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和董作賓又說了些彆的事，說完後董作賓又問起傅斯年說自己是三等人才的事，傅斯年連想都沒想，神秘地說：“天機不可泄漏。”
傅斯年越不說董作賓越想知道，後來，一有機會就問傅斯年，可傅斯年嘴嚴的很，就是不透漏半個字。
過了一段時間後，董作賓終於搞清楚了是怎麼回事。
原來，自趙元任在昆明赴美講學後，中央史語所語言組，也就是第二組的組長位置一直空缺。開始，傅斯年也許是想把這個位置給趙元任留著，後來感到趙元任回到史語所的希望渺茫，就打算任命一位新組長。
一般說來，各組組長都是學科的掌門人，他自然想到了語言組三巨頭之一的李方桂。
無論是學術地位，資格。威望，李方桂應該是不二人選。
但這事總得征求一下本人意見，對李方桂傅斯年是特彆尊重的，雖然李方桂比他小六歲。
他沒打發人把李方桂請過來，而是親自登門。
讓傅斯年想不到的是，他剛說明來意，李方桂竟板著臉用教訓人的口氣拒絕說：“在我看來，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人員是二等人才，當所長做官的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沒有思想準備，懵懵懂懂地遭李方桂一頓搶白。
麵紅耳赤的傅斯年，張口結舌說不出話。待回過神來，額頭上已是汗珠點點，他掏出手巾一邊擦汗一邊眨巴著眼睛看了看李方桂，知趣地躬身作了一個長揖，退出說：“謝謝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這便是傅斯年的“我是三等人才”的由來。
這是怎麼回事，讓他當組長，不想乾的話，會說話，就說自己能力或精力，宛然謝絕，不會說話就說一句自己不想乾就是了，何必冒出這樣的一番話。
對此，有人說，李方桂因當年父親入仕為官和中年隱退的經曆，幼小心靈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自他入清華學校之後，就對參政為官之人產生了厭惡之情，並立誌以學術研究為自己的畢生事業。
更有人借題發揮，學優登仕，攝職從政，是這片土地上幾千年來形成的一個傳統。古往今來，無數做學問者，很少是真正把學問當成終極目標和意義，而是將其當作一個跳板。學好了，瞅準個機會，參加科考也好，等人舉薦也好，甚至拴個釣餌去釣魚也好，等著當女婿、當門徒也好，為的就是一個字：出仕。
範進中舉自不必說，連仙們聖們又要幾個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明明知道“長安居大不易”，也要待在那裡，流連在朱門外，等著一朝被賞識、被欽點，去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的甚至以退為進，假裝逍遙山林，以求“關注”、“點讚”，轉而再出山。
就連“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世外桃源裡的陶淵明，也是五次三番，徘徊於仕宦、流連於官場。隻是到了末了，靠“隱”曝得大名，個人品牌完美建立之後，有官吏隔三差五送酒送錢，才“不為五鬥米折腰”。
有人將中國學者分為兩類，一類是成功上位的禦用文人；一類是在野文人。在野文人的人格並非比禦用文人更高，因為在野文人的目標正是成為禦用文人，隻不過在競爭中敗北而又不能坦然接受失敗而已。“我們幾乎可以在曆史上的任何階段發現在野文人評價當時的社會‘道德淪喪’、曆史的每個階段在他們嘴裡總是最黑暗的時期。”但一轉身，他們登上了權力的高台，由“在野”而“禦用”，便立刻翻臉。
於是，李方桂三等人才的說法，便成了他超凡脫俗，人品高潔的符號。
一個官本位的社會，一個一人當官，雞犬升天的社會，一個當官能為自己謀取特殊利益的社會，把升官當成人生的最大追求，其實是最自然不過的事。隻是，古代的人們，直言不諱，今天的人們會給自己找很多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
如果當官隻能是做公仆，這樣的情況肯定會發生根本的改變。
不過，我們還是回到李方桂為什麼會說出這樣一番話的問題。
其實，李方桂所以當著傅斯年的麵，說出這番話，其實是發泄對傅斯年的不滿。
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以《元氣淋漓的傅孟真》為題紀念傅斯年，他寫道：“孟真好動氣而不善於養氣，是不可諱言的事實。可是其中一部分是由他辦事太認真，和是非觀念太強之所致。我想以‘縱橫天岸馬，俊逸人中龍’兩句話來形容孟真，第一句形容他的才氣，第二句形容他的風格。”
有人說，傅斯年性格之中，最張揚的就是“霸”，最受詬病的也是“霸”。他錚錚鐵骨，坦蕩狷介，一改某些知識分子唯唯諾諾、明哲保身之陳習，因此獲得“傅大炮”、“傅老虎”、“曹大丞相”等綽號。愛之欲其永生，恨之欲其速死。
傅斯年之“霸”，正視之是擔當、是勇氣，顯示其領導力、組織力；睥睨之是獨斷、是自負，難免對人對事有偏見、有誤會，固然經常占理，不可能每次都占理。何況咄咄逼人，即使有理，也讓人難以接受。傅斯年去世後，蔣夢麟回憶：“他心裡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他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其中毫無夾帶彆的意思，但有時因此會得罪人。”
怎麼說呢，李方桂對於傅斯年的這個“霸”氣勁，就特彆的反感。
史語所的年輕人，都很怕傅斯年。在李莊時，史語所每天下午五時晚飯後，職員都出來溜達，年輕人遠遠瞄見傅所長過來便跑開。
這也使得李方桂很看不慣。
傅斯年有個習慣，常常揚起他那顆碩大的頭，臉朝上深吸一口氣。在有些人看來他這是目中無人。其實這卻是他多年的習慣，或者是身體有這樣的特殊需求，也未可知。對此李方桂不是看不慣，而是深惡痛絕。
這些個不滿疊加起來，李方桂便來了這樣一次總爆發。
我們應當記得，1929年，李方桂拿到博士學位回國，乘坐的“不列顛皇後”號輪船剛一抵達上海，求賢若渴的蔡元培就派一位代表及時登船，把李方桂接到早已訂好的旅館中。
李方桂住進旅館的第二天，蔡元培就邀請他到自己在上海的家中做客並共進午餐。
對此，在李方桂夫人徐櫻女士的《我與方桂五十年》一書中寫道：
“船到上海，才一靠岸，就有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的代表到船上來歡迎我們。……第二天就請我們到他府上吃飯。陪客中有很大大人物……曆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傅斯年……。
有院長蔡元培在，說傅斯年是很大大人物，這裡肯定有諷刺成分。須知，那是李方桂晚年的事情，可見，李方桂一直對傅斯年耿耿於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