東北史之第一葉。就曆史之係統論,東北與中國為一體,更不待煩言然後解也。”
在本章最後,傅斯年對以上內容進行了一個簡明扼要的總結,更能夠使人清晰地了解到東北與中國之關係,具體為:
“一、近年來考古學者人類學者在中國北部及東北之努力,已證明史前時代中國北部與中國東北在人種上及文化上是一事。
“二、以神話之比較為工具,已足說明曆代之東北部族與開中國曆史之朝代有密切之關係。
“三、以殷商朝鮮肅慎等地名之核比,知在中國史之初期中,渤海兩岸是一體。四、更以諸史所記東北部族之習俗生活等,知其與所謂‘漢人’有一共同的基本成分,轉與漠北之牧族,西域之胡人,截然不同。人種的,曆史的,地理的,皆足說明東北在遠古即是中國之一體。此係近代科學尋求所供給吾等之知識,有物質之證明,非揣測之論斷。”
第二章為《燕秦漢與東北》。
首先,傅斯年列舉了關於燕秦漢與東北關係之重要史料,計有:《史記•秦始皇本紀》、《3史記4自序》、《魏略》引見《三國誌注》、《史記•朝鮮列傳》《漢書》之異文附注於下、《晉書•地理誌•樂浪郡》等。其後,通過對各種史料的分析後得出結論:
“一、周漢時之朝鮮當時之朝鮮境與今不同:當時朝鮮,北有今遼寧省之一部,南有今朝鮮境之大半,而所謂三韓者不與,初為箕子後人之國,繼為衛滿自王之地,較之南粵與中國之關係更近。
”二、燕時遼東及朝鮮之一部皆屬燕,其建置之可考者有遼東郡見《史記•匈奴傳》
“三、秦代之東北境有遼東郡,遼西郡,漁陽郡,右北平郡,皆燕時所置見《匈奴傳》,更以朝鮮屬遼東外徼。燕秦時今朝鮮西境皆臣服於中國,最南所及,已至今朝鮮京城之南。,
”四、漢興,稍向內撤守禦,‘複興遼東故塞,至浿水今朝鮮平壤城之大同江為界,屬燕。’然遼東仍為重鎮,有高廟漢高帝廟。五、漢武時,以朝鮮王右渠不恭順為借口而東伐,定其全部,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其北境之部族皆率服,其南境之三韓辰韓,馬韓,弁韓皆入貢。於是朝鮮半島與今所謂南滿及東海濱州者,皆統一於中國之治焉。”
第三章為《兩漢魏晉之東北郡縣》,論述了兩漢魏晉之時東北諸郡沿革之狀況。尤其是對於真番郡的論述,傅斯年運用了大量的史料,同時,對於前人成說進行考證,糾正其可疑之處,得出結論：
“今以考真番所在之結果,連帶證明一事,即燕秦東向已據朝鮮半島沿黃海之一大部是也。彼時箕子之朝當已夷為附屬,逮漢初,威不及遠,箕氏或更延餘緒。然中國人衛滿終有之,並以和漢之政策,兼並四鄰,而臻箕氏所不及之版圖。漢武之劃為四郡,特中國人最後之成功耳,事非創舉,遂延綿也。”
其後,附有“漢至隋東北諸郡縣沿革表”,計有遼東郡、遼西郡、遼東屬國:昌黎郡、玄菟郡、樂浪郡、帶方郡。如遼東郡,於表中先列舉了遼東郡在前漢、後漢、魏、晉、前燕、後燕、北燕、後魏、齊、隋各朝所屬各縣再附之“考釋”,依據相關史料來證明其出處及其真實性。總之,該圖表詳述了各郡沿革之變化,更加明了地體現出東北各郡與中國之關係。
第四章為《西漢魏晉之東北屬部》,分為“史料”、“分解”、“文化”、“諸部之推移”、“民族之認識”。“史料”部分則包括：一、夫餘。二、挹婁肅慎。三、高句驪和句驪。四、東沃沮、北沃沮勿吉彆附挹婁下。五、濊。六、三韓。
傅斯年認為：“漢魏晉東北屬部,嚴格言之,夫餘高句驪句驪沃沮濊貊也。更廣其義,亦可將歲時朝謁之三韓列入,挹婁則並非中國屬部,僅中國屬部夫餘之屬部耳。然如不合挹婁以統論諸部,勢感困難,故仍存之。”
因此,於本部分內容中共羅列了夫餘、挹婁肅慎、高句驪和句驪、東沃沮、北沃沮勿吉彆附挹婁下、濊和三韓幾部。對於每一部的論述中，傅斯年都引用大量史料來證明。如夫餘,所引用史料計有《後漢書》、《魏誌》、《魏略》、《晉書》等。且每種史料都是大段完整地錄入下來的。由此可以說明，漢魏晉東北各部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分解”則包括地望和族類兩部分,於族類則附有地圖。這部分內容則是對東北各屬部從地理位置和各部族源淵及發展狀況來進一步證明自己的觀點。“文化”則包括生活狀態和習俗兩部分。
通過從這兩方麵對東北各部族進行研究,得出結論：“文化最高者為濊部，其中樂浪東部之純濊民最馴良，儼然華風。其北之夫餘句驪雖長於兵革，猶不失其濊民之基本素，夫餘之若乾習俗尤與相傳之殷俗合,蓋略變於胡,亦已近於中國之故,所受之中國化或更多也。
“三韓部落文化頗低,在組織無大國及生活猶處土穴上皆簡略,然已至農業狀態。其文化之稍進步處,皆秦漢人在樂浪者影響之也。文化最低者為挹婁,仍在石器時代,處土穴中。句驪以好潔著,挹婁以不潔聞,顯非同類。至於挹婁人形似夫餘者,蓋以如此鄰近之國,易有混合,其本非一係,可斷言也。”
其後兩部分“諸部之推遷”和“民族之認識”則是依此民族部落之彆，以探其與後來的民族有何關係。
第五章為《漢晉間東北之大事》,共四節,主要是介紹了漢晉間東北地區發生的四件大事。即曹操征烏桓、公孫氏據遼東、田丘儉平高句驪、慕容廆創業遼西為了增加說服力,文中還附有石刻一。通過漢晉間發生的幾件大事,更加明了清晰地使人看到東北地區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說明了東北地區是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
總之,傅斯年《東北史綱》一書，利用大量的史料，從曆史各個時期論述了在中國曆史上，東北與中國中央政府之間有著緊密的聯係，東北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有力地回擊了日本人的謬論。
李頓調查團到中國後，傅斯年將李濟譯成英文《東北史綱》送交李頓調查團。從而使得《東北史綱》一書，成為“九•一八”事變時中國政府提供的確鑿曆史證據之一。
後來,李頓調查團在給國聯的調查報告書中寫道：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此為中國及各國共認之事實”；日本在中國東北謀取“非常權利”和“特殊地位之觀念”，限製中國主權的行施，是導致中日衝突的根源；而溥儀為首的“滿洲國政府”不過是日本人的工具罷了。
報告書公布後,世界輿論紛紛譴責日本帝國主義，要求國聯以報告書為基礎,解決中日問題。國聯作出有利於中國的評判,雖不能全歸功於《東北史綱》，但它所起的史證作用是不容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