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北遷的“中央史語所”剛剛就緒，傅斯年即增派李濟前往主持對殷墟遺址的科學發掘。
殷墟為殷商王朝後期都城遺址， 發現於 二十世紀初，位於河南省安陽市西北郊洹河兩岸,麵積約二十四平方公裡。自盤庚遷都於此至紂王帝辛亡國，商以此為都（約公元前十四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共經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
對殷墟遺址的科學發掘，這至今仍被看作中國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中國現代考古學由此開出新天。
對殷墟遺址的科學發掘，從根上說，源於一個叫王懿榮的清廷官員在自己吃的中藥上的發現。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秋的京城，王府井大街錫拉胡同西頭路北的一座大宅院裡，年過半百的王懿榮，正躺在病床上。近日身染瘧疾，病情時好時壞，四處求治未果，讓他不免有些焦慮不安。
這時他手裡正拿著一劑藥方，是一位友人探得個深諳藥性的老中醫，給他開的方子。王懿榮平素略通醫道，發現藥方中一味“龍骨”，從未聽說。隨後經四方打聽，說隻有宣武門外菜市口的鶴年堂藥鋪才有此藥。
待家人將藥抓回來，好奇地打開藥包查看何為龍骨，原來是一些大小不一的骨片。本為金石學家，精研銅器銘文之學的王懿榮發現，有的骨片上有許多非常規律的符號，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字體又非籀非篆。他翻看再三，摩挲良久，一時難解。
為一探究竟，他派人趕到鶴年堂，選了文字較鮮明的全部買下。並許諾，再得了有字的龍骨，將以每片二兩銀子的高價收購。
這一天，山東濰縣古董商人範維清一乾人等，攜帶發現的“龍骨”至京師，遂被藥肆掌櫃引薦到王懿榮府上。王懿榮視為珍寶，以每板銀二兩如數收購，並讓範氏等人鋪紙研墨，為每人寫了一副對聯或條幅以示感謝。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春，範維清又帶來了八百餘片“龍骨”，王懿榮照例全數購下。後又有叫趙執齋的古董商攜來數百片，片片有字，王懿榮亦全數購下。於是古董商知道此骨可以賺錢，紛紛攜之登門，時不多久，王懿榮已收“龍骨”達一千五百餘片。
庚子一九零零年春，範估又以八百片售於王懿榮，其中一片是全甲的上半，刻五十二個字。
接下來，王懿榮對“龍骨”進行了反複推敲、排比、拚合，深厚的金石功底，使他不難了解了這些“龍骨”是龜甲和獸骨，上麵的符號是用刀刻上的文字，裂紋則是高溫灼燒所致。“細為考訂，始知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則確在篆籀之前。”
最後，王懿榮確認這些甲骨上所刻的符號確屬一種文字，是我們祖先創造的早期的、而且是早於篆籀的文字，即是早於先秦時代青銅器上的文字。這一發現使王懿榮驚喜不已。
於是，至今為止，中國最古老的文字被發現啦！
王懿榮（1845－1900），字正儒，一字廉生，原籍雲南，山東省福山縣（今煙台市福山區）古現村人。生性耿直，號稱“東怪”。
祖父王兆琛，為經魁、二甲進士、翰林院編修，官至山西巡撫。父親王祖源，拔貢，曆任兵部主事、員外郎、四川成都知府、四川按察使，為著名金石學家和收藏家。
光緒五年，王懿榮中舉，次年連捷二甲第十七名進士。朝考一等第三名，入翰林院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曆任翰林院侍講、河南鄉試主考、翰林院侍讀並署南書房行走，旋又補漢日講起居注官,，此時的官職為——國子監祭酒。
從此，這位令人尊敬的國子監祭酒府上，便常常高朋滿座。一塊塊精心整理過的龜板、獸骨在京師學界名流們手上傳來傳去，人們屏住呼吸，摩挲著三千多年前的“神”物。
王懿榮不滿足於此，決定追根溯源，最終發現甲骨產自河南彰德府安陽縣小商屯。原來，小商屯的村民們經常在種地時掘得這些刻有明顯“符號”的骨頭，他們發現這種骨頭有止血作用，治療外傷療效尤佳，因此便收集起來賣到藥店，並猜想這是古代龍的骨頭，因而稱之為“龍骨”。千百年來，被吃掉的“龍骨”不知有多少。
甲骨文繼而殷墟的發現，轟動了整個世界。
王懿榮不僅第一個發現、鑒識、收藏了甲骨文，而且也是第一個將其時代斷為商代，使蒙塵三千多年的甲骨文字免於湮沒，更在很大程度上終止了“人吞商史”的悲慘。
經後來的研究證實，王懿榮對甲骨文字最初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
其實，他能有這樣的偉大發現，也並非完全是偶然。
發現甲骨文時，王懿榮已經五十五歲。早在他未中進士前，受其父親影響，酷愛研究金石文字學。“凡書籍、字畫、三代以來的銅器、印章、泉貨、殘石、片瓦無不收集珍藏。鑒賞之餘，爬羅剔抉，鉤稽年代，補經史，搜先達所未聞，通前賢所未解，多有創見”。
其“好古成魔”，有“書墨之癖“。正如他在一首自嘲詩中所言:“廿年冷臣意蕭然，好古成魔力最堅。隆福寺歸誇客夜，海王村暖典衣天。從來養誌方為孝，自古傾家不在錢。墨癖書淫是吾病，旁人休笑餘癲癲。”
近代金石學家吳士鑒在《王文敏公遺集序》中說:“鑒彆宋元舊槧，考釋商周彝器，得公一言，引為定論。”在王懿榮發現甲骨文之前，他已著有金石文字方麵著作，如《漢石存目》、《南北朝存石目》、《福山金石殘稿》、《古泉精拓本》、《石渠瓦齋藏瓦》等共計三十餘種。
與翁同龢、盛昱、張之洞、孫毓文、劉鶚等人討論金石文字之學通信達五百餘封。
此時，王懿榮已三任國子監祭酒，時稱“太學師”。《清史稿•王懿榮傳》中說 :“既回翔三館,綿曆十年，中朝言學者，自吳縣、常熟外，惟公風采隱然，負時重望。”又曰，“懿榮泛涉書,嗜金石,潘祖蔭、翁同龢並稱其學。”
光緒二十六年，即王懿榮發現甲骨文後不到一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文武大臣人心惶惶，慈禧太後則收拾行裝，決定西狩。名義上是打獵，實則逃跑。既然要跑，也得找個人抵擋一陣。慌亂中，一介書生的國子監祭酒王懿榮被任命為京師團練大臣。臨危受命，他不得不放下正在研究的甲骨文，仰天長歎 :“此天與我以死所也！”
八月十四日，北京已是一片混亂，王懿榮在團練局指揮部分團勇作最後的抵抗。
下午城破時，他又組織團勇“以巷為戰，拒不投降”。
當得知慈禧太後攜光緒帝已逃出北京城時，他寫下了絕命詞: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於止知其所止,此為近之。”‘寫罷，將筆一擲，吞金二錢不絕，複仰藥仍不絕”，遂率夫人謝雲鶴、兒媳張允淑投井壯烈殉國。
在發現甲骨文一百周年的紀念大會上，國家政協的一位官員評價：“發現甲骨文，肯定了商代的存在和年代，是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重大突破。王懿榮是公認第一位發現人，本世紀初曆史學家對商代研究，概基於此，成為今天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的……”
曆史不應該忘記王懿榮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