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塵埃掠影》章節：中華文明對西方思想及宗教的影響
最新的科學研究及考古學成果顯示，距今1.5萬年之後，人類大遷徙活動逐步停止，從東南亞和中國南部地區遷徙到世界各地的人類，開始按照族群部落的方式在各地安頓下來，他們要麼在一個固定範圍的山林地區，過著采集和狩獵的生活，如苗族、瑤族和彝族等古老民族；他們要麼在河流、湖泊附近，建立村寨過著刀耕火種的農業生活，如古泰族、古越族等古老民族；他們要麼在草原地區以遊牧牛羊等牲畜為生，如古羌、古匈奴、古鮮卑等古老遊牧民族；他們要麼在海邊、河口、大江大河等水域地方以捕魚和船運為生，這些古老民族是沿海地區漁民和航海民族的祖先。
考古發展，到距今5000年左右，人類以經濟及生活方式在中國及東亞等地區的分布和定居下來，促使該地區的社會和經濟獲得蓬勃的發展。這個時期，在中國雲南、廣西、廣東、貴州、四川、陝西，以及長江流域、黃河流域等地區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業種植區，種植有水稻、粟米、高粱、青稞、小麥等糧食作物，同時這些人民還養殖豬、牛、羊、雞、鴨、鵝等家畜家禽。當時的古人已經完全掌握製造生產和生活工具和用具技術，掌握了造船、造車和大型器械等技術，掌握製陶、冶金、金工、石工、木工、皮革加工、養蠶及蠶絲加工、紡織等高超技術，他們建立了村莊，以及功能齊全具有一定入口規模的城市，社會已經具有完備管理功能，很多地方已經出現以城市為中心，包括城市附近幾個相對獨立的經濟發達地區的國家。
由於大社會和國家的形成，社會精英階層需要創造新的思想和宗教來凝聚人心，以及規範社會成員的行為。
在距今1.5萬年之前，生活在中國和東亞地區的古人類，在思想和宗教上都繼承了東南亞的古老思想及宗教，如薩滿教、濕婆教、耆那教和佛教等古老宗教，由於中國及東亞地區是最早出現大規模農業、社會和城市的地區，為了管理日益繁雜生產和商貿活動，管理數量龐大的人口、族群和部落，為了提高管理效率，社會精英層必須化繁為簡，手段強硬，做到令行禁止。為了擴大生產規模，需要增加人口，由於濕婆教鼓舞生育，因此社會精英在全社會普及濕婆教的基本教義，由官方和部落領頭主辦推廣郎婚製度（給女寨專門配備幫助女性生育的男丁）、群婚製度、走婚製度、婚配製度（數男與數女組成關係固定的家庭），舉辦季節性跨民族、跨區域的男女交友和婚配活動。這些製度和活動，有效地增加了人口，同時增加了人民的幸福感。
目前中國和東亞地區已經沒有完整和係統的濕婆教，但是在東南亞、中國西南地區仍然保留那個時代留下的婚姻製度和男女交往習俗，而中國地區仍然流行的多子多福、重視婚姻和生育、不孝以無後為大、斷子絕孫是人生最大敗筆等觀念和文化習俗，就是對那個時代濕婆教習俗的繼承。
由於薩滿教強調萬物有靈，因此導致需要信仰、崇拜和祭祀的神靈太多，為了克服神職人員短缺的問題，神職人員和知識分子針對人們的宗教需求和痛點，創造了各種主管神如天神、土地神、海神、河神、山神、風神、雨神、雷神、生育神、豐收神、瘟神、冥神、死神、戰神等，人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和困惑卻求相應神靈幫忙，讓信眾實現自助服務。
薩滿是人神溝通媒介，因此在人口眾多的部落和國家裡，薩滿的日常工作接應不暇，根本忙不過來。聰明的管理精英們，建立寺廟，並在寺廟殿堂內擺設各種神靈的偶像，讓祈福者自己燒香、獻祭和禱告；占卜師根據事物普遍規律如因果律、循環律等，以及事物分類及普遍結果，設立一係列吉凶簽條及其解簽詞。
最終這套占卜法，根據陰陽理論發展成中國特有的《易經》理論，易經理論人為世間萬事萬物都是陰陽聚合和演變的結果，易經以陰爻與陽爻從下至上隨意組合的六爻為一掛，如此操作將得到64種固定組合即64卦，也是事物的64種普遍及典型變化過程及結果，如此簽筒裡隻有64根簽。同時，薩滿法師還根據每卦的陰陽聚合變化的進程，解釋事物發展過程及結果，並以此推斷吉凶，獲得解決辦法。
《易經》發明使薩滿、神師、占卜師獲得了徹底解放，使宗教脫離了隨意解釋，宗教變成了一種科學，使人類的一切發展問題都變得簡單而容易解決。《易經》是中華文化對世界文化的一個偉大貢獻，《易經》萬世後，它成為世界哲學、科學和數學的重要基礎。
這些宗教改革，使薩滿教在中國和東亞地區發生本項的變化，並形成中國文化獨有的神靈觀、事物觀和吉凶觀，建立中國人獨有接受變化、變中求成、變中取勝，凡事皆可逢凶化吉的樂觀和辯證的思維方式。如此操作下來，中國地區的薩滿教已經蕩然無存，它變成了中國獨有神道教。
在距今1.5萬年至距今5000年時代裡，由於耆那教和佛教等強調禁欲，阻礙人口發展的思想和宗教顯然不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因此它們在中國及東亞等經濟發達地區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題外話：這些宗教直到魏晉（220年至420年）及南北朝（420年至581年）時期才大量進入中國，因為魏晉及南北朝時期是中華民族最動蕩、最貧窮苦難的事情，那是的人們迫切需要佛教思想解除人生煎熬和痛苦。）
在距今1.5萬年至距今5000年時代裡，中國地區對濕婆教、薩滿教等宗教改革成果，以及文化思想的發展奠定了人類最早的唯一的古代文明——華夏文明的基礎。
古氣候學家及考古學家的研究成果，在距今4300年至4100年期間，地球上發生了一次非常嚴重的小冰河期，這次冰河期導致埃及等非洲北部地非常乾旱和寒冷，導致全球很多大河水位下降，而且經常斷流。世界各地特彆是高緯度地區的農業區和畜牧區出現嚴重減產和絕收情況，導致世界的主要文明區域陷入了一百多年戰爭、分裂和慌亂狀態。
在這個災難之前，四川成都平原是中國地區一個最靠北的最發達的農業區域和文明區域，這裡已經建立了經濟發達、人口眾多、物產豐富、商貿繁榮的古蜀國，三星堆等文化遺址挖掘成果證明，古蜀國可能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的文明高度發達的文明古國。
在這場災難突然襲來時，鬆潘高原及秦嶺以北的農業民族和遊牧民族，成群結隊地翻山越嶺進入四川盆地，由此引發北方農牧民集團與古蜀國集團等本地勢力的戰爭，最終以北方遊牧為主體的華夏民族取得這場戰爭的全麵勝利。
華夏民族為了統治蜀國故地，以及開發小冰河冰河期過後其他地區廣袤的適合發展經濟和殖民的土地，建立更加強大的帝國，因此華夏民族聯合眾多民族，進行重大的宗教改革和社會改革，他們廢除神權，樹立王權；廢除母權，樹立父權；廢除古蜀國本來宗教教義及儀式、神靈體係、廟宇及偶像等，將古蜀國的本來宗教徹底清除，一切宗教活動從簡，在民間的宗教活動隻保留婚喪、占卜、解吉凶等宗教活動。他們淡化和藐視神靈的力量和作用，強調人的能力和作用，鼓吹造化由人、事在人為、人定勝天等解放人力和生產力的觀念。這些社會改革及思想發展，為華夏民族成為中國及東亞地區的主體民族奠定了基礎。
經過華夏民族的宗教改革和社會改革後，薩滿教、濕婆教等古老宗教的在中國已經看不到原來的影子，而中國本土發展起來的神道教獲得了蓬勃發展。
隨後，中國進入夏朝、商朝、周朝，這三個朝代的社會精英階層都認為自己是華夏民族，這個時代從公元前2100（即距今4100年前）至公元前256年（即距今2256年），期間跨度1850年左右，由於這段曆史時間跨度很長，而且遺留至今曆史文獻非常有限，因此我們隻能通過有限曆史文獻，以及考古發現，來整理和推演這段曆史。
夏朝的曆史文獻表明，夏朝的主要功績是落實宗教改革和社會改變的成果，通過治理水患，開疆擴土，發展農業生產和殖民，將其他民族融入華夏民族的範疇，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華夏民族征服了長江流域地區、黃河流域地區，奠定了華夏帝國的基本版圖。
根據文獻記載，商朝是華夏民族在黃河流域建立的朝代，商朝統治區域主要長江以南的黃河中下遊地區和江淮地區，包括今河南、安徽北部、江蘇北部、河北、山西和山東等地區。
商朝麵臨嚴重問題是，處理華夏民族即南方農耕民族與北方遊牧民族糾紛、競爭和戰爭問題。為了防止和打擊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商朝的精英階層需要聯合和資助陝西地區的羌族、氐族、匈奴族等軍閥大族，抵禦來至西北地區的敵人；需要聯合中國北方的北狄族、鮮卑族等北方民族，抵禦來至蒙古高原和大興安嶺北麵的遊牧民族入侵。這兩條戰線使商朝精英和人民疲於奔命，耗儘國力。最終商朝被興起於陝西秦川地區的軍事集團即周國擊敗，並取而代之，周朝應運而為。
在這三個朝代中，周朝的曆史文獻是最多的，根據曆史文獻描述，周朝采用分封世襲製，將國家土地分給貴族及有功之臣，實行仁政，本國人民和境外人民一律采用懷柔政策，開放本國人民和境外人民商貿和文化交流，開放華夏民族與其他民族通婚和混居，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矛盾和敵視，商朝因此應得了發展文化和經濟的時間和空間。
在文化方麵，周朝發展和成熟了易經，《周易》是《易經》的封頂之作，為中國哲學和科學奠定了基礎，同時周朝的朝廷組織係統、管理製度和法律非常完備和實用，為中國國家治理體係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周朝建立禮樂製度和道德規範，成為中國文化重要基礎，她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周朝的思想成就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居功至偉！
但是，分封製導致宗族、門閥和軍閥勢力的興起，導致朝廷被架空，國家分裂。之後周朝之地進入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至222年），經曆共550年的紛爭和動亂。
在這段時間裡，華夏民族經曆思想和精神上的折磨陣痛，華夏精英階層一直在思考和實踐救國救民的理論和措施，由此推動諸子百家思想產生和形成，這個階段產生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陰陽家等偉大思想，這些思想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和世界過去、今天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