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曆史上，一九二六年是極不尋常的一年。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北伐戰爭的直接打擊目標是北洋軍閥。
從表麵上看，北洋軍閥依然是一個龐然大物：他們控製著受到各國承認的中央政府，擁有巨大的財力物力：他們直接掌握的軍隊有七十萬人，而國民政府所轄的國民革命軍隻有十萬人左右。
但是北洋軍閥有兩個致命的弱點：
其一，全國人民對軍閥混戰和他們的統治早已深惡痛絕，而把越來越多的希望寄托在南方的國民政府方麵。
其二，自從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內部一直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中。北伐開始的時候，主要分為三支勢力：
第一、直係軍閥首領吳佩孚控製著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直隸保定一帶，大約有兵力二十萬人。
第二、原屬直係的孫傳芳，盤踞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有軍隊二十萬人左右，此時已形成一支獨立勢力。
第三，實力最雄厚的奉係軍閥張作霖，控製著東北三省、熱河、察哈爾、京津地區和山東，兵力有三十多萬人。這三支勢力之間存在著深刻矛盾，難以一致行動，便於北伐軍對他們各個擊破。
國民革命軍製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在爭取張作霖、孫傳芳兩部在一段時間內保持中立的前提下，首先向湖南、湖北進軍，全力攻打和解決吳佩孚部。北洋軍閥中，吳佩孚部曾經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常勝軍，吳佩孚也曾經是風光無限的人物。但是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因為馮玉祥的倒戈，吳佩孚部遭遇了慘敗。這個時候的吳佩孚部，已經淪落為在三股勢力中最弱的一股。而國民革命軍就是要先選軟柿子捏，待兩湖戰場取得勝利後，再引兵東進，消滅孫傳芳部。最後，北上解決實力最為雄厚的張作霖部。或許，曆史就是這樣設計好的，因為對於從廣州出發的國民革命軍，這顯然也是北伐的最佳路線。
根據這個方針，一九二六年五月，李宗仁統率的桂軍組成的國民革命軍第七軍一部和第四軍葉挺獨立團等作為先頭部隊，先行出兵湖南，援助剛歸順國民革命軍而正被吳佩孚部擊敗退守湘南衡陽的第八軍唐生智部。
從廣東出發的國民革命軍第四、第七軍主力進入湖南同原在湖南的第八軍會合後，於七月十一日勝利進入長沙，八月二十二日占領嶽州，隨後進入湖北境內。
當北伐軍直逼武漢時，吳佩孚匆忙將他的主力部隊從北方調到沿鐵路線的汀泗橋、賀勝橋憑險要地勢設防固守。
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七軍主力和第八軍一部，經過浴血苦戰，在八月下旬連克汀泗橋和賀勝橋，擊潰吳佩孚部主力。
葉挺獨立團在這場惡戰中英勇搏殺，建立了重大功勳。
接著，第八軍主力渡過長江，在九月六日、七日分彆占領漢陽和漢口。十月十日，第四軍主力和第八軍一部攻克已被圍困月餘的武昌，葉挺獨立團首先攀登城頭，其他各部相繼入城，全殲吳佩孚部主力。
獨立團所在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因此贏得“鐵軍”的稱號。
當北伐軍在兩湖戰場取得重大勝利後，原來抱中立態度的孫傳芳部改變態度，在八月底派重兵從江西向兩湖側翼進攻，企圖切斷北伐軍的後路。
九月間，原來擔負監視孫部任務的國民革命軍第二、第三、第六軍和第一軍第一師進入江西作戰，一度占領南昌。孫傳芳調集主力反撲，重新奪回南昌。
很快，第四、第七軍先後轉入江西，彙合其他各軍，於十一月初在南潯鐵路一帶發動猛烈進攻，終於殲滅孫傳芳部主力，占領九江、南昌。
原來留駐粵閩邊境的第一軍兩個師也乘勢向福建發動進攻，在十二月不戰而下福州。
隨即，北伐軍製定奪取浙江、上海，會師南京的計劃，並首先開辟浙江戰場，於一九二七年二月進占杭州，平定浙江全省。三月，北伐軍相繼占領安慶、南京等地，並開進上海。至此，長江以南地區完全為北伐軍占領。
一個社會總是要建設的，不能隻破不立。進入一九二七年後，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和國民黨南方政權的逐步穩固，使得國民黨能夠有精力和資源考慮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建立學術研究機構。
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九十次會議通過決議，成立中央研究院籌備處。
六月，通過了蔡元培、李煜瀛、褚民誼等人關於成立中華民國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的提議。
七月，國民黨政府頒布《中華民國大學院組織法》，明確規定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機關，承國民政府之命，管理全國學術及教育行政事宜”。
大學院下設秘書處、教育行政處和中央研究院三個機構。
十月，中華民國大學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長。根據大學院的組織條例，蔡元培聘請了三十餘人組成中央研究院籌備委員會，傅斯年為籌備委員之一。
十一月二十日，中央研究院籌備委員會召開成立大會，通過了《中央研究院組織大綱》，確定設立理化研究所、地質研究所、社會科學（即社會學）研究所、觀象台四個研究機構，待條件成熟後再陸續增設其他研究機構。
從中央研究院的下屬研究機構設置來看，它最初的研究方向偏重於自然科學方麵。
傅斯年認為，現代的曆史學、語言學與傳統的學術有根本的區彆，它使用的是科學方法，是與生物學、地質學等自然科學相同的手段，它與自然科學的差彆，僅在於學科的分工不同。就是說，曆史學、語言學可以建設得如同生物學、地質學一樣，成為一門科學。
傅斯年極力向蔡元培陳述這兩項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建議在中央研究院中設立曆史語言研究所。
一九二八年三月，中華民國大學院批準了傅斯年的提議，聘請傅斯年、顧頡剛、楊振聲為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常務籌備委員。
四月十日，國民黨政府公布《修正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規定中央研究院“為中華民國最高科學研究機關”，其宗旨為“實行科學研究，並指導、聯絡、獎勵全國研究事業，以謀科學之進步，人類之光明。”
十一月，國民政府公布《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法》，規定中央研究院與中華民國大學院脫離隸屬關係，成為獨立的研究機構。
此前，傅斯年已辭去中山大學教職，專門從事籌建曆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籌備處辦公地點設在廣州中山大學校內。
一九二八年九月，傅斯年就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十月十四日，傅斯年主持召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第一次會議，宣布人員和組織機構。
二十一日召開第二次所務會，決定將該所遷至廣州市東山恤孤院後街三十五號柏園。
次日，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遷至新址。至此，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宣告正式成立。
十一月，傅斯年辭去中山大學語言曆史研究所所長職務，該職務由顧頡剛繼任。
廣州越秀區恤孤院路十二號，是一處名為“柏園”的建築群落。兩棟相對獨立的三層小樓由北側的一組連廊連接起來，構成一個近似“凹”字形的平麵。
樓前的小院、院內的榕樹，紅磚的外牆、雕花的欄杆，與老東山新河浦一帶眾多的建於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洋樓”類似，柏園有一種在城央之地鬨中取靜的獨特韻味，給人一種“穿越”的感覺。
就是在這裡，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這個中國近現代學術的重要源頭之一，今天人們所熟悉的人文學科的學科體係、知識結構和學術框架，開始起步。
眾多在近現代學術史上“開宗立派”的人物，在這座小樓裡進進出出。於南國的榕蔭間，將那些深藏於祖國大地之上的各類文化資源進行整理。基於當時生活之情形，注入新的視角、方法、材料，穿透時空的迷霧，構建起全新的圖景。對於中國人文學科來說，其目光之宏遠、意義之新穎、內容之豐沛，絕非“初創”二字可以概括。
東山一帶，既是史語所學人工作之所，也是當中很多人的家居所在。今天的尋常巷陌，當年曾走過那些英姿卓越的翩翩身影；樓宇間，曾留下他們問學或閒談的嘈切話語。今天，可否用這些人和事串聯起周邊的尋常草木，讓這處文化地標保存的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之關鍵記憶，活化而成城市的文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