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擔任台大校長後，提出的高等教育的理念，主要體現在他的“國立”台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演說詞，和他在1950年初寫了一篇題為“幾個教育的理想”的文章之中。
這裡，我們不妨把傅斯年的“國立”台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演說詞全文複述如下：
今天是國立台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我因為到校還不滿十個月，最初也不知道這個校慶的日子是如何定的，後來才打聽到這是民國三十四年接收前日本台北帝國大學的那一天。我當時就想：拿這個日子作校慶，對嗎？經過一番考慮，我的結論是：這個日子應該做我們的校慶。
誠然，我們現在這個大學的建設，絕大部分是在日本時代成就的，而且在日本時代這個大學也有些學術的成就，偏偏不幸得很，這四年來我們這個大學的進步不能算快，所以我們今天拿接收的日子作校慶，心中不無慚愧！但仔細想起來，日本時代這個大學的辦法，有他的特殊目的，就是和他的殖民政策配合的，又是他南進政策的工具。我們接收以來，是純粹的辦大學，是純粹的為辦大學而辦大學，沒有他的那個政策，也不許把大學作為任何學術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問辦大學是為什麼？我要說：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他的自尊性。這中間是尋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學作為人擠人的工具。由日本的台北帝國大學為中國的國立台灣大學，雖然物質上進步很少，但精神的改變，意義重大。台灣省既然回到祖國的懷抱，則台灣大學應該以尋求真理為目的，以人類尊嚴為人格，以填充知識、利用天然，增厚民生為工作的目標。所以這個大學在物質上雖然是二十多年了，在精神上卻隻有四年，自然應該拿今天做我們的校慶。
國家在這一年中，非常辛苦，而且可以說是非常悲慘，我們也就在這個悲慘中度過一年，但將來是大有希望的，真理必定戰敗魔術，愛國必定戰敗賣國者，中國民族五千年文化，必定不會泯滅，我們的大學一定要在這個中間儘他應儘的責任。
諸位教職員先生，你們又在生活困苦中過了一年，但隨時教導著這些勤學上進的青年，諸位必然感受著安慰的，我們借這個機會向諸位敬致最高的敬意！
諸位同學，我們全校沒有一個共同集合的場所，我同諸位同學共同談話的機會很少，以今天借機會貢獻幾個意見，也可以說這是我對於諸位的一種希望或要求。
諸位應該做大的第一件事，是敦品。敦品又可以說為“敦厚品行”。一個社會裡品行好的人多，自然這個社會健全，好的人少，自然這個社會危險。青年是領導下一時代的，他們的品行在下一個時代的影響必然很大。大凡人與人相處，許多事情，與其責備人家，毋寧責備自己，責備自己的第一件事是自己是不是守信。在政治上，立信是第一要義，在個人也是如此，說話不算話，必然得不到好結果。在這一個時代，真是邪說橫流的時代，各種宣傳每每騙人為目的，在宣傳者不過是想用宣傳達到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一個人養成說瞎話的習慣，可就不得了。
人與人之間因為說瞎話不能放心，團體與團體之間因為說瞎話不能放心，社會上這個風氣如果厲害了，社會就不上軌道，在我們這個大學裡這個觀念尤其重要，因為不能立信，決不能求真理，外國有一句習語，叫做“tellectual honesty”可以翻譯作“知識的誠實”，就是說，我們一旦覺得我們做錯了我們要承認，我們做個試驗有毛病，自己不能轉過來說它很好，要沒有這個精神，學問是不能進步的，發明是沒有的。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學問一切的根本，也是組織社會組織國家一切的根本。我今年雖是五十多歲的人，但是豈能無過，大過且有，何況小過，所以很希望跟諸位共同努力，假如我有說話靠不住的地方，開空頭支票的地方，務盼諸位向我說明，如果中間出於誤會，我會解釋明白，如果我有失信的地方，我必立即改正。
第二件希望諸位的是力學，諸位要想一想，在這個苦難的時候能有這樣一個環境，已經算很有福氣了！這個遭遇，這個環境，使萬萬不可辜負的。在我這樣年齡，一年就是一年，在諸位這樣年齡，一年有十年之用，將來一輩子靠著在大學的這幾年，這是萬萬不可把它放鬆過的。這些年來，大學裡最壞的風氣，是把拿到大學畢業證當做第一件重要的事，其實在大學裡得到學問乃最重要的事，得到證實乃是很次要的事。假如一般三十個人畢業，三十年後，各人情形不同，這是靠他的證書嗎，雖然說，社會的情形複雜，然而成功或失敗，終究有不少地方靠他的學業。諸位現在或者不感覺到現在在大學的時光如何寶貴，離了大學，在社會上做了幾年事，便會覺得，也許那時候覺得晚了，現在在我們學校的同學有三千一百多人，國家為你們花的錢實在不能算少，這是不可以辜負的，諸位先生教書指導的辛苦，又是不可以辜負的。諸位將來的前途，更是不可以忽略的。諸位由學術的培養達到人格的培養，尤其是不可以忽略的。須知人格不是一個空的名次，乃是一個累積的東西，積累人格，需要學問和思想的成分很多。
第三件我希望諸位的是愛國。這一點本來不必說，大家的本能如此。但是到了重要關頭，更應該看清楚，我們這民族在世界上有一個特殊現象，現在世界上的民族中，沒有一個文化像我們這樣久遠而中間不斷的，埃及比我們文明古，但現在的埃及和古代的埃及並不是一個民族。印度的文明同時發達，但印度經過很多民族和文化的變化，現在世界上一脈相承的文明古國，隻有中國了。我們不可以辜負我們這個文明先覺者的地位。還有一件，現在世界上的文明和政權，是在可以說操在白種人手裡，在亞洲，印度人雖然黑麵孔，但他在語言上，種族上，仍然是白種人，所以中國現在實在是非白種人的文化擔負者。我們這一百年來，受儘各種帝國主義的折磨，小的不必說，大的如英國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帝俄和蘇聯的帝國主義，折磨到現在，越來越凶，更是危險，前兩個已無力量，後一個卻正在厲害動作中。我們現在要看清我們的麵孔，想到我們的祖先，懷念我們的文化，在今天是決不能屈服的。
第四件希望是愛人。愛國有時不夠，還須愛人。愛國有時失於空洞，雖然並不一定如此，至於愛人，卻是步步著實，天天可行的。在青年人培養愛人的觀念是很容易的，在大街上看到受苦的人我們要助他，在學校裡看到有困難的人，我們要幫他，從這一種行為做起，便可以把愛人的觀念擴大到極度。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愛人的觀念本是從這個心理基礎上起的。每天都有實行我們愛人的例子，每一件事都有實行我們愛的原則的機會。克服自私心，克服自己的利害心，便可走上愛人的大路，隻要立誌走上這個人道的大路，無論一個人的資質怎麼樣，每人都有做到釋迦牟尼或耶穌或林肯霍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機會，至少分到他們的精神。
以上所說的四件事，敦品、力學、愛國、愛人，或者有人覺得不過是老生常談，但老生常談有何不好？隻看你能做到幾分。
附帶向諸位說一件事：一個大學必須大家要辦好，才能辦好，便可以辦得好，絕不是校長要辦好的。我所謂大家者包括全校教職員學生工友在內。諸位同學們勤學好善，先生們自然感受到鼓勵，先生們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諸位也自然得到啟發，大家一齊向學術進步上走，這個大學自然成為第一流大學，大家若是馬馬虎虎地過日子，這個學校絕對沒有希望。我希望我們全校有一個意誌，這個意誌就是：使學校進步。在這個意誌上我希望全校合作，我尤其希望諸位同學對於學校一切事情隨時告訴我，學校當局可以做到的一定去做，做不到的或不應做的也應當向諸位說明白。諸位對學校有意見，都可以隨時找我，諸位有什麼難處可以隨時找我，我們彼此的心理上應該是一家人，沒有話不可談的，目的是使得我們的學校一天一天進步，諸位在學校裡一天比一天有意義。這樣才可以使得我們的大學成為宇宙間的一個有意義的分子。
最後借用斯賓諾莎的一句格言：我們貢獻這個大學於宇宙的精神。
而他在1950年初寫的，題為“平淡無奇的教育”的文章，則更加具體的闡述了自己的辦學理念。
該文的內容分“平淡無奇的教育”、“性品教育的初步”和“公平”三大部分，發表在《台灣大學校刊》上。
在“平淡無奇的教育”中，傅斯年首先引用老子所謂“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善治國者，無赫赫之名”的話，向全校師生明確表示：“我隻知道一步一步的實實在在的”辦學，不會用蓋禮堂、紀念館等辦法把學校辦得很熱鬨。接下來他分彆闡述了自己辦學的三個原則：第一，協助解決學生的生活問題；第二，加強課業，不能讓同學們遊手好閒；第三，提倡各種課外娛樂活動。他說：這些意思可以用一句笑話來概括，那就是“有房子住，有書念，有好玩的東西”。 這玩笑話中，其實蘊含著深刻的哲理。
傅斯年說：所謂性品，就是“一個人對人對物的態度。上等的性品，是對人對物，能立其誠”；而所謂立誠，就是教育學生在考察事物、辨彆是非時不要自欺欺人。不過，這種教育不是“諄諄然命之”的說教，而是“必須用環境，用知識，用興趣，陶冶他的”過程。教育不是說教，而是熏陶，這才是它的真諦。
傅斯年還說：“我在台灣大學對學生的性品教育，隻說了一句‘講道’的話，就是‘不扯謊’。……這一項做不到，以後都做不到。這一項我確實說了又說，我以為扯謊是最不可恕的。科學家扯謊，不會有真的發現；政治家扯謊，必然有極大的害處；教育家扯謊，最無法教育人。……我所以重視這一個道理，因為作學問是為求真理的，一旦扯謊，還向哪裡，用什麼方法求真理去？沒有智慧的誠實（tellectual honesty）學問無從進步，至於做人，是必須有互信的，一旦互相詐欺起來，還有什麼辦法？”正因為如此，他認為對個人而言，說謊會毀了他的一生；對社會而言，說謊會毒化整個風氣。而說謊一旦形成風氣，社會豈有不大亂之理？基於這一認識，他號召同學們畢業以後，無論從事哪種職業，“包括政治在內，必須從立信做起”。
至於公平，在傅斯年看來，如同北大和台大這樣的領軍高校，培養的必然是社會精英和國家棟梁，把這些人培養成辦事公平的人，不僅對他們個人，更對社會功德無量。
對於傅斯年的辦學理念，胡適予以很高評價，他特彆提到這篇文章。胡適說：“他做台大校長的時候，就說過‘一個理想的大學，應該辦平淡無奇的教育’。他有兩句話，第一句是‘自己健康起來’。就是生活改善，加強功課，同時給以正當的娛樂。第二句是‘性品教育’。就是人品、人格的教育，就是‘對人對物能立其誠’、‘不扯謊’。”胡適指出：基於對實現現代化的殷切希望，這篇文章表達了“他從青年到晚年根本的認識”，因此“他晚年的思想，值得大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