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的演進，是從內容到形式對讀書人的思想限製越來越嚴。
科舉考試的科目在唐朝時候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等等，而且還產生了武舉。
唐朝科舉允許平民與窮人參加，不分世庶，向全社會開放，的確吸收了不少寒士進入政權。
宋代科舉，在形式和內容上都進行了重大的改變，放寬了錄取和作用的範圍。
彌封、謄錄，是北宋對科舉製度進行的最重要的改革。彌封就是將試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貫等記錄封貼起來，又叫做“糊名”。
糊名之法最早出現在唐朝，唐初在吏部詮試授官時，所試判文，即用糊名考校之法。
宋代科舉在考試內容上也作了較大的改變。宋朝加強了科舉考試中策論的地位和重要性。
北宋王安石廢詩賦取經義，將取士內容限製到儒家經典的狹窄範圍內。南宋時經義形成“有定格律，首有破題，破題之下有接題”，然後有小講、大講、餘意、結尾等固定段落，“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於偶對，大抵冗長繁複，可厭”。
到了明朝，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就是考科舉！
八股文不僅體製僵死，而且要“代聖賢立言”，即揣摩聖人孔、孟和賢人程、朱的語氣說話，因而八股文多半含混生澀、似通非通。
八股文沒有詩、賦、論、策等文體的佳作那種熠熠文采和酣暢氣勢，而是晦澀枯燥，有些詞句甚至難於準確把握其意義。典型的八股文風是囉囉嗦嗦，空疏無聊，同政治才能談不上有什麼關係。
明清統治者標榜“求實尚正”，隻許考生做“渾厚老成”的死板文章，不得用詩賦式的華麗詞藻，不得引用經典以外的其它任何書籍。
八股文沒有詩賦策論那種旁征博引、譬喻聯翩的絢麗色彩，也不可有其它任何越出界限之處。甚至即使在經典之內，還有犯上、犯下的禁忌。
要在如此嚴格僵死的規矩中將孔孟經書的隻言片語敷衍拉扯成一篇文章，的確是件極難的事情。
自王安石推行經義取士之後，科舉製度的積極性日少、消極性日增，至明清兩代，科舉達於極盛而自身的弊病亦達於極甚。
在一個**、封閉的社會環境中，由於無法接受新的思想、學術、技術的影響，沒有革新精神，一種既存製度或事物的演變過程常常不是越變越好，而是越變越糟。
王法不知道這個異世界的王朝科舉處於什麼階段，不過應該不會很好考，要不然範秀才也不會屢次不中！
並且王法在藍星的時候就是天天烤，烤的自己頭暈腦脹，非常痛苦。如今重生一次當然不想重蹈覆轍！
更何況讀書科舉是需要花錢的，不是一般農民家庭能負擔起的，保證溫飽都是問題，更不用談讀書所需要的文房四寶和書籍。
除此之外還需要請教書先生講課。沒了先生講解，你就是天縱橫才也是白費了（想想現在，光有小學到大學的課本，沒有老師，多麼天縱橫才能靠自己一路學到大學畢業）。
先生的費用也是不菲，而且先生的價格也跟學時掛鉤，秀才一個價、舉人一個價；進士.....普通人想想也就是了。不是親戚、知交想都彆想。畢竟幾十個學生需要供養先生全家生活所需。逢年過節，也需要給禮品。
還有名氣、學識是在交流中進步的。做學問是需要還有人情往來的。同學去秦樓、酒樓吟詩作對，你不能每次都去白吃吧；去了想掏錢，囊中羞澀！不掏，打成異類！大家乾什麼都躲著你，想借書抄書提攜什麼的，想都彆想！
這樣下來，供養一個讀書人，大約每年至少需要幾十兩銀子。因先生的才學程度；購買書籍的數量；文房四寶的購買數量等等而各有差異。
並且一般讀書必須十年才敢保證出結果，這就是十年寒窗苦的來曆。而且就算是在努力讀書，也不敢保證必中，範進中舉那是小說，絕大多數讀書人都是孔乙己這樣的下場。
能夠扔這麼多銀子去讀書的，要麼是大家族供養一個人，要麼是書香門第，官宦世家！
所以王法果斷放棄了科舉這條路，接下來另一條出路就是經商。
王法畢竟是從藍星現代社會穿越而來，腦中有無數的現代商業經驗，可以借鑒一下，肯定會在古代的異世界大放異彩！
可是王法又轉念一想，古代社會可是奉行重農抑商的！
重農抑商的政策始於戰國時期李悝變法和商鞅變法，“獎耕戰”、“抑商賈”就是當時提出的“重農抑商”政策。
商鞅覺得國家隻需要兩種人，軍人和農民，所有非農民和非軍人都是背信棄義的小人，都要徹底消滅。
商鞅重農抑商的根本目的是鞏固小農經濟，在富國的基礎上實現強兵，進而鞏固統一。
因為賦稅是國家財政來源,重農抑商能保證國家賦稅征收;
其次,國家戰爭兵源是向農民抽兵役,;
其三當時生產是以土地為主的生產,重農抑商保證國家經濟的根本所在.
總而言之,一切為富國強兵所為,在諸國中強勢而出。
所以重農抑商政策不是經濟政策，而是政治製度。重農的本質是“固農”，抑商的本質是“抑民商”，其根本目的都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
事實上，在早期的華夏，並沒有重農抑商，我們的祖先非常擅於經商。公元4000年前的商部落便擅長經商，並且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
商鞅變法的核心便是加強中央集權，將秦國由原先的鬆散狀態迅速加以強化，使之成為一個龐大的戰爭機器。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提高政府對於整個社會的掌控能力和資源奪取能力，前一種能力是安內，後一種能力則是為了戰爭。
商鞅認為發展農業對於君王統治有諸多好處，“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也”。
所以，商鞅大力發展農業，與此同時利用戶籍政策、連坐製度，限製了百姓的流動自由，整個社會被人為地分割成原子化社會，以便於征兵和稅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