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明確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指導思想和學術宗旨，一九二八年五月，傅斯年撰寫了《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以研究所籌備處的名義刊登在十月出版的《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
在史學界，有個公認的觀點，對於中國近代史學，有兩篇文章具有裡程碑意義：其一，是一九零二年梁啟超所發表的《新史學》；另一，就是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前篇係開風氣之先，後篇則是近代史學的宣言；兩者對於日後中國史學的發展影響，是既深且遠。
在”旨趣”中，傅斯年首先通過對於歐洲曆史學、語言學研究狀況的簡要介紹，揭示了這兩門學科的內容、範圍、方法和研究宗旨。
他“寫道”：曆史學和語言學在歐洲都是很近才發達的。曆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曆史學隻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範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曆史方法之大成。”
在這裡，傅斯年開宗明義便反對“著史”，因為在他看來，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傅斯年立意打破中國春秋筆法和文史合一的傳統，於此表露無遺。他反對“疏通”，認為隻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依此，外加的“見解”或多餘的“推論”，皆不可取，甚至是“危險的事”。在他的授課講義《史學方法導論》裡，傅斯年猶一再提示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的不同價值。以致民初學人之間，他格外推崇王國維和陳寅恪，其故皆因二位懂得運用中、外直接史料，創造出輝煌的成果。
對於近代的史學家，傅斯年最為推崇的是德國的曆史學家蘭克。
利奧波德•馮•蘭克德語原名:leoold von ranke,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享年90歲,日耳曼族,著名曆史學者。 被稱為十九世紀德國和西方最著名的曆史學家,用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研究曆史的蘭克學派的創始人,近代客觀主義曆史學派之父。
蘭克的《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一四年拉丁與日耳曼民族史》（histories of the t and ranic nations，14941514），向來被公認為西方近代史學的裡程碑，它的序言學界尤耳熟能詳。
蘭克說道：曆史曾經被賦予判斷過去，指導現在，以為未來謀福的職責。本書不希望有如許的期待，它僅是陳述事實的真況而已。蘭克的呼籲曆史僅是“陳述事實的真況”（wiees etlich wesen），初聞之下語調似極謙卑，實則不然。這句話正是近代史學的精神標幟，它象征曆史的獨立宣言，史學從此毋複是神學、哲學的奴婢，亦非文學、藝術的附庸。
對蘭克而言，平鋪直敘地呈現史實，縱使感到抑製與無趣，仍然是史學的至高法則。所以舞文弄墨，並非史家分內之事。蘭克自許己身的著作鹹得自辛勤爬疏的原始資料，果非萬不得已絕不假手間接史料；得以符合如此嚴苛的史料紀律，他感到萬分的自豪。
而“史實自明”也同樣是傅斯年反對“疏通”的理據。傅斯年堅信：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詞，不是倫理，不是神學，並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
在這裡，不難看出，傅斯年的這些思想和蘭克這方麵的主張，是一脈相承的。
傅斯年在”旨趣”中寫道：“歐洲的語言學產生於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經過幾個大學問家的努力，很快發達了起來，不論是綜合的係族語言學，還是各種專門的語言學，都已蔚為大觀，尤其是實驗語音學、方言的研究，成績更為突出。……本來語言即是思想，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語言學總是一個大題目，而直到現在的語言學的成就也很能副這一個大題目。”
傅斯年說；“中國的情況又是如何呢？語言學和曆史學在中國發達甚早，公元前二紀的司馬遷，傳信存疑，彆擇史料，寫作《史記》八書、製作年表，“若乾觀念比十九世紀的大名家還近代些”。北宋的歐陽修作《集古錄》，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學的真功夫”。司馬光作《資治通鑒》，“遍閱舊史，旁采小說”，和劉頒、劉恕、範祖禹諸人，利用一切可以搜集到的材料，認真比勘考訂。到北宋晚年這方麵又有長足的進步。如果按照這樣的方向發展下去，到了明朝，就應該有當代歐洲的局麵了。可是元朝以異族人入主中原，明朝崇尚浮誇，所以曆史學、語言學不僅沒有進步，反而後退了。
“明清之際浙東學派開了“一個好端涯”，清初顧炎武的曆史考證、音韻學研究，閻若璩的曆史地理學及辨偽方麵的成就，均為世人所矚目。“亭林（顧炎武字）、百詩（閻若璩字）這樣對付曆史學和語言學，是最近代的：這樣立點便是不朽的遺訓。”但是近百年來中國的曆史學和語言學並沒有沿著前人開辟的正確方向走下去，也沒有因為和西洋人接觸而借用其新工具，擴張新材料，而是煞費苦心地在那裡修元史、修清史，做官樣文章。更有甚者，不僅自己不使用新材料，就連彆人正在使用的新材料也加以抹殺，如甲骨文字，外國人都在極力搜求研究，而我們語言學的“大權威”，卻將其視為贗品。這在觀念上、研究方法上都是一個大倒退。”
總之，傅斯年認為，中國的曆史學、語言學發達早，有光輝的曆史，但近代以來卻落伍了。歐洲的曆史學、語言學是近幾百年才發達起來的，但發展的水平卻遠遠超過了中國。
判定曆史學和語言學進步與否的標準是什麼?
傅斯年說：“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係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前者是所謂“科學的研究”。後者則是所謂“書院學究的研究”。比如僅以《說文解字》為本體去研究文字學，是學究的研究，隻把《說文解字》作為一種材料，同時使用甲骨文、金文去研究文字學，乃是科學的研究。按照司馬遷的舊公式，去寫紀表書傳，是“化石的史學”，能利用各種直接材料，大到方誌、小到私人日記，遠如考古發掘、近到某洋行的貿易冊，去把史事條理出來，則是科學的本事。
“第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方人作學問不是去讀書，而是“動手動腳到處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範圍”，所以這學問便不斷發展提高。中國古代的文字學研究，從《說文》的研究取代漢簡，到阮元的金文研究識破《說文》，再到孫詒讓、王國維的甲骨文研究，材料不斷擴充，學問一層層進步。在中國曆史學的盛時，材料用的也很廣泛，“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檔庫中出材料，傳說中辨材料”，可是到了現在，中國的學者不僅不能擴充材料，去搞地下發掘，就是自然送給我們的材料，如敦煌文獻、內閣檔案等，也坐視其毀滅、外流，卻又在那裡大談“整理國故”，這樣怎能進步！
“第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使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實驗學家之相競如鬥寶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語言學和曆史學亦複如此。”中國曆來研究音韻學的人很多，但沒有突出的成就，原因是缺乏必要的工具。現代的曆史學已經成了各種科學方法的彙集，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
“就以上三個標準來看，中國古代的曆史學、語言學之所以有“光榮的曆史”，是因為古人“能開拓地用材料”，後來這兩門學科之所以衰歇式微，“正因為題目固定了，材料不擴充了，工具不添新了。”
依據上述三條標準，傅斯年提出了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三條宗旨：第一是“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就是“照著材料的分量出貨物”，“利用舊的新的材料，客觀的處理實在問題，因解決之問題更生新問題，因問題之解決更要求多項的材料。”第二是“擴張研究的材料”。第三是“擴張研究的工具”。
他對以上宗旨作了三點說明。第一，“我們反對‘國故’一個觀念”。史語所並不是專門要研究中國的東西，隻是因為搜集中國的材料容易些，研究的基礎好一些，所以才把研究的重點放在中國的曆史學和語言學方麵。史語所的目標是擴充材料、擴充工具，一直弄到“不國不故”。
第二，“我們反對疏通，我們隻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對待材料的態度是“存而不補”、處理材料的方法是“證而不疏”。
第三，史語所不做普及性的工作。史語所的工作不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隻要一些“書院的學究”把一生的精力用在這個上麵就行了，用不著誘導彆人愛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