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玄傳》上映後，青峰山突然熱鬨起來。先是有背著畫板的學生來蘭草坡寫生，畫裡總少不了那個站在風中的謝安剪影；接著是些白發老人，拄著拐杖在老槐樹下坐著，說要找找“謝玄當年種蘭草的土”；連羅森投資的書法小鎮都火了，遊客拿著竹筆在竹簡上寫字，筆尖劃過的聲音，倒比景區的叫賣聲還響。
夏聽聽團隊在老槐樹下搭了個小木屋，門口掛著塊木牌，寫著“時光故事館”。張姐把拍《淝水之戰》時用的舊屐齒、《衛夫人》裡的竹筆、《謝玄傳》的木箭都擺了進去，玻璃櫃裡還躺著那支刻著“知白守黑”的晉代毛筆——羅森說“放你們這兒更安心”。
這天午後，木屋進來個穿漢服的姑娘，手裡捧著本線裝的《世說新語》，書頁裡夾著片乾枯的蘭草。“我從日本來的，”她的中文帶著點口音，“祖母是戰時來的留學生，臨終前讓我找‘會讓謝安笑的蘭草坡’。”
夏聽聽帶她去看秦老新種的蘭草，姑娘蹲在坡上，用指尖輕輕碰了碰草葉，突然哭了：“祖母說，她當年在東京的防空洞裡，就靠默念《東山賦》活著。她說中國人的骨頭裡，藏著種‘打不倒的韌勁兒’，像這蘭草。”
沈硯在旁邊翻著姑姑的筆記，突然指著某頁：“姑姑寫過，1945年有個日本女學生來青峰山，說想看看謝安隱居的地方。陸導帶她在蘭草坡坐了一下午，沒說一句話，隻給她看了看山風裡的草。”
姑娘捧著筆記，指尖在“日本女學生”幾個字上反複摩挲，突然從包裡掏出個布包，裡麵是本日記。泛黃的紙頁上，畫著個小小的蘭草坡，旁邊寫著“昭和二十年，青峰山的風，和東山的一樣”。
“這是祖母的日記。”姑娘的眼淚滴在紙頁上，“她說當年陸先生告訴她，戰爭會過去，但山還在，草還在，懂的人總會再見麵。”
秦老在旁邊煮著蘭草茶，突然說：“蘭草這東西，不挑地方。日本的嵐山能長，青峰山能長，隻要有人記著，在哪兒都能紮根。”
那天傍晚，姑娘把日記留在了時光故事館。夏聽聽把它和沈曼青的筆記放在一起，兩本跨越時空的日記，竟像兩片疊在一起的蘭草葉。
沒過多久，羅森的書法小鎮辦起了“中日書法交流展”。夏聽聽團隊送去的展品不是名家字畫，而是希望小學孩子們的作品——有個孩子在竹簡上寫“風是一樣的”，旁邊畫了兩隻握在一起的手，一隻拿著毛筆，一隻拿著鋼筆。
開展那天，那個日本姑娘帶著一群留學生來了。他們在孩子的作品前站了很久，其中個戴眼鏡的男生突然說：“我爺爺是老兵，總說對不起中國。今天才明白，道歉不如一起種棵草，讓它長在當年打仗的地方。”
交流展結束後，留學生們和希望小學的孩子們一起，在蘭草坡種了片“友誼草”。沈硯教他們辨認蘭草的嫩芽，張姐給每個人發了個小陶罐，讓他們裝些青峰山的土帶回去。“這土能種蘭草，”張姐笑得眼角堆起皺紋，“就像故事，帶在身上，到哪兒都能發芽。”
秋末的時候，皮埃爾從巴黎寄來個大箱子。打開一看，是世界各地的“故事信物”：有巴黎老人母親的字帖拓片，有華裔小女孩畫的“跳舞的手”，還有張非洲少年在沙地上寫“永”字的照片。“我們在電影節辦了個‘種子展’，”皮埃爾在信裡說，“每個展品旁邊都放著包蘭草籽，有人問這是什麼草，我說這是‘記得草’，記得彆人的好，記得沒說的話。”
夏聽聽把這些信物都擺進時光故事館，玻璃櫃裡漸漸擺滿了——有從衛夫人故鄉寄來的河床土，有淝水邊的鵝卵石，有謝玄練兵場的舊箭簇，還有片從日本嵐山采來的蘭草葉，和青峰山的放在一起，竟分不清誰是誰。
冬至那天，老槐樹下擠滿了人。有來捐故事的，有來聽故事的，還有個穿軍裝的老爺爺，拄著拐杖，懷裡抱著個布包。“這是我父親的日記，”老人的手抖得厲害，“他當年在淝水戰場當衛生員，說看見謝玄的兵把敵軍傷員抬回來，還給他們蓋被子。這些事，他記了一輩子。”
日記裡夾著張黑白照片，一群士兵坐在蘭草坡上，手裡拿著竹筆，在石板上寫字。老人指著照片角落：“這個是我父親，他在寫‘回家’。”
夏聽聽突然想起《謝玄傳》裡的台詞：“打贏了不是為了記恨，是為了讓更多人能安安穩穩寫字，踏踏實實種草。”她把照片掛在木屋最顯眼的地方，旁邊寫上“1948年，淝水邊的兵”。
那天晚上，團隊圍在火爐旁煮蘭草茶。秦老的茶杯裡飄著新采的蘭草，張姐在算故事館的賬，沈硯在整理新收到的信件，羅森抱著他爺爺的通訊兵日記，看得眼眶通紅。
夏聽聽望著窗外，老槐樹上掛著的紅燈籠在風裡搖晃，照亮了坡上的蘭草。那些草在寒風裡微微擺動，像在和遠處的星光打招呼。她突然明白，所謂傳承，從來不是把故事鎖在櫃子裡，而是讓它像蘭草籽一樣，被風帶走，被人記住，在不同的土壤裡長出新的模樣。
就像此刻，爐火上的茶香漫出來，混著遠處孩子們的笑聲，竟有了種跨越時空的暖。她知道，時光故事館的玻璃櫃永遠填不滿，蘭草坡的草永遠種不完，而他們的攝像機，還會繼續對著那些被時光藏起來的角落——因為總有人來，帶著新的故事，像蘭草一樣，在某個清晨，悄悄站滿山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