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的《亡齊論》，總共分為七篇，每一篇都從一個角度闡述北齊所存在的弊病，文章結構嚴謹典範，內容也是詳實豐富。
在這開卷首篇當中，便是天命不具，祖用讖緯命數、天文地理等一係列的觀點，論證了一下天命在西而不在東，其中自然不乏一些穿鑿附會的封建迷信理論，但也體現出祖之博學廣識，起碼陳元康家裡偷的幾千卷書不是白偷的。
第二篇也是內容最為豐富的一個篇章，便是主昏臣佞，列舉種種高歡父子識人不明、用政昏亂的事跡，以及群下阿諛逢迎、無才無德的劣行，將東魏北齊的人事貶低得一無是處。高澄與崔季舒等人事跡，便書寫於這一篇當中。
第三篇為兵驕將墮，第四篇遠賢拒才，第五篇佛傷物，第六篇屢興邊釁，第七篇刑役泛濫，七個篇章逐一羅列，算是從方方麵麵將北齊所存在的弊病都批判了一番。
祖固然是小人一個，但是在總結北齊弊病的時候攻擊力還是不小，所以才能受到至尊賞識，願意忽略其人的品行而加以任用。
這些河北貢士們不滿於祖出任貢試考官，可是當祖的《亡齊論》被分發下來，他們各自閱讀一番之後，各自神情也都變得凝重起來。
這篇文章無論是理據還是文辭都屬上乘，起碼在場這些人都不敢放眼能夠立即寫出一篇方方麵麵都有勝出的文章出來，因此各自也都收起了輕視之心。
接下來，崔瞻才又繼續說道：“至尊所以傳告諸州入貢才士，也是遵循的野無遺賢、天下大治的偉願。諸位既然能得鄉人薦舉，必然也是名動地表、浮塵難掩的珠玉之才。今朝廷所以設考，也非強以升鬥之器衡量豐沛才力，而是希望能夠畢見諸位才情意趣，如此才可分彆取授，以期人事契合、相得益彰。
盧中書、祖祀部並非俱以才長而居上，皆因得遇於事，遂得入此相助諸位聲聞天闕、才達天聽。諸位若因此喉舌欠巧、於事未能儘用，亦可訴於有司。除此之外，不必更作彆思，唯將各自瑰麗才器儘露即可！”
聽到崔瞻這麼說，眾人各自也都麵露訕訕之態，收起了心裡那點文人相輕的小心思，各自調整心態，開始認真準備之後的貢試。
一個政權的滅亡是一個很大的命題，很難通過隻言片語去講論清楚，祖本身才學不俗，加上閱曆豐富，所以才能進行一個綜合性的論述和提綱挈領的總結。
但大多數人並不具備這樣的能力，未必就是因為他們才學就遜於祖，而是在一些問題上本身就欠缺足夠的認知。就比如高澄遇刺那樣的高層機密事件，祖乃是為數不多的知情人，但其他人甚至就連高澄的兒子都是要事後等通知，講到北齊高層人事所存在的弊病，更是無從講起。
很多事情，本身並不能深入的了解，但在談論問題的時候卻又避不開，那就隻能將之進行標簽化，然後再措辭激烈的進行褒揚或詆毀，用一種比較狂熱的態度去代替對事情本身的考證。他都已經這麼急了，事情必然是真的，這是很多看客比較普遍的心理。
祖固然可以憑著自身的經曆見聞去從容議論臧否北齊上層人事弊病，但其他沉淪下僚或者乾脆隱居不仕之人卻沒有這樣的便利。
而今祖一篇範文擺在麵前，並且已經著重點明了主昏臣佞是齊氏大弊，眾人除非能夠提出更加強有力的觀點，否則也就隻能在祖文章的窠臼中進行論述。但是在論據本身未足充分的情況下，想要在祖文章基礎上有所超越，那就隻能用更加激烈和極端的態度與措辭。
在這種思路之下，一眾河北時流的相關文章也都陸續出爐。河北向來才流濟濟，經史文學俱有可觀，關中政權在南下攻滅江陵之前遠難與之相提並論。而今當一眾才士都圍繞著一個命題進行探討撰文的時候，一時間也都名篇頻出。
諸如同樣才名極盛的李德林便專門著文寫了一番北齊的吏治與酷吏問題，以崔暹為代表的東魏北齊酷吏們自詡清正、執法嚴猛，實則本身卻並不能左右上意、裁斷公允，於是每有察治鮮卑勳貴時，眾勳貴往往得到寬縱豁免，察治漢臣的時候則就吹毛求疵，使人戰戰兢兢，為求自保不得不趨炎附勢。
這篇文章說的多多少少有欠公允，東魏北齊任用酷吏以製裁朝士，主要原因自然還在於高歡父子們的雙標。李德林此文卻將責任歸咎於崔暹等執法官，認為他們如果不能左右上意那就不該那樣執法嚴猛，從而淪為打壓異己的工具。
但這一番看法卻獲得了高仲密和司馬消難的認同支持，要不就說這兩人可謂難兄難弟，高仲密西投便有很大原因是與崔暹之間的矛盾而遭到崔暹的針對，司馬消難同樣也是遭受時任禦史中丞的畢義雲所逼辱威嚇，所以最終才決定西投。
歸根到底，還是東魏北齊的監察權任性濫用，故而對於吏治的糾正改善效果不佳，但是對於排除異己卻效果出眾，東西之間幾次大事件都是由此所引發。
“崔暹確是河北大佞，若非此徒不能審時度勢，將我逼逐他方，若使我仍留於河北，晉陽一眾悍將安敢肆意淩辱我河北士流！”
高仲密如今雖然風光無比，但想到當年遭受崔暹的刁難也是惱恨不已，直將李德林引為知己，親在府中加以款待，席中更是連連感歎道。
但真正有攻擊力的還是薛道衡一篇察奸文，通篇矛頭直指崔季舒，直言崔季舒乃是時之大佞，因得寵霸府而毆打君王，又因畏懼強賊而加害府主。
高澄無上下之彆、君臣之義，喝令崔季舒毆打東魏主，故有來日惡奴殺己之禍。崔季舒當時不以力諫，反而悍然執行此命，可知其體壯膽怯，來日自匿廁中、任由府主被砍殺於外也是其本性使然。
薛道衡這一篇時文麵世之後，頓時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崔季舒毆帝三拳，在後世也隻是一個樂子人們玩的一個梗，但是在當下來說，卻是對君王的權威尊嚴十足的冒犯與踐踏。
這一點無關乎大唐承不承認東魏的法理性，彆說孝靜帝這麼一個活生生的人，你就寫“皇帝”兩個字在地上再撒尿去淋，沒人看見也就罷了，被發現了照樣是大不敬。
尤其做出這件事的崔季舒還是出身博陵崔氏，如此行徑無疑是給世族與皇權這本就有些微妙的關係更加觸動了一番。崔季舒究竟是因門第而敢於如此冒犯君父，還是本性狡詐諂媚，純粹是懼於高氏霸府權威而毆打君王？
一時間，不隻是河北人士，包括許多關中時流也都加入到這一場討論中來。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崔季舒此舉是道德敗壞、罪大惡極，更有朝士上奏請求朝廷褫奪高澄封爵、並且嚴懲崔季舒。
這一係列的呼聲，無論是出於什麼樣的目的，無疑都表明了皇權威嚴已經在恢複和上升。自北魏皇權急墮以來，到各個傀儡皇帝輪番上台，弑君、逐君等各種暴行頻頻上演，雖然遭受磨難的是具體的人，但皇帝這個位置本身的權威性也是日漸削弱。
最起碼到目前為止，大唐皇帝之所以威望崇高，並非因為他是皇帝，而是因為當今皇帝乃是李泰。所以如今這一係列針對高澄與崔季舒的非議抨擊，無論是出於尊皇複禮、還是單純的阿諛當今至尊，都意味著皇權威嚴在逐漸恢複，輿情不再容許對其肆意的褻瀆踐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