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史語所”遷入柏園僅僅半年多，即由廣州北遷故都，定址北海靜心齋。傅斯年的想法，是借助北平的曆史文化優勢，比如可供參考的圖書資料，以及環境閒適、可以自由討論的學術環境。在他眼裡，逛廠甸及東安市場等處的舊書鋪書攤淘書，去古董鋪欣賞書畫珠寶，顯得尤為重要。
靜心齋位於北海北岸，原名鏡清齋，明代為普通官房，清乾隆二十四年（1757）擴建“西天梵境”時修建了鏡清齋。靜心齋實為一建築群體，也稱“乾隆小花園”，主要建築除鏡清齋外，尚有抱素書屋、韻琴齋、碧鮮亭、焙茶塢、罨畫軒、沁泉廊、枕巒亭、石橋等。布置精巧，環境清幽，融南北造園藝術精華於一爐，被譽為園中之園。
民國以降，袁世凱當政時，曾將此地加以修繕，變成外交部宴請賓客的招待所，首都南遷後又改為外交部檔案保管處。
“中央史語所”成立之初，傅斯年準備在所中設立九個研究小組：
文籍考訂組、史料征集組、考古組、人類及民物組、比較藝術組，以上五組屬曆史類。
漢語組、西南語組、中央亞細亞語組、語言學組，以上4組屬語言學類。
“中央史語所”正式建立時，調整為八個組：史料學組、漢語組、文籍校訂組、民間文藝組、漢字組、考古學組、人類學民物組、敦煌材料研究組。
在實際工作中，一方麵，由於各方麵條件的限製，有些組的工作無法正常展開。而另一方麵，分組過細，重複交叉過多，協調的不好會出現重複勞動，也不利於合作。
“中央史語所”遷址北平北海靜心齋後，傅斯年整合研究力量，成立了三個研究組，第一組曆史學，聘陳寅恪任主任；第二組語言學，聘趙元任任主任；第三組考古學，聘李濟任主任。
後來人們通常稱其為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原定的研究內容，除人類與民物組因課題與蔡元培領導的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組重複而取消之外，其餘都包括在這三個組裡。
陳寅恪、趙元任、李濟，被稱為“中央史語所”的三駕馬車。
陳寅恪我們前邊已經介紹過了。一九二八年“中央史語所”成立伊始，傅斯年便聘請陳寅恪為史語所兼任研究員。一九二九年史語所遷北平，當時陳寅恪已被清華學校、北京大學聯合聘為教授，且須主持清華研究院工作。儘管如此，傅斯年還是下定決心，務必聘請陳寅恪擔任曆史組主任。傅斯年慨然應允陳寅恪在清華兼課的要求，陳寅恪無法推托，於是應聘擔任了曆史組主任。
趙元任（1892年11月3日—1982年2月24日）， 字宣仲 ，又字宜重 ，原籍江蘇武進（今常州）。清朝著名詩人趙翼（甌北）後人 。生於天津。 父親衡年中過舉人，善吹笛。母親馮萊蓀善詩詞及昆曲。
趙元任先後任教於美國康乃爾大學、哈佛大學、中國清華大學、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美國夏威夷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密歇根大學，後長期（19471963年）任教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並在伯克利退休 。
趙元任先後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1946年）、加州大學（1962年）、俄亥俄州立大學（1970年）榮譽博士學位，加州大學“教授研究講師”（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1967年），中國北京大學榮譽教授（1981年）。
趙元任逝世於美國馬薩諸塞州。
趙元任是中國現代語言學先驅，被譽為“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同時也是中國現代音樂學之先驅，尤其是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研究方麵成績卓著。
趙元任在語言學方麵的代表作有：《現代吳語的研究》《中國話的文法》《國語留聲片課本》《季姬擊雞記》等 。
趙元任在音樂方麵的代表作有：《教我如何不想她》《海韻》《廈門大學校歌》等 。
趙元任翻譯的代表作有《愛麗絲夢遊仙境》等。
傅斯年在柏林大學讀書時就與趙氏交往。1928年傅斯年在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曆史研究所後，趙曾前來參觀。
如果把趙元任比作漢語言界的北鬥，那李濟則肯定是人類學、考古界的泰山。
李濟（1896年6月2日—1979年8月1日 ），原名順井，字受之，後改濟之，湖北鐘祥郢中人。
李濟出身於士大夫家庭，民國七年（1918年）畢業於清華學堂，隨即被派往美國留學。曾在克拉克大學學習心理學和社會學專業。民國九年（1920年）入哈佛大學轉入人類學專業，獲哲學博士學位。民國十三年（1924年）李濟開始從事田野考古，赴河南新鄭對春秋銅器出土地點進行調查清理。民國十五年（1926年）李濟發掘的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為中國學者第一次主持的科學考古發掘，其對殷墟的發掘則奠定了中國考古學在世界考古學界的地位。一九四九年以後任台灣大學教授，創辦了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係。
李濟在學術上的主要成就，是以殷墟發掘資料為中心，進行專題和綜合研究，其中花費精力最大的是對殷墟陶器和青銅器的係統研究。著有《殷墟器物甲編：陶器》上輯。在與他人合著的《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一—五本中，對殷墟發掘所獲一百七十餘件青銅容器進行了全麵的探討。其他的中文論著有《西陰村史前遺存》《李濟考古學論文集》等，英文論著有《中國民族的起源》《安陽》等。
李濟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是持久與多麵向的，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李濟主持了殷墟發掘，把殷商曆史從抽象變為現實，他也塑造了中國考古學學術體係的雛形。
一九二八年，李濟赴歐洲考察，回到香港後，順便到廣州遊覽，在中山大學遇見了莊澤宣。
一見麵莊澤宣就告訴他：傅斯年正到處找你！
這使得李濟大吃一驚，因為他一向景慕傅斯年辦《新潮》的成就，可從來沒與傅見過麵，傅斯年會找他做什麼呢？
傅斯年見到李濟，就像見了老朋友一樣，給他安排住處，親自陪同他去香港辦理船票的延期手續，堅持留他住了一個星期，參觀了曆史語言研究所和圖書館，介紹了史語所的研究計劃，提出讓他主持考古工作。李濟深深地為傅斯年高遠的學識、宏大的氣魄和坦誠的態度所打動，他即刻接受了傅斯年的聘請，決心致力於中國的考古事業。
在廣州，當“中央史語所”還在籌備之中時，傅斯年已經啟動了實質性研究工作。
在民族學、人類學、語言學調查方麵，史語所開創了由官方學術機構開展大規模調查研究的學術傳統。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眾多，史語所在廣州初創時期的工作重點之一是進行民族學調查研究。
此間成果最為豐富的是楊成誌，他曆時近兩年在金沙江沿岸進行了調查研究，深入羅羅族群對其社會、語言、文化等方麵進行了深入的田野調查，這是西南民族研究的開創之舉。
生物學家辛樹幟則率隊深入廣西瑤山考察，並受托對瑤民進行民族學考察，他們白天深入林中采集動植物標本，晚間則向瑤民學習歌謠，標注方音，並收集了大量民俗標本；在語言學研究方麵，趙元任、羅常培兩位中國現代語言學重要奠基人，是當時語言組最先聘任的研究員。趙元任在史語所的首項工作即是進行兩廣方言調查。
考古方麵，晚清甲骨首現河南即引起學界矚目，傅斯年受命組建史語所，隨即通過中央研究院把“殷墟發掘”納入了工作範圍。一九二八年的八月，中國古文字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董作賓，就作為史語所籌備處的派遣通信員前往河南安陽殷墟進行調查，期間得知當地小屯村仍有大批甲骨出土。十月，傅斯年委任董作賓在安陽進行試發掘，發現少量甲骨及其他器物，還獲得了埋藏地點等重要信息。
這個時候，北平故宮散出的內閣大庫檔案已由所裡購得，陳寅恪已經在主持整理。趙元任製定了大規模調查全國方言計劃。加上考古方麵的“殷墟發掘”。
於是，傅斯年便將這三大課題確定為三個組的工作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