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初，在袁世凱政府與日本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的消息傳到美國時，中國留學生們幾乎個個義憤填膺，極力主張立即對日開戰。
胡適卻寫了一封致中國留學生的公開信，直言大家是發了“愛國癲”：“在當前的條件下，對日作戰，簡直是發瘋。我們拿什麼去作戰呢？”
胡適還言辭懇切地勸同學們：“請大家不要衝動，讓我們各儘我們應有的責任，我們的責任便是讀書求學。”
自然，他的倡議受到中國同學們的激烈批評，說他”木石心腸”。
胡適在自傳裡提到，他的反戰思想源於自幼受到老子“不爭”和墨子“非攻”的思想影響。及至他到了美國，又接觸到了基督教的不抵抗主義。後來，他到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哲學，又進一步受到老師杜威的哲學思想熏陶。
在抗戰前期，胡適可以說仍然延續著這樣的思想。
“九一八”事變後，他曾以個人名義給宋子文等政府高層寫了一封信，同時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文章，闡述他的對日主張。
他主張通過外交談判解決中日危機，以儘量避免爆發全麵戰爭，理由有三點：
第一，中國的經濟、軍事力量太弱了，對日作戰絕無取勝的希望，一旦開戰，國家將會被毀滅；
第二，國內不統一，國民黨政權立足未穩，難以擔當這一場力量懸殊、以弱勝強的戰爭的主帥之職；
第三，日本還未同美、英、蘇等大國鬨僵，一旦開戰，中國不易取得國際上的支持和援助。
和16年前一樣，胡適還是堅持以他的理性來分析中日局勢：“我們怎麼能打？拿什麼去抗日？我們陸軍的訓練和裝備均甚窳劣；既無海軍，實際也沒空軍；也沒有足以支持戰爭的國防工業，我們拿什麼去抗日？這是一件悲劇。”
不得不說，胡適對抗戰前途的擔憂也不無道理。當時中國確實是“弱得不能再弱了”，連一個螺絲釘都要進口，沒有像樣的工業，卻要去麵對日本的飛機、坦克、重炮等先進裝備，再加上國內軍閥林立，常年戰亂不斷，國民政府無力掌控全局，還有國際上西方列強對日本的放縱，一旦爆發中日全麵戰爭，確實前景堪憂。
出於以上考慮，胡適主張，對日作戰時機未到，隻有與日本談判解決衝突，以便為抗戰贏得時間，積蓄力量，“隻有一個現代化的中國才能解決遠東問題”
當雙方實力懸殊過大時，是玉石俱焚還是忍辱負重，臥薪嘗膽？這從來都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
”九一八事變“後，大批青年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高喊口號，要求武裝抗日。在這樣的背景下，胡適的對日妥協主張，招致輿論的激烈批評，甚至有人說他“媚日”。
但胡適依舊不改初衷，他表示，以卵擊石並不是真的英雄，僅憑一腔熱血救不了中國，“不能昧著良心出來主張作戰”。。
和胡適不同，傅斯年是堅決主戰。
九一八事變，北平學者集會，譴責日軍侵華罪行，傅斯年即席講演，首次提出“書生何以報國”的話題。
傅斯年還在《獨立評論》和《新青年》上發表了《中日親善??!!》和《中華民國是整個的》等分析評論時局的文章，極力主張抗戰，反對妥協。
在他看來，“‘九一八’是我們有生以來最嚴重的國難，也正是近百年中東亞史上最大的一個轉關”，他甚至認為，“九一八”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是20世紀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
他說：“今日為北方大局，對倭隻有一條路，即一切都無顧忌，人人當求必死。若是後邊有退路，尚有可以商量之處，若是前不止一條路，也還有選擇之餘地，今則後麵是大海，兩邊有高牆，前麵縱是猛虎，也隻有拚上去。人生百年，總是一死，凡人皆然，而穿軍服的尤其不能忘此。”
他亦將自己作為戰鬥者的一部分，說：“我也是一個住在北平的人，打起仗來，扶老攜幼，匍匐星奔，有何好處？然而我的理智，是使我不能不如此想的！”
傅斯年還提出了對日作戰是持久戰的主張。
他說：“對倭不是抵抗一下便了事的。中國雖不能打勝日本，卻可以長久支持，支持愈久與[於]我們越有利。”
“曆史告我們，中華不是個可以滅亡的民族。”
1933年1月，日軍進攻山海關，15日傅斯年寫下《中國人做人的機會到了！》一文，其直接目的是用激將法刺激握有華北兵權的張學良轉而武力抵抗。
“現在來了這個可以雪國恥雪家恥雪自己之恥之機會了”。“中國人之不抵抗，為世界詬病，北方人之不抵抗，為全國詬病”，故在此之時，“我們若想到我們背後並無路走，而是無底深淵，雖懦夫也隻能就地抵抗的”
1933年，國民政府被迫與日本簽下《塘沽協定》時，胡適身為“低調俱樂部”成員，發表了附和政府妥協政策的軟性言論《保衛華北的重要》。
傅斯年和胡適這亦師亦友的一對，一個堅決主戰，一個在某種意義上主和，終於在這個時候爆發了衝突。
傅斯年宜稱要退出《獨立評論》，與胡適斷交。
他說：“適之是自由主義者，我是自由社會主義者。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吾更愛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