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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30章紛亂的英國政壇
這些年來，鑒於安德魯法國在警務改革方麵取得的顯著成果，尤其是法國警務部與巴黎警察總局的高效運作和成功舉措，使得法國與首都巴黎的治安大為好轉，這令歐洲各國隨之紛紛效仿。
作為法國長期以來的老對手，英國自然不甘落後。一直以來，英國在維持社會治安方麵麵臨著諸多挑戰，尤其是在倫敦這樣擁有近80萬的大都市，犯罪活動時有發生，原有的治安管理體係逐漸顯得力不從心。
看到法國人在警務方麵的巨大成功後，小皮特領導的英國議會政-府也意識到警務改革的緊迫性。於是，比起曆史提前了30多年，繼而成立了一支全新的警察部隊，以應對日益複雜的治安形勢。
1795年下半年開始，在唐寧街內閣的積極推動下，一項具有曆史意義的法案在議會下院得以通過，倫敦警察總局正式宣告設立。這一舉措標誌著英國警務體係的重大變革。
新成立的倫敦警察隊取代了原本的弓街警察隊，後者類似於現如今的治安巡警。雖然在過去的歲月裡為維護治安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其職能和規模已無法滿足現實的需求。
新成立的倫敦警察隊的總部設於白廳街4號，便於其與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協作。非常有趣的是，該總部有個入口位於大蘇格蘭場，也正是因為這個特殊的地理位置，於是倫敦警察廳又被人們稱之為“蘇格蘭場”。
需要說明的是，蘇格蘭場這一名稱的由來有著深厚的曆史淵源。它是因位於當年蘇格蘭貴族造訪倫敦時，下榻的一座中世紀宮殿而得名。
隨著倫敦警察隊伍不斷的發展壯大，街頭治安也在慢慢好轉，逐漸贏得了倫敦公眾的信任。不久後，當蘇格蘭場設立刑事調查處（cid）時，這一信任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
與法國一樣，刑事調查處是從警局政治部分出來的，由一群經驗豐富、能力出眾的便衣警探組成的小組，他們如同敏銳的獵手，深入到城市的各個角落，收集犯罪活動的資料，鎖定嫌疑人，並實施圍捕。
目前，該刑事調查處已經雇用了近百名警探，他們各自發揮著自己的專長，形成了一支強大的執法力量。
和所有部門一樣，倫敦警察局的撥款來自英國議會，自然受到議會兩院的節製，不少議會派係都在警局內部安插有自己的代言人。
現任倫敦陶爾哈姆萊茨警區分局長的豪斯（高級警司），是一位極具才華和野心的警察官員。他在警察隊伍中表現出色，憑借著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得到了“蘇格蘭場”一乾高層的賞識。
這種賞識讓他在職業生涯中實現了一次飛躍，他越過了原先的上司，在自己40歲生日的前一天，正式擔當了該警區分局的指揮官。這一任命讓豪斯感到無比自豪和興奮。
從1799年的新年伊始開始，這位陶爾哈姆萊茨警區（分）局長就在意氣風發地憧憬著未來。他有著遠大的抱負，幻想能在50歲的時候位列蘇格蘭場的高層，成為一名備受尊敬的領導者。
在他看來，隻有達到這樣的高度，才能為自己贏得一個尊貴的爵士頭銜（終身製，而非世襲的英國貴族）。
然而，命運總是充滿了變數。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幾乎就將豪斯從幻想天堂打入凡塵，甚至是該死的地獄。
10月的最後一天，蘇格蘭場的高級專員（地位類似副局長或局長助理）戈德溫私下派給陶爾哈姆萊茨警區高層一個重要的任務，讓豪斯分局長親自負責圍剿金絲雀碼頭的一個走私倉庫，並抓捕那個名叫莫雷爾的倫敦大走私頭目。
心領神會的豪斯局長深知此次任務的重要性，他“精心策劃，周密部署”，調動了大量的警力，確保行動的順利進行。
當整個行動看似異常順利地結束之後，警察分局長這才發現事情有些不太對勁。那個名叫莫雷爾的走私犯居然選擇了服毒自儘，而不是提前逃亡海外。
這一結果讓豪斯感到十分困惑，他不明白莫雷爾為什麼會做出這種匪夷所思的選擇。
事實上，這位高級警司已經依照上級的暗示，給予這種倫敦頭號酒水走私犯，至少10個小時的從容出逃時間。豪斯原本以為莫雷爾會抓住這個機會逃脫法律的製裁，可現實卻出乎自己的意料。
尤其令人費解的是，莫雷爾的隱蔽辦公室內各種走私文件統統一應俱全，竟然沒有提前銷毀。
這在豪斯看來，是極其不符合常理的。一般來說，走私犯在麵臨危險時，會第一時間銷毀這些對自己不利的證據。見狀不妙的豪斯分局長想著暗地裡燒毀這些文件，以避免事情變得更加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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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他準備行動的時候，蘇格蘭場的刑事調查處(cid)接管了所有罪證。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讓豪斯感到措手不及，他意識到，整件事情繼而變得一發不可收拾，自己可能陷入了一個巨大的陰謀之中。
抓捕行動的第二天，冬日的暖陽終於灑在倫敦的大街小巷，然而這座城市的氛圍卻已截然不同。《泰晤士報》毫無征兆的全文刊登了一位匿名者寄來的揭發信，這封信如同投入平靜湖麵的巨石，瞬間激起千層浪。
信中以極其嚴謹且詳儘的筆觸，完整而詳細地揭示了陶爾哈姆萊茨警區高層與港務局之間那見不得人的勾當。
文中宣稱：在高額賄賂的強大誘惑下，很多政府官員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向倫敦的大走私犯莫雷爾提供安全保障，協助其逃避巨額關稅，這種職務犯罪行為令人發指。
不僅如此，該文章還暗示有下院議員，甚至是內閣成員也參與到這樁錯綜複雜的走私案中，使得整個事件的嚴重性和影響力急劇上升。
此文一經刊出，整個英國的輿論瞬間嘩然一片。那些平日裡關注著社會動態的熱心倫敦選民們（主要由貴族世家與財富擁有者構成），在震驚之餘，紛紛行動起來。
他們義憤填膺，群情激奮，如同洶湧的潮水般湧向白廳街4號，以及議會大廈所在地的威斯敏斯特宮。
在這些地方，所有人都情緒激昂，當眾指責或是高聲抗議蘇格蘭場的腐敗行徑。他們的聲音響徹雲霄，表達著對這種醜惡現象的強烈不滿和憤怒。
被煽動的倫敦市民們同樣是態度堅決，一致要求國會對那些包庇走私犯罪的瀆職公務員一查到底，哪怕調查會牽扯到下院議員和內閣部長，也絕不能姑息遷就。
一聽到選民們要求懲戒議會下院，最為高興的莫過於議會上院，也就是貴族院。
那些世襲罔替的議員們，身份各異，主要包括由王室後裔、世襲貴族、家權貴族、終身貴族、蘇格蘭貴族、愛爾蘭貴族、離任首相、法律貴族（上訴法院法官）和教會大主教及主教等。
自從1689年的光榮革命之後，貴族院的勢力範圍就大打折扣，曾經的輝煌和權勢已不複往昔。
儘管上議院依然保留著否決和中止，有權審查或是無限期拖延議會下院的決議案，但在現實中，這種權利通常都不大管用。
因為下院內閣隻需要輕輕搖晃一下手中的財權，那些可憐兮兮的貴族老爺們，就會像寵物狗一樣搖頭擺尾的討好議會下院。
這背後的原因頗為無奈，自從新興商業貴族和大布爾喬亞成功掌握著大英帝國的財富之後，反倒是不思進取的傳統貴族一個個都窮得叮當響。
為了維係那看似滑稽而可笑的貴族體麵生活，其中的很多人不得不向下院議員和他們的同盟者大肆舉債，在經濟上受製於人，尊嚴和地位也隨之逐漸喪失。
現在好了，老貴族們揚眉吐氣的時候最終來到了。在得知《泰晤士報》的倒戈爆料，確定議會下院有人卷入到走私案後，貴族院的議員們仿佛瞬間找到了翻身的機會。
他們一個個化身為正義使者，臉上洋溢著興奮和得意的神情，準備成立一個特彆委員會，以一種莊嚴而權威的姿態，調查議會下院和內閣政府成員的貪墨瀆職行為。他們摩拳擦掌，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要在這場調查中大展身手，借此重振貴族院的威風，恢複往日的榮耀和地位。
在《泰晤士報》刊登匿名者的揭發信，還有平日裡關心國家大事的“央格魯-撒克遜老爺們”紛紛上街抗議，以及貴族院的積極乾涉之後，原本因“複仇者號”叛艦事件的順利終結，而稍稍平息的英國政壇，瞬間又陷入了混亂與動蕩之中。
對於下議院議員們來說，這封揭發信猶如一顆重磅炸彈，在他們中間炸開了鍋。一些議員們驚慌失措，尤其是那些心中有鬼，可能與走私案有牽連的人。
他們麵色蒼白，額頭上布滿了細密的汗珠，平日裡在議會中侃侃而談的自信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們開始四處奔走，與自己的親信和盟友秘密會麵，試圖商討出應對之策。有的議員試圖銷毀可能對自己不利的證據，將那些與走私案相關的文件藏得嚴嚴實實，仿佛這樣就能掩蓋自己的罪行。
而那些自認為清白的議員們，則感到無比憤怒和委屈。他們義憤填膺地在議會中發表演講，痛斥這種腐敗行為，試圖與那些可能的瀆職者劃清界限。他們呼籲進行公正的調查，以還自己和議會一個清白。這些議員們的聲音中充滿了堅定和正義，希望能夠借此機會整頓議會的風氣，恢複公眾對下議院的信任。
然而，更多的國會議員持觀望態度。這些人深知政治的複雜性，不敢輕易表態。他們默默地觀察著局勢的發展，等待著更多的信息和機會，以便在這場政治風暴中找到最有利於自己的立場。這些議員們表麵上保持著冷靜和沉穩，但內心卻在不斷地權衡利弊，思考著如何在這場看似危機實為機遇中，進一步拓展自己的政治前途。
內閣成員們的反應同樣複雜多樣。一些內閣部長們感到了巨大的壓力，他們擔心這起走私案會影響到政府的形象和聲譽，進而影響到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們緊急召開內閣會議，商討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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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議上，氣氛緊張而壓抑，每個人都表情嚴肅，眉頭緊鎖。一些部長們主張迅速展開調查，以顯示政府對腐敗行為的懲戒，同時試圖通過這種方式來平息民眾的憤怒。
而另一些內閣成員則對成立特彆委員會表示擔憂。他們擔心貴族院的調查會擴大化，不僅會牽扯到與走私案真正相關的人，還可能會對整個政府的運作造成乾擾。這些成員們試圖通過各種渠道，與貴族院進行溝通和協商，希望能夠限製調查的範圍和力度，以保護政府的穩定。
還有一些內閣成員則將注意力放在了輿論的引導上。他們動用政府的宣傳力量，試圖在媒體上塑造政府積極應對的形象，同時淡化走私案的影響。
不久，唐寧街發布了聲明，強調政府對腐敗行為的堅決打擊態度，並承諾會儘快查明真相，給公眾一個滿意的答複。然而，這些努力在民眾的憤怒和質疑麵前，顯得有些蒼白無力。
總的來說，揭發信刊出後，這起涉及走私案以及可能牽連到下院議員和內閣成員的調查，從職權歸屬來看，確實屬於上議院責無旁貸的職權範圍。
上議院作為英國議會體係中有著悠久曆史和傳統的組成部分，在對政府官員和議員的監督審查方麵，有著其獨特的地位和權力。下院議員們即便心裡不情願，想去阻攔上議院成立調查委員會的行動，卻也在製度和程序麵前顯得無能為力。
不過，下議院也並非完全被動挨打，他們以一種頗具政治手腕的方式——摻沙子，將幾個政治立場傾向平民下院的貴族院議員（而且這些議員還身負巨額欠債），送到了議會上院的調查委員會中。
這些被安插進去的議員，就像是下議院埋在上議院調查委員會裡的“眼線”，他們一方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調查的走向，另一方麵也能及時將調查委員會的動態反饋給下議院，以便下議院及唐寧街做出相應的應對策略。
按照業已形成的大英帝國的優良傳統，在通常狀況下，這類政治醜聞隻是會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畢竟，在英國的政治生態中，各方勢力盤根錯節，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聯係。調查委員會的參與者們往往並非真心想要徹查真相、懲治腐敗，他們更多的是為自己、自己家族或是所在一方的政治團體，撈取一定的政治與經濟利益。一旦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們就會選擇罷手，讓這起政治醜聞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被人們淡忘。
那些老態龍鐘的傳統貴族們其實頗有自知之明，他們清楚地知道，時代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無法取代充滿生命力的新興貴族，更不可能完成像斯圖亞特王朝在1660年那樣的複辟之舉。
事實上，1660年也是貴族院再次複辟的日子，從那以後，貴族院的權力和影響力就在逐漸衰退，新興的商業貴族和資產階級勢力不斷崛起，成為了英國政治和經濟舞台上的主導力量。
無論是上議院，還是下議院，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大家都形成了一套應對危機的標準處理策略，也就是所謂的“四階戰術”：
第一階段，當政治醜聞剛剛曝光時，他們宣稱什麼事都沒有發生，試圖淡化事件的影響，讓公眾相信一切都在正常的軌道上運行；
第二階段，隨著事件的發酵和公眾關注度的提高，他們會說也許有事發生，但是我們不該采取行動，繼續拖延時間，希望公眾的注意力能夠被其他事情分散；
第三階段，當輿論壓力進一步增大時，他們會說也許應該行動，但我們什麼都做不了，把責任推給各種客觀因素，為自己的不作為找借口；
第四階段，當事情已經發展到無法挽回的地步時，他們會說也許當初能做點什麼，但現在已經太遲了，以此來逃避自己在事件處理過程中的責任。
在1787年，就曾發生過類似的事件。英國議會通過了對涉嫌貪汙及勒索的前孟加拉總督沃倫·黑斯廷斯作出彈劾，並委任18人調查團對事件做出深入聆訊。
然而，隨著這種有意無意、錯綜複雜的聆訊一直拖遝地進行，英國各界對聆訊關注的熱潮亦漸漸減退。調查團的成員們似乎並不急於得出結論，而是在各種利益的博弈和權衡中，讓聆訊變得越來越冗長。
而有關聆訊遲至數年之後才正式宣告結束，那位黑斯廷斯前總督則被裁定無罪。這一結果讓很多人對英國的司法和政治體係產生了質疑，也讓人們看到了政治醜聞在這種處理方式下是如何被淡化和消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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