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創辦語言曆史研究所的目的，當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發刊詞》同樣給予了明確回答：
“語言學和曆史學在中國發端甚早，中國所有的學問比較成績最豐富的，也應推這兩樣。但為曆史上種種勢力所束縛，經曆了二千餘年還不曾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我們生當現在，既沒有功利的成見，知道一切學問，不都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習，不願把自己的理性屈服於前人的權威之下。所以我們正可承受了現代研究學問的最適當的方法，來開辟這些方麵的新世界。語言曆史學也正和其他自然科學同手段，所差隻是一個分工。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遺址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
在這裡，傅斯年揭示了重建中國語言曆史之學的三個重要途徑——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民間去采風，統而言之，就是“要實地搜羅材料”。
中山大學語言曆史研究所辦起來之後，傅斯年在不同場合反複闡述這樣的觀點：
曆史學和語言學在歐洲都是最近才發達的。曆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曆史學隻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都達到的範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曆史方法之大成。
在給友人的信中他說道：“研究所的宗旨，一、到處找新材料。二、用新方法（可行付給之工具）整理材料。其事業：一、助有誌此項研究之學者；二、繼續已動手之工作之進行（有他處已動手，而力不足遂止者）；三、自己創始幾件合眾力方可成功的工作；四、訓練若乾有新觀點、用新方法之少年工作者（我們都算在老年列裡）；五，為全國同趣味之人創一個刊印研究結果，並獎勵機關。此必我兄所讚同也。……敝所設置之意，並非求繼續漢學之正統，乃欲以“擴充材料，擴充工具”為方術，而致中國曆史語言之學於自然科學之境界中。”
傅斯年不僅以“史學即是史料學”的觀點來要求史語所同仁，他本人在研究中也身體力行，注意踐行這一宗旨。同在一九二八年，傅斯年在他的《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中就單列有“史料論略”一節，專門討論史料的性質與整理，比較清晰地反映了史語所創辦初期他的史學觀點：
他在講義中寫道：“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曆史學家本領之高低全在這一處上決定。後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並且能利用的人不曾見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細密更確切的分辨力。近年能利用新材料兼能通用細密的綜合與分析者，有王國維先生的著作，其中甚多可為從事研究者之模範；至於專利用已有的間接材料，而亦可以推陳出新找到許多很有關係的事實者，則為顧頡剛先生之《古史辨》諸文。”
語言曆史研究所成立後，傅斯年一麵安排出版《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曆史研究所周刊》、《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周刊》、《民俗》周刊（由《民間文藝》擴充而來）、《語言曆史學叢書》，另一方麵，積極進行考古調查、采集方音方言的準備工作。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曆史研究所周刊》是語言曆史研究所最主要的刊物。
該刊是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曆史研究所主編的語言曆史學領域學術研究刊物，刊載內容以語言學和曆史學的學術論文為主，包括各地方言、風俗、古物的實地調查，兼有刊載近期學術界消息和學術通訊。主要撰稿人為時任中山大學語言曆史所的教授們，不乏顧頡剛、餘永梁、胡適、薛澄清、傅斯年、羅家倫、葉國慶等名家。誠如發刊詞所言，該刊為語言和曆史研究者們提供了學術爭鳴、相互切磋的平台。
創刊號中刊載有顧頡剛的《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象》和胡適的《論左傳之可信及其性質》。
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的第二集第十四期中，刊載有傅斯年《與顧頡剛論古史辨（續）》，第五期中刊載顧頡剛的《春秋時期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第七期中即登載傅斯年的《評春秋時期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由此可見，該刊記載了傅斯年與顧頡剛關於“古史辨”的爭論。
“學術界消息”欄目刊載《西北科學考察團發現新石器時代之遺物》，報道瑞典人斯文赫定來華，組織大規模科學考察團赴新疆和甘肅考察的擬定辦法。
該刊還關注一九二六年諾貝爾獎金的贈予情況。值得注意的是，該刊一九二八年發行的第十四期和第十五期刊物中均附載語言曆史學研究所的招生簡章，附白中登載有研究所研究方向的分組情況以及師資教授。
該刊登載的學術文章作者均為近代較有影響力語言學家和曆史學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該刊學術界消息和學術通訊欄目刊載的學術動態也具有較高的學術研究價值。該刊將學術研究與學界動態相結合，對於研究近代語言學和曆史學的發展動向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一九二八年四月初，有幾位瑤民來廣州，傅斯年聽說後，乃與顧頡剛、何思敬、史祿國（蘇聯人，時任中山大學人類學教授）同往造訪，詢問民俗及瑤族文字，並觀看他們跳舞。後來還曾派史祿國、楊誌成等赴滇調查少數民族風俗，派容肇祖赴北路考察古物。同時派顧頡剛前往上海、杭州等地購買圖書，共購得書籍12萬冊，價值5萬6千多元，計有叢書150種，地方誌600種，科舉書約600種，家譜約50種，考古學書約250種，近代史料書約800種，民間文藝約500種，民間信仰方麵的書籍約400種，碑帖約3萬張。其中善本稿本甚多。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顧頡剛、鐘敬文、容肇祖等在語史所內成立民俗學會，這是中國第一個正式的民俗學會。民俗學會規定：“以調查搜集及研究本國之各地方各種族之民俗為宗旨。一切關於民間之風俗習慣、信仰、思想、行為、藝術等，皆在調查、搜集、研究之列。”
民俗學會一度成為中大語史所最有成績的方向，下設風俗物品陳列所，陳列有首飾、衣服鞋帽、樂器、小孩玩具、賭具、神像、冥器、科舉用具、迷信用具等物品。初始研究計劃有孟薑女故事、東嶽廟、中國歌謠概論、河南謎語類編、陸安傳說集等12種。成立當月，《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學研究所周刊》及《民間文藝》（後改為《民俗周刊》）創刊，一九二八年四月民俗學傳習班開始上課。
十二月十四日，考古學會成立，下設古物成列室，成立之初決定發掘南漢殘瓦，收集廣東古物。一
九二八年四月十四日，番禺員村發現晉代古墓，在校長戴季陶的支持下，政府派出第二十五師保護語史所教授發掘晉墓，考古學會主席商承祚依據實地發掘，撰寫了《調查員村鄉發現晉代古塚始末記》，這次早期發掘為史語所後來的田野考古提供了經驗。
商承祚（1902年3月7日－1991年5月12日），字錫永，號駑剛、蠖公、契齋，室名已廎古先齋，廣東番禺人，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金石篆刻家、書法家。
出身書香世家，是中國最後一位探花商衍鎏之子。
一九二一年赴天津拜羅振玉為師，學習甲骨文、金文。
一九二三年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研究生，未畢業就被南京東南大學聘為講師，專講甲骨文。
一九二七年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講授甲骨文字及鐘鼎文字研究、古器銘釋等。
三十年代初回京，先後在女子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任教，一九三三年赴南京任金陵大學教授兼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一九四一年赴重慶，任重慶鹽務總局、貴州鹽務總局分局幫辦秘書，同時兼任齊魯大學教授。
抗日戰爭勝利後任重慶大學、重慶女子師範學院教授。
一九四八年秋天回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選為第三、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政協委員，廣東省民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廣東省、廣州市文管會副主任委員，廣東省語文學會會長。
今天中大校園內依然可見多處商衍鎏的筆跡。
這是個為中國考古事業做出重大貢獻之人，一九二九年時，他為充實古物成列室儲藏，到北平等地鑒定、收集古物。共得甲骨、金石、瓷器、佛像、壁畫等曆代古物兩百餘種，其中不乏戰國鼎、漢彩繪陶尊、北魏六道輪回造像（今定名為：盧舍那法界人中像）、隋開皇造像、唐三彩飛虎獸等曆史價值很高的精品。這批古物在日軍占領廣州時遭到嚴重破壞，損毀殆儘。
二零零五年，殘存古物被安置在中山大學廣州校區南校園圖書館。
中山大學語言曆史研究所，是中國學術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最早且最典型的學術機構, 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最為重要的成就之一，對曆史研究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傅斯年居功至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