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後，北大複校。一方麵，此前蔣夢麟因被任命為行政院秘書長，按有關規定，政府官員不能兼任大學校長。另一方麵，那時的北大，在國內是公認的最高學府。但在西南聯大期間，國民政府教育部指定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任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後來又進一步決定，由三校校長輪任常務委員會主席，任期一年，本學年由清華校長梅貽琦擔任。後因蔣夢麟、張伯苓均在重慶任職，隻有梅貽琦長期留於昆明，故沒有實施輪任製度，一直由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主政西南聯大。
梅貽琦畢竟是清華大學校長，有些北大的師生便覺得是清華大學占了上風，便對校長蔣夢麟有些意見。
總之，蔣夢麟不能再做北京大學校長了。
誰來做北京大學的校長呢？國民政府和蔣介右屬意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長，並通過教育部長朱家驊轉告。傅斯年獲悉此訊，立即回信蔣介石，表示堅辭。
信曰：“日昨朱部長騮先先生，以尊命見示，謂蔣夢麟先生之北京大學校長出缺，即以斯年承乏。……自知不能負荷世務，三十年來，讀書述作之誌，迄不可改。徒以國家艱難，未敢自逸，故時作謬論。今日月重光，正幸得遂初誌，若忽然辦事，必累鈞座知人之明。兼以斯年患惡性血壓高，於茲五年，危險逐年迫切，醫生告誠，謂如再不聽，必生事故。……抑有進者，北京大學之教授全體及一切有關之人，皆盼胡適之先生為校長，為日有年矣。適之先生經師人師，士林所宗，在國內既負盛名，在英美則聲譽之隆，尤為前所未有。今如以為北京大學校長，不特校內感俯順輿情之美；即全國教育界，亦必以為清時佳話而歡欣；在我盟邦，更感興奮，將以為政府選賢任能者如此，乃中國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證明；所謂一舉而數得者也。”
言詞懇切。國民政府接受了他的請求，決定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因為胡適在美未歸，轉推他暫時代理北大校長，並聘為西南聯大常務委員。
朱家驊後來敘及此事原委：“抗戰勝利，各校複員，北京大學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請胡適之先生擔任校長，他也竭力的主張。不過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國，結果，又把代理校長推在他的身上。他當時雖表示不願，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師，我以大義相勸，他不得不勉強答應。”
傅斯年上任後，一方麵麵臨北大的複員問題，一方麵要處理偽北大的遺留問題。西南聯大地處偏僻的邊城——昆明。要將數以千計的北大師生和龐大的校產從昆明搬到北平，其組織工作的難度可想而知。
平津淪陷時期，敵偽在北京大學舊址繼續辦學，國人以“偽北大”視之。抗戰勝利後，“偽北大”留有數千名師生無從處置。
北大複員前，國民政府曾派陳雪屏去北平負責教育方麵的接受事宜，陳在北平設立了補習班，收容“偽北大”學生，並征調一批偽教職人員維持其課業。
“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的出現是有緣由的。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國民政府教育部在北平設立了一個特殊機構，用以甄審淪陷區的大學生。其中，業已在日偽勢力控製的各偽大學畢業者，需甄審合格方才能換發新的官方認可的畢業文憑。同年9月，當局更下令解散偽北京大學、偽中央大學和偽交通大學，頒布《淪陷區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畢業生甄審辦法》，這便是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設立補習班，令原淪陷區在校生先補習再進行考試。
後來，此舉被認為有歧視淪陷區學生之意，引起淪陷區民眾極大反感與抵製。迫於社會壓力，當局最終取消對淪陷區在校生的甄審考試，改補習班為臨時大學，以收容尚未畢業的在校學生。這位後話。
前邊，我們說過，胡適朋友很多，但在眾多的朋友中，胡適最看中的莫過於傅斯年。而胡適對於傅斯年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而抗戰勝利伊始，北京大學的接收與複員工作，是相當繁雜與艱巨。傅斯年的想法是：把“新北大”開學之前的一切障礙掃除掉，把“舊北大”一係列曆史遺留問題梳理清楚並徹底解決掉，為胡適就任北大校長鋪平道路。
他給夫人俞大彩的信裡就曾明確提到：“實在說在這樣局麵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
傅斯年在代理北大校長期間，究竟怎樣為胡適“打平天下”呢？按照他自己的話說，首要任務乃是把北平淪陷期間的“偽北大”教職員驅逐出去，因為他始終認為“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他就是要“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根。”
果然，傅說乾就乾，未等人到北平，就率先在重慶發表言論，稱他所主持的北大，堅決不錄用偽北大教職員。
1945年12月2日，《世界日報》首次公開傅斯年的這一言論，雖隻是一則簡訊，卻足以在北平文教界“一石激起千層浪”。
當年12月6日，北平《世界日報》就曾報道：
“傅斯年，在重慶談話，謂偽大學教職員將一律解聘消息傳出後，本市各臨時大學補習班教職員，頗感衝動，並聞第六補習班醫學院教職員，曾有拒絕接受臨大聘書情形。記者昨訪補習班當局，對此問題得到解釋如下：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氏之談話，隻代表個人意見，並非國家規定。後方對淪陷區教職員，不免歧視及誤解。然自教育部派員前來後，深知收複區之教職員，甘心附逆者，實占極少數。大部均為國家命脈而忍辱負重，度此難苦而神聖之教育生涯。因此一切誤解，自易冰釋。至於甘心附逆者，自然有其事實及證據，並經法院判決，方可決定。教育當局絕不會盲目株連，凡未甘心附逆者，自可繼續聘請。至於教員甄審之施行，其理由為事變後大學教員，多有自中學升格或濫竽充數者，故必然施行監審，甄審時間及各國立大學教職員之聘定，尚須待明年補習班結束後，聽候教育部之規定施行。
“北平臨時大學補習各分班，原任教授以下教職員，四日晨十時，在北大開聯席會討論決定成“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教職員聯合會”，以聯絡感情，努力文教建國工作為宗旨，請徐光達教授草擬組織大綱，並定今晨九時，由北大六院及藝專各派代表二人，師大三人，往謁行營主任李宗仁，請求對於教職員加以保障，並請將所加汙名，予以取消。”
由上述可知，在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設立兩個月之後，正當淪陷區大學師生為政府嚴苛的戰後甄審製度已頗感不滿之際，傅斯年的激烈言論卻恰恰在此時發表了出來，這勢必呈“火上澆油”之勢，反對與抵製的聲浪定會一浪高過一浪的。
可傅斯年的鐵腕性情，是絕不會為之妥協的，恰恰相反，還會更加強硬起來。
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師生集體“衝動”的消息刊出後兩天，12月8日，傅又在重慶隔空喊話，其絕不罷休之勢，咄咄逼人而來。仍是北平《世界日報》，派出駐重慶的特約記者，以專訪形式再探傅的意見，並第一時間刊發了傅的重慶二度聲明《不用偽北大人員要替青年找第一流教授這位血壓過高的代理校長他說打死他也要明辨忠奸》：
《世界日報》駐重慶的特約記者寫道；“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對偽北大教職員，好像抱有一種義憤填膺不共戴天的忿怒。除在上月三十日，我已將他賭咒發誓不肯錄用偽北大教職員的談話，專電報告外，今天，我於前兩日參加教育部朱部長的記者招待會之後，我一早冒著迷濛的細雨，再去訪問他。對這位患著血壓過高而有愛國狂熱的傅先生，我想更詳儘地聽聽他的意見。
“在傅先生的寓所裡，他開門見山地，向我提出四點重要聲明：一專科以上學校必須要在禮儀廉恥四字上，做一個不折不扣的榜樣，給學生們，下一代的青年們看看！北大原先是請全體教員內遷的，事實上除開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沒有內遷的少數教員也轉入輔仁、燕京任教，偽北大創辦人錢稻孫則原來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現在偽北大的教授與北大根本毫無關係。二朱部長向我說過，偽北大教員絕無全體由補習班聘請任教之事，而係按照陸軍總部征調偽敵人員服務辦法征調其中一部服務，不發聘書，與北大亦無關係。三北大有絕對自由，不聘請任何偽校偽組織之人任教。四在大的觀點上說，本校前任校長蔣夢麟先生，如明春返國的胡適校長，北大教授團體及渝昆兩地同學會和我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無論現在將來，北大都不容偽校偽組織的人插足其間。
“手不停揮地記到這裡，我才鬆出一口氣來，請教傅先生對於“偽”的解釋。
“傅先生噴吐了兩口土製雪茄，這才肯定地說：‘人才缺乏是事實，從彆的方麵考慮征用未嘗不可，但學校是陶冶培植後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須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則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負教育責任的人，豈不都成了國家的罪人？聽說燕京大學對於原校教授參加偽北大者一律解聘，個人非常佩服，假如我們北大尚且不能做到這一步，那就沒有臉見燕京的朋友了。’
“提到青年，傅先生慨然地說：‘青年何辜，現在二十歲的大學生，抗戰爆發時還不過是十二歲的孩子，我是主張善為待之，予以就學便利。其實在校學生當以求學問第一，教授的好壞與學生有直接關係。據我所知，偽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標準，就學問說，也不及現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地北大明夏就要遷返北平了，以北大資格之老，加上胡適校長的名望，一定能夠聘到許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偽校教員不用，對學生是絕對有利的，這一點朱部長也再三表示支持，相信北平的青年學生也不會輕易受人欺騙。
“接著，談到北平的文化漢奸，傅先生幽默地說他們的‘等類不同’，有一種是消極而不能自拔的，如同周作人，原來享有聲望，如今甘心附逆，自不可恕。彆一類是錢稻孫輩，那才是真正積極性的漢奸，在北平淪陷之前，錢稻孫就做了許多令人懷疑的事，當時有人問他中國會不會亡國，他答以‘亡國，是萬幸’。問的人很驚詫，再問如何才是不幸，他竟說‘不幸的是還要滅種！’而且那時候北大教授準備內遷時他曾多方企圖阻撓，也是儘人皆知的事。那末，拿這些文化漢奸該怎麼辦呢？”傅先生哈哈一笑，用爽朗的山東口音向我說：‘我不管辦漢奸的事，我的職務是叫我想儘一切的辦法讓北大保持一個乾乾淨淨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是傅先生一貫的主張，臨出大門他還補說一句：‘這個話就是打死我，也要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