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石和劉浚沿著街道慢慢溜達，離石發現永嘉城裡的人都戴了紗帽，最少也是用綸巾包住頭上發髻。
離石也就入鄉隨俗，隨便找個沿街的屋子，闖進去摘下頭上發髻束發金冠上的冕蘇尾羽，本來想換個紗帽戴上，可惜他沒有，戴彆人的他又不習慣。
換完頭型，離石扔下一枚金幣，就與劉浚一起揚長而去。
他一邊走一邊看，一邊還向劉浚講解起了建築史的變遷，要向離石講解永嘉城內有名建築的劉浚反而成了聽客。
離石邊走指著路兩邊的建築說：
劉兄，華夏文明一脈相承，你看三國、兩晉時期的建築，主要是繼承和運用秦漢的成就。
然後又指著一個與周圍建築格格不入的高塔說：
這應該是佛教的佛塔，佛教在東漢初期時傳入我華夏。
劉浚忙問離石：
緊弟，你說的華夏有什麼特彆含義和講究嗎？
離石依稀記得“華夏”一詞的來源，便對劉浚發勞騷說：
沒想到，南朝乃漢人文化精粹聚集之地，對自己的來龍去脈也有所缺失。
這到底是人為的？
還是傳承遺失了？
然後離石一本正經的說：
華夏，源於中國古代對於中原地區及其文化的稱謂，最初用來指分布在黃河流域中下遊的一些史前部落或部落聯合體，合稱為華夏族群。
這些族群被認為是漢文化和中華文明的起源之一，就是被南方漢人拋棄的北方之地。
沒想到吧？
“華夏”一詞最早始見於《尚書.武成》，根據《尚書》的記載，武王伐紂時“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無論是中原的華夏諸族還是邊遠地區的少數族群，沒有不跟隨武王一同伐紂的。
由夏朝而至周朝，具有豐富悠久的禮儀傳統，因此被稱為“夏”，而“華”則是因其服飾之美得名。
漢朝建立後，華夏逐漸演變成中國的代稱。
魏晉以後，“華夏”逐漸被“中華”一詞取代。
而“中國”一詞的由來，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的一個王朝——商朝。
劉兄難道在南朝的史書中讀到過夏、商、周三個古老王朝？
離石見劉浚惘然的搖頭，又接著問：
那夏王朝呢？
見劉浚還是惘然的搖頭，離石不再繼續追問，而是接著說：
由於商朝的國都位於它的東、南、西、北各方諸侯之中，所以人們稱這塊土地為“中國”。
即居住於中間的王國，它同時又是政治、經濟的中心。
在古代，“中國”沒有作為正式的國名出現，因為那時的王朝或政權，隻有國號，而沒有國名。
他們所說的“中國”，僅是指地域、文化上的概念。
劉浚說：
賢弟，沒想到你真正的治學是治史，為兄知道華夏、中國、中華這些詞語的意思，卻從沒有往更深的層次上去想。
受教了！受教了！
賢弟，請繼續，為兄洗耳恭聽。
離石讓劉浚一打岔，就開始見到什麼就說什麼。
看見前麵最高的佛塔，便說：
佛教在東漢時傳入，其間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建築，就是佛教建築，特彆是建造了佛教寺院和高層的佛塔。
隨之而來的是“身毒”、西域一帶的雕刻和繪畫藝術也湧入中原，漸漸向南方輻射。
劉兄，你看佛塔周圍的建築是否與剛進城時建築有所不同？
這種情況對中國的建築藝術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使秦、漢時比較質樸實的建築風格變得更為成熟和圓淳，這也是漢人的建築風格第一次被動的融合，也喪失了秦、漢時的建築風格。
佛教在東漢時就已傳入中國，經三國兩晉的緩慢發展，由於統治階級的大力提倡，以致興建了大量寺院、佛塔和石窟，並使其成為這個時期最突出的建築類型。
現在大梁王朝更是崇信佛教，梁朝蕭衍現在就開始大興土木，在建康修建佛寺已達三百多所，僧尼五萬多人，規模還在不斷擴大。
這是剛剛開始，南朝地方各郡縣也都在興建佛寺，而這一切的負擔都需要黎民百姓去承擔。
聽說退縮到東北方的大趙石勒也開始崇信佛教，他不敢與北朝大秦作對，也不敢與南燕鮮卑奴為敵，隻能崇信佛教，麻痹自己，在王城裡興建寺塔。
北燕慕容氏更是不遺餘力地崇佛，建都平城時，就大興佛寺，開鑿雲岡石窟。
遷都洛陽後，又在洛陽伊闕開鑿龍門石窟。
大秦把羯胡、鮮卑奴驅趕到東北邊時，據說北方天柱山裡，大山裡佛寺達三百多座，其中洛陽有一千餘所，可見佛教建築之盛。
而那些地方隻是他沒有去過，也沒有在他的大秦境內發現佛教的蹤影。
沒有付出，就不會有收獲，既然他在攻略胡虜之初，沒有見到佛教幫忙出戰的影子，那他就當佛教並不存在，也不會給他們在大秦享有任何特權和扶持，將新冒出來的佛教邊緣化任其自生自滅。
不像拜火教，好壞準許他們完全漢化以後，就可以在華夏境內傳播宗教。
他們提前下注大秦的未來，大秦不介意將它改造融合後，帶著他一起去征服世界。
南朝佛寺以建康的永寧寺為最大，按《建康伽藍記》所記，中間置塔，四麵有門，塔後為佛殿。
這些資料就是蓋世太保、國土安全局、軍事統計調查局、獵人公會、宣傳部聯合起共同搜集、整理、彙總後的資料，內容很詳實、很細致。
離石說：
據資料記載：
初期的佛寺布局與“身毒”相仿佛，仍以塔為主要建築物，置於佛寺中央，而以佛殿為輔，置於塔後。
關於“身毒”的資料介紹，董夫子私藏下來的史書中大略記載，因為這些書籍裡的內容，才促使董夫子樹立了天下本應“大一統”的觀念。
離石歇口氣，接著說：
現在建康有許多佛寺是由貴族官僚的邸宅改建的。
所謂“舍宅為寺”，就是把前廳改為大殿，後堂改為講堂。
於是，佛寺進一步中國化，不僅把中國傳統的庭院式木架建築應用於佛寺，而且使私家園林也融合成為佛寺的一部分。
這在《建康伽藍記》中有較詳細的記載。
佛塔本是埋藏舍利供佛徒禮拜而建造，傳到中國後，把它縮小變成了塔刹，並與東漢已有的多層木結構樓閣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式的木塔。
離石感歎的說：
外來宗教進入中國，隻要能與中國本土文明能融合，就可以試著讓他們傳播，看他們到底有沒有用，要是光會修建築，那就去當建築工人。
想到這裡，離石就想笑，要是大秦以後的建築工隊，管事頭領是光頭的大和尚。
永寧寺塔是該時期最著名的木塔，方形、九層。
這種塔與樓閣式木塔不同，采取密簷式，僅作為禮拜的對象，而不供信徒、遊人登臨遊眺。
當時還存在第三種塔——單層塔，這是荒原獵人在北方天柱山裡采藥時發現的。
天柱山石窟寺是在山崖上開鑿出來的洞窟型佛寺。
漢代已掌握了開鑿岩洞的施工技術，佛教傳入中土後，開鑿石窟寺的風氣在全國迅速傳播開來。
這些石窟中規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貴族、官僚出資修建。
用的是無地可種的農夫、征發的是度日如年的匠人。
窟外還往往建有木建築加以保護。
從建築功能布局來看，石窟可分為三種：
一是塔院型，與初期佛寺以塔為中心相同；
二是佛殿型，窟中以佛像為主體，相當於一般寺廟中的佛殿；
三是僧院型，這種寺院在“身毒”稱“毘訶羅”，主要供僧眾打坐修行之用，窟中置佛像，周圍鑿小窟若乾，每窟供一僧打坐。
兄長呀！你可否想過羌胡、鮮卑奴境內佛寺怎麼建出來的？
這些佛寺都是我漢家兒郎用累累白骨所建，北方漢人從剛開始時的二千多萬人口，變成現在四百多萬出頭。
那消失的一千五百多萬漢人人口去哪裡了？
兄長所說的“仁”包括那消失的一千五百多萬北方漢人嗎？
而同時期，南方漢人在做什麼？
他們什麼都沒有做，一心撲在建築和穿衣吃飯的享受上麵，世家豪門生怕住的不夠舒適，吃的不夠豐富，穿的不夠奢華。
南方貴族、世家豪門的住宅後麵都往往建有園林。
園中有土山、釣台、曲沼、飛梁、重閣、假山等等。
同時，還讓疊石造山的假山技術得到了很大發展，如建康的華林園、蕭蒹宅及梁江陵湘東苑，或重岩複嶺，石路崎嶇，或深溪洞壑，有若自然。
魏晉以來，一些士大夫標榜曠達風流，愛好自然野致，在造園修建方麵，聚石引泉，植林開澗，企圖創造一種比較樸素自然的意境。
時間來到南朝後，他們耗費民脂民膏，去滿足個人的私欲，集體有意識的忘記正在北方胡虜屠殺刀苦苦掙紮的漢人。
離石忍不住又歎了口氣，唉！
由於民族的強製大融合，這時期室內家具陳設發生了若乾變化。
一方麵，席坐的習慣仍然未改，但傳統家具有了新的發展。
如睡床增高，上部加床頂，周圍施以可拆卸的矮屏，這種習慣在北方改變的更明顯。
起居用的床加高、加大，下部以壺門作裝飾，人們既可以坐於床上，又可垂足坐於床沿；
床上出現了倚靠用的長幾、隱囊和半圓形憑幾（又稱曲幾）；
兩折四牒可以移動的屏風發展為多折多牒式。
另一方麵，西北匈人雜胡進入中原地區以後，不僅東漢末年傳入的胡床逐漸普及到民間，還輸入了各種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圓凳、束腰形圓凳等。
這些新家具改變了北方漢人的起居習慣與室內的空間布置習俗，成為以後逐步廢止床榻和席地而坐習俗的前奏。
劉浚聽的目瞪口呆，又覺得理所當然，隻有這位賢弟，才有這樣的能力也有這樣的權力，讓各地的官員將這些無聊的情報彙總上報上來。
他囁嚅的說：
賢弟，你所說的這些，為兄能否借來一觀，等日後有機會去看看。
唉！為兄也知道這隻是一種妄想，為兄年齡擺在這裡，連多走幾步路都有些氣喘，怎能到你說的地方去看看呢？
離石自信的說：
兄長，若是聽小弟安排，戒除了寒食散的毒癮，讓黃神醫給你調理理身體，再修習道家養身鍛體之術，定能讓你再年輕二十歲。
那時，你乘坐大秦的火車，去東南西北四處轉轉，領略山河風光之峻美，豈不美哉？
劉浚遲疑的問道：
當真？
離石肯定的說：
吾以先皇啟誓，絕無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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