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槍王李海峰
“馬球子,半拉臉李雙俠,一隻眼。”這是抗日戰爭時期老百姓中流傳的一句話,後者指的就是李海峰。李海峰在當時的牡丹江一帶赫赫有名,人稱“神槍王”。
李海峰,1908年出生於密山縣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母親與姐姐早逝,與父親相依為命。春天,隨父下田耕種,冬天，隨父進山打獵,艱苦度日。
年輕時,有一次在做炸野獸的炸子時,不慎炸藥爆炸,李海峰左眼被炸瞎。但他以堅強的毅力和頑強的精神,在長期的狩獵生活中,煉出了爬山越嶺如走平地的本事,煉出了在六百米內彈無虛發的好槍法。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寇占領密山,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廣大人民群眾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勤勞勇敢,不屈不撓的李海峰,義憤填膺,揭竿而起,在寧安一帶組織起一支抗日義勇軍,報號“雙俠”隊,走上了爭取民族解放的抗日征程。“雙俠”隊以山區為屏障,經常出擊敵人,英勇善戰,打得敵人坐臥不安,不斷對“雙俠”隊進行圍剿。1935年,“雙俠”隊被日軍包圍,戰鬥異常激烈,雙方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終因敵我力量懸殊,“雙俠”隊被擊潰,李海峰幸免於難,隻身突圍,在寧安三道河子隱居起來。
1936年,李海峰應招入伍,在不打抗日隊伍的寧安森林警察大隊做了一名“炮手”。這支隊伍由愛國將領李文彬率領，士兵多數是舊編吉林自衛軍、救國軍的軍人,抗日熱情極濃，都胸懷救國救民之誌,正枕戈以待,準備大舉之事,反正抗日。1937年7月,在抗聯五軍黨委派人幫助下,經過幾個月的準備和內部動員，森林警察大隊150多人,連同家屬六、七百人在李文彬同誌率領下,打死日本軍官八人,又繳了敵人新派來的五十多人的武裝監視隊,焚燒了防所,帶出所有武裝和軍需物資起義。被編為抗聯五軍警衛旅,李海峰被任命為警衛旅一團一連連長，成了抗聯隊伍中真正的一員。
李海峰所率連隊,作戰神勇,戰績赫赫,成了聞名全師的“炮手”連。二路軍總部秘密建立後,李海峰連隊被委以重任，駐守頭道卡子,成了防禦日偽軍進山的頭道守門神。
1938年,日軍大舉圍剿抗聯部隊,為保存有生力量,抗聯部隊向密山、勃利方向轉移。3月18日,李海峰所率連隊一小隊16人,在小孤山與日偽軍400餘人遭遇,為拖住敵人,保衛總部和後方醫院、裁縫所安全,李海峰率領小隊占據小孤山阻擊敵人,被圍一天,打退敵人五次進攻,擊斃敵人一百餘人。我十二烈士壯烈殉國。李海峰在雙腿被炸斷情況下,為掩護四名戰友突圍,戰鬥到最後一刻,拉響手榴彈,與敵人同歸於儘。年僅三十歲。
為悼念為國獻身的革命烈士,抗聯二路軍追認李海峰同誌為中共黨員。
李文彬殉國
著名抗日將領、民族英雄李文彬壯烈犧牲,他的遺骨和其他戰士的遺骨一道,被埋在十二烈士山的西南山嶺。
李文彬,黑龍江省雙城縣三姓屯人。1902年出生於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少年時隻讀過私塾,在家種過地,後在哈爾濱三十六棚哈爾濱鐵路工廠當過學徒工。1920年投入東北陸軍十八旅當兵,後又調到穆棱縣下城子東北邊防軍步兵六十六團騎兵營第一連當連長。“九·一八”事變後,李文彬同原部隊十旅一起參加了吉林自衛軍。1933年春,在日軍進攻下自衛軍全部瓦解。李文彬無奈回家待了一年多。1934、35年,他分彆在依蘭、寧安森林警察大隊任大隊長。
李文彬為人正直、性情豪爽,胸懷救國救民之誌,每談起國恥民恨的時候,都十分憤慨,表現出自己寧願舍身救國的崇高思想境界,在吉林自衛軍裡,他總是身先士卒,衝鋒在前,與日軍作戰。在駐守牡丹江左岸三道河子時,日寇企圖利用他的力量消滅活動在防區的抗日軍隊,但李文彬並未按日寇的意圖行事,相反在我黨的幫助下,駐防二年未向抗日隊伍打過一槍。駐寧安日軍對他“討伐”不力十分不滿,幾次想謀害他都未得逞。
1937年7月12日,李文彬在我抗聯五軍黨委的策劃下,率領部下150多人舉行起義。7月15日正式宣告參加抗聯，改編為東北抗聯第五軍警衛旅,後又於1937年11月擴編為五軍第三師,李文彬由旅長晉升為師長。
經過戰鬥的考驗,李文彬於1937年光榮加入黨。
在烈士山激烈戰鬥的時候,三師主力在師長李文彬、政治部主任王效明帶領下,已經撤到大砬子以西密山界內,離烈士山四十裡左右,當他們聽到烈士山傳來槍炮聲時,李文彬說:“這是李海峰同敵人遭遇了。”但是增援已來不及了。李文彬果斷地命令部隊:“連夜抄近路趕到敵人前麵,在大頂子山北部的大山彎裡打他一個伏擊。”
部隊開始了急速的夜行軍,順著來的路線,抄近路,在天亮前,搶先占領了羅鍋橋大頂子山北五裡左右山穀轉彎處的有利地勢設下了埋伏。
天放亮了,敵人帶著勝利的喜悅得意忘形的向寶清撤退。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已經進入了我軍的伏擊圈。這時,李文彬一聲令下,我輕重武器同時開火,槍聲、手榴彈的爆炸聲響成一片,敵人亂作一團,被炸得鬼哭狼嚎,狼狽逃竄。抗聯戰士衝下山打掃戰場時,共擊斃敵人30餘名,我軍無一傷亡,繳獲大批槍支、彈藥。這次戰鬥僅用了十幾分鐘,成為抗聯史上著名的伏擊戰。
1938年五軍二師與四軍主力西征,五軍三師在蘭棒山一帶繼續開展鬥爭,很好地掩護了西征部隊。為了打破敵人的封鎖，三師在寶清西部山區密營附近種一些苞米、土豆。當冬季被敵人包圍時,這些糧食起了一定作用。並一有機會就出擊,敵人連連受挫,大為震驚。
1939年夏,周保中從牡丹江來到寶清,派黃玉清東巡虎林、饒河去找三師。黃玉清找到三師後,因敵人大"討伐”切斷了交通無法找到七軍。李文彬毅然率一個連作先遣隊同黃玉清回到寶清,找周保中領受新的任務。在等待與總指揮部接關係時,於9月12日遭到日偽軍35團和警察隊一部近百人的追擊並包圍。
李文彬師長指揮部屬就地沉著應戰,奮力突圍。激戰數小時,終因寡不敵眾,李文彬和連長趙榮、師部副官張雲晉、四班長李青山、隊員佟祥等七人壯烈犧牲。
漢奸指著一具遺體說:“太君,太君,這是李文彬呀!”
敵兵一聽,象惡狼一樣搶分李文彬的衣物回去邀功請賞，並毀壞了烈士們的遺體。
我抗聯增援部隊趕到之後,敵人已經逃走。抗聯戰士滿懷對同誌的敬仰、對敵人的仇恨,把李文彬等七烈士焚化於戰地,埋骨於烈士山西南的山嶺。
時年,李文彬僅 38歲。
寂靜的山林裡響起一陣祭奠的槍聲,在山穀裡回鳴了許久、許久……
激戰大砬子
烈士山西溝有一塊寬綽的草甸子,大砬子就在草甸子西緣的山根下,高約十二米,方圓二、三百米,是一座天然屏障。烈士山戰鬥後,敵偽“興安軍”常在此處活動巡邏,安營設卡，監視堵擊我抗日聯軍。
一天,五軍三師政治部主任王效明同誌奉總指揮周保中同誌委派,率領九團官兵二、三十人,到大砬子運取去年冬天儲存在那裡的給養。搬運中,被敵人發現。
偽“興安軍”有三、四百人,分成兩路,鉗形向大砬子攻來，當他們進到射程以內,抗聯戰士一聲大吼,排槍齊響,敵人被撂倒二十多人。遭到了迎頭痛擊,敵人狼狽逃竄,有的就地臥倒,有的逃到山腳下,開始打馬樁子,整頓隊伍,準備再次進攻。
敵人受挫後,開始用猛烈的炮火轟擊,掩護進攻。我抗聯戰士充分利用大砬子天然掩體,隻要敵人稍稍向前蠕動,就點射擊斃,敵人無計可施,戰鬥形成僵持狀態。
王效明深知騎兵離開馬就沒有戰鬥力。他派兩名戰士迂回到敵後,伺機襲擊敵人的馬樁子。一個時辰過後,敵人一支騎兵,從左側山緣向我背後迂回,企圖抄襲我軍後路。就在這時,忽然聽到遠處傳來幾聲槍響,接著看到敵人的馬樁子驚散,馬在山野中到處亂跑,敵人後方亂了陣腳,不顧打仗,隻顧去抓自己的馬。前沿陣地的敵人也亂了,不顧死活,滾的滾，爬的爬,拚命往回跑,我軍趁此機會,又一陣排槍打死十餘名敵人,敵人丟下屍體和驚散的戰馬向下逃散。
大砬子一戰,徹底擊垮了偽“興安軍”的囂張氣焰。戰鬥中,我抗聯張連長英勇犧牲,遺體被安葬在大砬子西邊的彈坑中。
李炮營阻擊戰
在蘭棒山南20華裡處的撓力河、大泥鰍河的交彙處,有一座半地下的地窨子草房,這就是李炮營子。1938年3月25日,在這裡發生了一次壯烈的戰鬥——李炮營阻擊戰。
李炮,原名李玉成,1895年生人。在這溝裡靠打獵為生，已度過了二十多年。他原是關內人,因為好打抱不平,在家鄉為了替鄉親們除害,曾打死一名惡霸地主的兒子,為此,而流浪關外。他為人剛正不阿,厭棄世俗,頗有幾分俠義之氣。“九一八”事變後,他曾在大刀會汝司令隊伍裡乾了一段,當他看到這支隊伍已不再抗日時,便氣憤地離開了。於是,他領著妻子進入這深山老峪裡,打算老死山中,也決不當亡國奴。
1937年秋天,五軍三師派張雲晉副官帶領幾個人到這裡選擇密營點時,經過北溝龐把頭的指引,就找到了這裡。張副官等人一住就是一個多星期,經常幫李炮乾一些力所能及的零活,向李炮一家宣傳抗日救國思想,終於使李炮感動,親自帶他們早出晚歸,踏察山勢地形,並指點了建密營的地點。張副官他們臨走頭一天晚上,李炮主動提出:“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們這樣的好隊伍,我相信你們是能趕走東洋鬼子的!今天我把我長子福勝交給你們帶去,我死也放心了!”
張副官不僅收下了李炮的長子,還同意收下李炮夫妻倆。將來後方密營建成後,這兒就是密營卡子房,李炮就是密營卡子房的負責人。
李炮這個高興勁就甭提了,當晚拿出一瓶珍藏已久的平日舍不得喝的酒,來慶賀參加抗聯這件喜事。
從此以後,他的長子李福勝加入了三師八團一連,李炮原來的單子獵槍“彆拉彈”也換成了五軍發給的連珠槍。張副官等人走後,他真像一個卡子房的負責人一樣,履行自己的職務。
按照李炮的指點,二路軍後方機構和五軍三師密營分彆設在李炮家西溝、蘭棒山以南地形十分複雜的幾處山口、山腰。李炮一家也肩負起守衛三師師部、京石泉國際廣播電台和聯軍教導隊、後方醫院、裁縫所等部門。
從烈士山戰鬥以來,李炮更加警戒著敵人,從不馬虎!這天,總部留守處負責警衛的趙子文指導員和通訊處通訊員孫喜久來到李炮家,告訴他最近發現有敵人向這一帶活動,讓他多加小心。這時,李炮的小兒子李福泉回來了,說發現河岸上有敵人……
原來,一股敵人約三四百人,從寶清方向向西北方向竄擾搜索而來。這股敵人已在這一帶轉悠了好幾天,當敵人看到小河向西南方轉彎處的北岸,露出一幢半地下的小草房時,狡猾的敵人停了下來,用望遠鏡窺視動靜。
李炮他們從窗縫向外窺探,果然,河岸上有敵人在露頭。李炮說:“你們先撤,我掩護。”趙指導員讓李炮一家先撤,向密營報告。可李炮執意不肯,說:“我殺敵立功的機會到了,福勝在戰鬥中光榮負傷,我應作出比福勝更光榮的事跡來!快走吧!再不走就來不及了!”李炮回頭又向外窺視,發現敵人正向這裡試探著前進,越來越近了,近到百米以內時,突然,在敵人的腳下響起數聲爆炸聲,敵人慌忙往回跑,李炮屋裡的四把槍一起開火，一連打死數人。緊接著敵又衝了上來,指導員趙子文和通訊員孫喜久衝了出去,孫喜久很快鑽人“鬨眼塘”,借著密集的榛柴塘向後山撤去,而趙指導員為了掩護戰友,在門前身中數彈倒下了。
李炮的小兒子李福泉一個箭步衝上去拽指導員,沒有拽動,他把指導員的槍拿在手中,轉身剛邁進門檻,就被敵人罪惡的子彈奪去了年僅十四歲的生命。
李炮和老伴兒兩眼射出仇恨的怒火,他接過兒子手中的二十響盒子槍和老伴兒同時開火,敵人靠近時李炮就用二十響手槍射擊,離的遠些就用連珠槍一個一個地消滅敵人。敵人幾次衝鋒都被李炮夫妻打退。
少有的寧靜。
敵人看到沒有人追擊,感到惶惑不解,於是對著小房開炮,不久小房起火了。
李炮左臂負傷,老伴也已受傷不省人事。為了更好地牽製敵人,他不得不從山牆鑽出去,爬過草叢衝上了後山崗。此時,他完全可以隱入林海深處撤走,但是,他馬上想到如果不把敵人引開,那後方醫院、總部密營將受到危協。
於是,他從後山崗上開槍又打死數人,敵人氣急敗壞地一齊奔向後崗,向他撲來。他象一個勝利者在崗上哈哈大笑,並大聲喊道:“跟我來吧!”然後邁開大步向密營總部和後方醫院相反方向跑去。……
下午4時許,我留守處在得到通訊員孫喜久的報告後,在李炮營東北約二十裡的大山崗上擊退了偽興安軍,並發現了李炮的屍體在這條崗上被敵人淩遲了!
打掃戰場,敵軍共棄屍30餘具。
當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聽到關於李炮英勇犧牲的彙報後,心情非常激動,說:“李炮真是一個高尚的人!堅貞的革命者!”四月下旬,敵人在偽《三江日報》上造謠說……“五軍匪”的密營,有堅固的地下工事、碉堡……
五軍三師的密營,敵人始終沒有找到。
我市第一張報紙
《東北紅星壁報》誕生於我市蘭棒山二路軍密營,是我市的第一張報紙。
“鍋盔山前皎潔雪地透紅斑,應知將軍經鏖戰寶石河頭淒涼月夜對青流,豈料英雄殉節休。”
這是二路軍副總指揮趙尚誌含淚為在敵人獄中犧牲的五軍三師師長張震華所寫。
這幅充滿血與淚、沉痛悼念烈士的挽聯,真實記錄、反映了當時東北抗聯艱苦、悲壯的抗日鬥爭。《東北紅星壁報》第二期登載了此聯,現珍藏於北京中央檔案館,是《東北紅星壁報》刊辦五期僅存的一期,成為研究東北抗聯曆史的寶貴資料。
1940年,堅持吉東地區進行武裝鬥爭的東北抗日聯軍，處於嚴重困難的低潮時期。為了加強對抗聯戰士的宣傳和文化教育,振奮精神,鼓舞士氣,5月29日,二路軍總部召開黨員大會，專門研究和討論宣傳工作和文化教育問題,決定充分利用“京石泉國際電台”的便利條件,創辦《東北紅星壁報》,並選舉了以副總指揮趙尚誌為主編,王春發、金京石、李俊、薑信泰等同誌組成的報務委員會。東北紅星壁報》的創刊,開辟了東北抗聯抗擊日寇的第二戰場。
《東北紅星壁報》每期八個版麵,臘紙刻版油印。報紙內容豐富,欄目齊全。《社論》、《國際要聞》、《昨日新聞》等欄目，及時報道世界時事政治,指點江山,論是論非中國抗日消息彙報》、《東北抗日戰訊》、東京特訊》、《民族英雄傳記》欄目，迅速傳遞抗戰軍事信息,分析敵我形勢,憑吊戰鬥英雄,激發高昂士氣《小說》、《詩歌》、《迷語》等欄目,積極反映抗聯戰天鬥地、抗擊日寇的樂觀精神,活躍軍營生活。主編趙尚誌將軍曾以“問之”為筆名,寫過紀念紅色的五月千字短文,《士野的詩歌》等文章。報紙全年共出五期。年底,總部轉移時,報社委員會委員王春發犧牲,報具被損,壁報停刊。
《東北紅星壁報》如一張陳年的底片映照下了那一段難忘的戰爭歲月,又如一場初春的喜雨滋潤蘭棒山生機盎然。
不同尋常的婚禮
1939年10月6日,這是東北抗聯二路軍總部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在這野果飄香、樹葉蕃黃的深秋時節,從總部密營裡傳出了宏亮的歌聲: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紅色大旗高高舉起
飄揚山水間
中華民族反日戰爭
敵人心膽寒
不怕犧牲不怕死
抗日聯合軍
每次勝利是我們
這次遊擊凱旋歸
強盜日本帝國主義軍隊全殺除
人民政府逞雄威
國土全收回
我們快樂
我們歡迎
同誌們來慶祝
大家高唱凱旋歌
革命成功萬萬歲
這歌聲是東北抗聯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和女戰士王一知在舉行婚禮時唱的《國際歌》和《紅旗歌》。起初是他們二人唱,後來戰士們也跟著唱,歌聲掌聲歡笑聲,一浪接一浪,發出了強烈的衝擊波,在深山老峪裡久久回蕩。
周保中同誌原名奚李源,字紹黃,雲南省大理縣灣橋村人,白族,生於1902年。他15歲時,抱著“富國強兵”的理想，虛報兩歲,投軍入伍,參加了“討袁護法”的鬥爭。以後,進入雲南講武堂第17期工兵科學習。畢業後,參加了北伐戰爭。1927年7月,在大革命激流中入黨,並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黨的組織委員。大革命失敗後,周保中同誌曾在中共中央軍委領導下,秘密到浙江、湖南、河北及山東等地從事兵運和聯絡工作。1929年冬,中共中央派他去莫斯科“國際列寧學院”學習。
1931年黨派他回上海工作。“九·一八”事變後,黨中央又派他到滿洲省委工作。他於1931年2月到了哈爾濱,擔任中共滿洲省委委員,軍事運行部主席即軍委主席,親自起草了“東北義勇軍抗日救國遊擊運動提綱”“義勇軍組織法”等。約半年後,中共滿洲省委派他到抗日自衛軍和救國軍中擔任黨的領導工作,任綏寧反日同盟軍軍長、黨委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他積極宣傳黨的抗日救國主張,廣泛發動群眾,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建立各種抗日組織，有效地打擊了敵人,提高了黨的威信。1935年2月,他擔任了東北抗聯第五軍軍長、軍黨委書記。1936年底,他又擔任第二路軍總指揮。領導四軍、五軍、七軍、八軍、十軍和救世軍,此外一路軍的第三師也經常和五軍部隊在一起戰鬥。部隊活動在吉東地區和中東鐵路、哈綏鐵路兩側及鬆花江右岸、烏蘇裡江左岸等廣大地區約三十餘縣。周保中在與敵人不屈不撓的鬥爭中,曾五次負傷,身體受到嚴重損傷。僅在東北抗日遊擊戰爭中他就曾三次負傷,有一次腸子被打出來了。當時,哪有醫療條件呀!連治外傷的藥也沒有,可是他不叫一聲痛,硬是將腸子塞回腹部,敷上草藥,用綁腿纏好,仍然堅持戰鬥和工作。他的模範行動,深深地鼓舞著廣大的抗聯戰士。
王一知同誌是黑龍江省依蘭縣人,生於1916年,1934年加入共青團,1935年入黨。曾擔任過依蘭縣中學女子班黨支部委員，中共吉東省委秘書處東北抗日聯軍第五軍軍部、第二路軍總指揮部秘書。她從青少年時代起,就愛憎分明,追求真理,追求進步。“九·一八”事變後,她懷著對日本侵略者的滿腔義憤與強烈的愛國熱情,毅然參加了學生抗日救國運動。人黨後,她率領廣大愛國學生和婦女群眾,更加奮不顧身地開展抗日活動。她積極地進行抗日宣傳,組織反日會、救國會、發展黨團組織。在工作中,她不避艱險,不辭勞苦,機智勇敢,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在日本侵略軍瘋狂“圍剿”東北抗日軍民的重要關頭,黨把她派到抗聯第五軍。在峰火連天的戰場上,她率領五軍女戰士,在被服給養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經常冒著零下40多度的嚴寒與男同誌一樣行軍作戰,與日軍進行了無數次英勇戰鬥。在二路軍密營總指揮部,她更是無私無畏,在極其險惡的環境中,夜以繼日地幫助周保中做了大量工作。
自1939年春開始,王一知和周保中在共同的抗日鬥爭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他們一起同敵人同旋,向敵人衝鋒，一起吃野菜、飲山泉，忍受酷暑嚴寒的考驗,當深秋山裡果實成熟，他們關係也成熟了。經過幾個月的鍛煉和考驗,培植了深厚的情感。當王一知大膽地向周保中坦露壓抑內心許久的愛慕時,周保中笑著問她:“日寇到處張貼布告、散發傳單捉拿我,並以重金收買我的首級,賞金由五萬元增加到數十萬元，一知,難道你不怕?”
王一知十分堅定的說:“我不怕!”
周保中被王一知這種大無畏的精神深深感動了,兩個人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心也緊緊地連在了一起。
經總部機關黨支部的同意,他們的婚禮在蘭棒山總部密營裡舉行。
他們的婚禮既簡單又隆重。
二位新人把平時穿舊的軍裝洗了洗做為新婚禮服,吳玉清、金成玉朝鮮族、李順姬朝鮮族等五名女戰士在密營新房裡插上了從野外采來的花草稍加點綴,金京石等有文化的戰士在木刻楞牆壁上貼上幾張抗日救國的標語，新房就算布置完了。
婚禮開始時,支部書記以主持人的角色向戰友們介紹了他們的身世及相愛過程,勉勵他們團結一心,並肩戰鬥,為消滅日本侵略者貢獻青春。接著是文藝活動,應戰士們的要求，周保中先唱了國際歌》,王一知唱了當時抗聯戰士流行的《紅旗歌》,開始有的戰士跟著小聲唱,後來大家一起合唱,形成了共鳴。金成玉、李順姬、吳玉清等幾位女戰士帶頭跳起了歡快的朝鮮族舞蹈,為婚禮增添了幾分喜慶氣氛。
三次重走抗聯路的抗聯女戰士吳玉清（右三）和兒媳自費，再次登上二路軍總部遺址（周保中結婚紀念地）。
炊事班的同誌們為慶賀總指揮的婚禮,特意為全體指戰員作了一頓“豐盛”的飯菜,炊事員用鐵桶盛上來馬腸子煮野菜。沒有酒,戰友們就端著大碗大碗的“京石泉”水作喜酒,頻頻舉杯祝賀總指揮夫婦美滿婚煙,並預祝抗日戰爭早日勝利。
周保中和王一知望著可愛的指戰員們,吃著不同尋常的飯、喝著不同尋常的酒,非常感動。在兩個人對飲之時,王一知覺得有異樣的東西落在她的手背上,她知道:那是保中從心河裡溢出的眼淚……
源於一封信
1987年秋,七台河市委黨史辦給宏偉鄉黨委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據史料記載,1938年3月18日,我東北抗聯二路軍五軍三師八團一連十二名乾部戰士在小孤山同日軍四百多人激戰一整天,最後全部犧牲,並要求宏偉鄉黨委對這一戰場遺址進行考察、尋找並上報。
一個偶然的機會,這封信被一位有心人發現了。這個人就是宏偉鄉武裝部長蘇將校同誌。
自費考察抗聯遺址牽頭人，時任七台河市宏偉鄉黨委委員武裝部長蘇將校（1988年春）
蘇將校,剛剛轉業複員,當年38歲,是一個非常善良樸實的漢子。他的二舅也是烈士,他二舅的事跡對他影響很深,因此他毅然決然地報名參了軍,並在部隊經受教育和錘煉。早在1985年,他組織民兵拉練,在選擇訓練地點時,經過踏察，選在小孤山。訓練過程中,人們發現了許多馬骨頭、人骨頭，引起了他的注意,後來又有不少群眾發現了一些戰爭遺物,這使有軍人特殊敏感的蘇將校驚喜地認識到:這一帶當年肯定駐紮過抗聯隊伍,十二烈士的犧牲地也許就在這裡。
看了這封信,蘇將校懷著對陣亡烈士的崇敬,懷著一個退伍軍人眷眷報國之心,立即著手查訪,在他的影響下,李興發、張學玉、葛維升、沈忠芳、董興業、孟慶江、畢得金等人也加入進來。他們自發地成立了“十二烈士山”查訪小組,由蘇將校和市電視台駐宏偉鄉記者站站長李興發負責經常性工作,於是一場艱辛的查訪開始了。
這個小組進行了大量的查詢、收集實物資料和文字資料等工作,長達十年之久。
1988年3月七台河軍分區，市委黨史委分彆為自費考察的同誌出具的介紹信。
他們先後去過寶清、依蘭、牡丹江、佳木斯、哈爾濱、北京。這期間蘇將校、李興發自費花去了5千餘元,僅88年上北京尋訪老抗聯將士、尋找珍貴的文史資料就花掉3千元。一路上他們省吃儉用,食不果腹,還險些傳染上甲肝。蘇將校動用了當時家裡準備蓋房錢。對於並不富裕的他們來說,已是儘了最大的努力。1992年,蘇、李二人去依蘭請來了兩位老抗聯,其中張璽山這位老抗聯因年事已高,上不去山,但是要認定烈士山必須到山頂察看地形,於是蘇、李二人輪流將這位老抗聯背上了山頂。
蘇將校、李興發自費查訪烈士山的事跡在寶清縣、七台河軍分區、北京有關部門引起反響。他們去北京查閱資料,七台河軍分區給他們出具了軍字號介紹信,使他們在京辦事進展順利。他們在北京中央檔案館查閱資料,當檔案館的同誌聽說他們是自費查訪時,破例為他們及時查找了所需資料。在國防科工委,原科工委主任、老抗聯彭施魯同誌聽說找他了解十二烈士山的事,非常高興的說:“十二烈士山終於有人管了,他們沒有白死啊!”並欣然揮毫為十二烈士題詞,書寫了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在行軍途中為十二烈士題的詩贈給宏偉鄉人民政府。彭老還說:“將來一定要去宏偉看看烈士山!看看根據地的人民”。在北京,他們還探訪了原五軍三師政治部主任王效明,當時王老已81歲高齡,且身體不太好,他和老伴閻林、大女兒王宇熱情接待了蘇、李二人。當蘇將校拿出從蘭棒山買來的6斤元蘑時,王老一家非常感動,王老和閻林說:“這就是革命老區的元蘑!”一下子就勾起了對當年在蘭棒山戰鬥生活的回憶,詳細介紹了二路軍總部密營、十二烈士山、大砬子等具體情況。並說在十二烈士山戰鬥後的第四天,也就是1938年3月22日,親自給周保中寫了一封信,信中詳細講述了戰鬥經過。在北京,他們還找到了周保中女兒周偉的單位（北京陸軍總醫院高壓氧艙辦公室）,當周偉聽說他們是自費來的,也非常感動,拿出母親王一知臨終前的錄音帶,說:“我母親臨終還囑托,一定要把烈士山找到!”蘇、李二人聽著錄音,眼窩一下子濕潤了。（蘇、李二人並將王一知、王效明的談話錄音進行了複製留存）
在哈爾濱,陳雷的夫人李敏詳細看了蘇、李二人提供的有關十二烈士山的資料,對他們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王效明等人還提供了其它老抗聯戰士的地址,如河北的曹暑岩、天津的薑煥洲等，卻因經費不足而錯過了尋訪英雄的時機。當他們坐車返回家鄉,兜裡僅剩下二十元肆角六分錢……1992年春天，蘇將校把從各個戰場遺址收集的彈殼、炮架、戰刀、鋼盔和有關資料收藏好,又到烈士山把烈士的遺骨掩埋在一棵常青樹下,以等待周保中詩中預示:“指點沙場吊忠魂”的機會來臨。
尋祭十二烈士山,得到市委、市政府以及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1994年以來我市把精神文明建設和愛國主義教育當做大事來抓,市委宣傳部、市軍分區等部門把愛國主義教育做為一項重點工作擺上了突出的位置。市中級法院等對此事也引起了高度重視。下鄉包扶的中級法院立案庭庭長葛維升、市老促會副會長沈忠芳多次到宏偉、寶清考察。沈忠芳當時年近古稀,還冒著寒風,踏著深雪,登上小孤山、大砬子……並親自撰寫報告、申請、解說詞、碑文等有關十二烈士山的資料，約一萬餘字。
半個世紀未予認定的烈士山果真到了“指定沙場吊忠魂”的時候了。
黑國發[1997]2號文《關於命名首批省級國防教育基地的通報》,十二烈士山名列其中。
1998年7月8日,十二烈士山紀念碑莊重地豎立在小孤山南麓。
至此,為艱辛的尋祭工作劃上了圓滿的句號。
這正是:
十載查訪曆儘艱辛癡情戀沙場
一朝如願憑吊英魂淚眼望豐碑。
幾件“小事”
“神經病!”這本是一些鄉鄰不理解、嘲諷的話。蘇將校、李興發研究、查訪革命曆史戰跡達到了癡迷的程度,的確有些“神經兮兮”。拿他們自己的話講:“現在滿腦子都是十二烈士山,都是十二烈士,彆的什麼也裝不下,陣亡烈士的高大形象在眼前就是揮之不去!”
彭施魯將軍（左）和蘇將校（圖右）麵對軍事地圖研究抗聯遺址等事宜，19883月李興發拍攝
1998年8月28日《七台河晚報》記者楊露報道蘇將校和他的搭檔報紙原件。
研究曆史、考察曆史本就是件極艱苦的差事!搜集、翻閱、研究資料,多少個無眠之夜,他們秉燭夜讀,與先烈進行著心與心的溝通多少個節假日,各個戰跡地出現他們搜集證物、往返不知疲倦的身影。隨著曆史的書鑒一頁頁慢慢清晰，他們仿佛更失去了自己,忘卻艱辛,帶著微笑,沿著先烈的足跡向那“燈火闌珊處”走去。
人們都說,成功的男人背後有一個高尚的女人。的確,妻子對他們是支持的,默默地承擔起了全部家務,默默地給他們以無聲的幫助。然而,“鍋碗瓢盆交響曲”的家庭生活哪能沒有波瀾!
蘇將校的愛人徐桂華是醫院的一名藥劑師,事業心很強，一次,她正在家中做飯,忽然接到通知讓她速到醫院,有病人急需用藥。她忙交待正沉浸在資料中的蘇將校看好飯鍋和園子,放下已下鍋的米急匆匆去了。待她忙完工作回到家中,廚房已糊煙四起,米飯成了黑糊糊的鍋巴,園中更是一片狼藉，蔥蔥綠綠、即將落花結果的花菜已被大鵝吞噬得亂七八糟。而蘇將校還在那裡渾然不覺。多日來身背重負的勤勞、善良的女人,再也控製不住了。“這日子還怎麼過啊!”她邊喊邊攆著抓住亂跑的大鵝,狠狠心猛地摔死在地上。
多年來的省吃儉用,蘇將校、李興發兩家積攢了一些錢，準備翻蓋新房。兩人的妻兒都沉浸在新房子落成帶給他們的喜悅之中。正當蘇將校家房子準備上瓦、李興發家房子再添備木料的時候,二人卻正在商議著自費去北京查找資料和采訪老抗聯。這怎麼能行?靠一個月才幾十元錢的工資,攢夠蓋一個房的錢是多麼的不容易!當兩個人將他們的決定同妻子商量時,妻子們說,你們查訪我們不反對,但是動用多年攢下的蓋房子辛苦錢,我們實在想不通。蘇將校、李興發理解妻子,是妻子用瘦弱的雙肩支撐起了這個家,是妻子平時無怨無悔的支持,才能使他們一心撲在烈士山的查訪工作上,他們怎忍心破滅妻子翻蓋新房的最大心願呢?人與人之間需要太多的理解……列車徐徐開動了。蘇將校、李興發摸著妻子為他們準備的行囊,望著漸漸遠去的妻子背影,眼睛模糊了……
一次特殊的“綠燈”
“綠燈”並不是隨意為每個人開亮的,隻有在特殊的情況下,對特殊的人,才有特殊的破例。自費尋查文史資料的蘇將校和李興發幸運地遇到了這種特殊的待遇。
那是1988年3月24日,蘇、李二人從北京東城旅社出發,乘公共汽車西行,途中換了三次車,經過3個小時,來到北京西山腳下中央檔案館。
在中央檔案館大門口,一位姓王的二十多歲的小夥子接待了他們,看了他們出示的七台河市軍分區的介紹信後,領著他們來到中央處利用室休息室。從大門口到休息室,有兩道衛兵荷槍實彈地守衛著這機要重地,院子裡有一群狼狗在護院,一派戒備森嚴的氣氛。
時間已是下午1時45分。
姓王的年輕人拿著介紹信,又打量了一番這兩個不同尋常的人,說:“我們領導正在開會,你們先在休息室等著吧。”
蘇、李二人就求他通融一下,說:“我們費了好大的勁,找了三個小時才找到這兒,請你幫幫忙。”
姓王的年輕人說:“我們這有招待所,你們先住下。”
蘇將校說:“我們現有的錢隻夠返回的路費,如果再住店，還得花錢,再說我們已在東城旅店寫了店鋪了。”李興發補充道:“我們是自費,把家裡蓋房的錢都拿來了。”
姓王的年輕人說:“那好,你們等一下,我給我們處長打電話問問。”
不一會,處長來了,說:“你們先住下,查的東西現在不能讓你們查,我們明天幫你們查,你們26日上午來。”
蘇將校犯了難:“再住兩天,我們就回不了家了。”姓王的年輕人介紹說:“這是我們處的齊德平處長。
自費考察研究抗聯遺址的原七台河市宏偉鄉黨委委員武裝部部長蘇將校
蘇、李二人就央求齊處長,又把自費尋查的事說了一遍。齊處長說:“我在這兒工作了這麼多年,還頭一次遇上自費來的。”就詳細問了蘇、李二人的工作單位、職務、年齡。又問:“你們為啥自費查資料?”
蘇將校說:“我是當兵出身,烈士山就在我們鄉南麵,我們是出於對烈士的敬仰,再說了,烈士們為了抗日救國把命都搭上了,我們搭幾個錢又算什麼呢?”
“好!好!好!”齊德平不住地點頭,然後略思片刻,說:“就為你們這種精神,我破一次例,開一次綠燈。為了讓你們節省錢,我馬上安排人去查。”
齊德平處長讓姓王的年輕人把資料室的賀德海叫來,交待了一番,就又去開會了。
賀德海領著他們往地下室走,問:“查什麼資料?”蘇將校說:“吉東省委有關十二烈士山的資料。”
說話間,已來到了地下室門口,賀德海進了地下室查出一本書來,書名是《烈士山,十二烈士》，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吉東省委第二印刷所印。
蘇、李二人詳細翻看了書的具體內容,並在本子上把重點做了記錄。原來,1938年3月18日發生了烈士山戰鬥,僅40多天,這書就印出來了,且書上記載的地理位置就是宏偉鄉境內的小孤山位置。
在翻看、記錄資料時,賀德海又聽了一遍自費者的介紹，非常驚訝,說:“你們自費跑這麼遠那得多少錢哪,我把電話號碼留給你們,以後需要什麼資料,打個電話我就給你們查找。”
蘇、李二人記了賀德海的電話號碼,不住地言謝,告辭了。出了中央檔案館,兩個人的心情輕鬆了許多。李興發說:“在交通崗,一遇到急救病人準給開綠燈,這兒也好比交通崗，我們之所以能如願以償,通行無阻,因為我們是病人。”
這句話倒把蘇將校造愣了:“病人?甲肝?”
李興發搖搖頭說:“你忘了,人家管咱不是叫神經病嗎?”
“神經病”這句話是彆人對他們的嘲諷。
蘇將校樂了:“病就病吧,咱為烈士們而病,咱值得。”兩個人的臉上浮現出勝利後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