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anthroology）是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學科。人類在不同環境中創造出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製度和宗教體係，而人類學者則通過比較研究，找出這些文化製度之間的異同，從而探求人類存在的本質。人類學通常分為文化人類學、體質人類學、考古學、語言人類學四大分支。
前麵說過，傅斯年在中央史語所創建第四組，當時亟待解決的是殷墟骨骼的整理與研究，也就是前一章所介紹的，是屬於體質人類學方麵的工作。
但是，不管傅斯年的初衷如何，既然是人類學組，其業務就不能隻限於體質人類學，而事實上，第四組在開展人類學其他領域的工作，同樣是可圈可點的。
中央史語所人類學組的前身是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組，也就是所說第四組成立時，不但把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組的原班人馬，也把他們的業務帶到了中央史語所。而這方麵業務應當是屬於文化人類學。
民族學組此前曾先後在我國東北、西南邊疆地區對各少數民族的原始文化進行過調查和研究。史語所人類學組建立後，因東北淪陷，於是將調查的重點轉向了西南地區。
在開展文化人類學業務方麵，成就大者當屬淩純聲、芮逸夫，這兩個人的合作，也堪稱楷模。在現代中國人類學史上，被戲稱為哼哈二將。
淩純聲（1901—1978），字民複，號潤生。江蘇省武進縣（今常州）人。1923年畢業於東南大學，1926年被公派到法國巴黎大學留學，師從人類學家歐姆•莫斯等研究人類學和民族學，1929年獲博士學位回國。
淩純聲回國時，中國還未獨立開展民族學研究。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發現淩純聲這位國內獨有的人才，立即在社會科學研究所設立民族學組，聘淩純聲任主任和研究員。
1944年淩純聲任國立中央大學邊政學係主任和教授，1945年7月任國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長，抗戰勝利後，改任邊疆教育司司長和國立邊疆文化教育館館長等。1949年去台灣，任台灣大學教授；1959年當選“中央研究院”人文組第三屆院士。
芮逸夫18981994 ，江蘇省溧陽人。人類學、民族學家。 東南大學畢業。後赴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耶魯大學研修人類學。
在大陸時，任職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及曆史語言研究所，累升至研究員、主任兼中央大學教授。曾任立法委員。去台後，任台灣大學曆史係教授，後轉考古人類學係專任教授，並曾兼任台灣師範大學家政係及淡江文理學院曆史學係教授。
1964年赴美任教，曆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人類學係及印第安那大學人類學係客座教授。1966年返台，仍在台大任教授，兼中國文化學院民族與華僑研究所教授。
一九三〇年四月，淩純聲，協同編輯員商承祖、芮逸夫，在上海登上“奉天丸”輪船。抵達大連後，他們乘南滿鐵路北上，在吉林東北部的鬆花江、牡丹江、烏蘇裡江流域，展開為期三個月的通古斯族調查。這是一次在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發展史上具開創意義的調查，其成果就是淩純聲在一九三四年發表的皇皇六百多頁民族誌巨著——《鬆花江下遊的赫哲族》。
赫哲族是個跨國民族，俄羅斯境內的稱“那乃人”。我國的赫哲族，主要居住在黑龍江省“三江”（同江、鬆花江、黑龍江彙合地）平原和完達山一帶，是我國北方惟一以捕魚為主要生產方式和使用狗拉雪橇的民族。曆史上該民族曾因穿魚皮和使犬，被稱為“魚皮部”和“使犬部”。
淩純聲首先選擇中國較有特色的東北赫哲族作為研究起步，展開田野調查。按當時國際學術界規範，結合國內實際情況，擬定調查提綱，設計民族風俗調查、生活習慣、文化等表格展開研究。
這一調查，被學術界認為是中國開展民族學研究的第一次科學民族田野調查，“開創了中國民族學、文化人類學實地調查研究的先河”。淩純聲的調查，融合了歐洲“科學”人類學的方法，以及傳統輿地學對史料的重視。《鬆花江下遊的赫哲族》中有大量關於赫哲族器物、語言、家庭、社會生活等的忠實描述，顯示了他嚴格的學科訓練背景。書裡對非語言性的材料，如歌舞、美術等都有詳儘的收集。
特彆是，他以五線譜記錄了赫哲人的薩滿音樂和二十七首民歌，可謂開創民族音樂采風的先河。書中大量引用了自先秦古籍至清末的著述，其鮮明的框架，是將赫哲族置於東北古代少數民族的曆史脈絡中，而把東北少數民族納入整體國族敘述。在這一點上，淩純聲的著作與歐陸人類學“尋找他者”的衝動構成反差，而對傳統輿地學有所呼應。
經過艱辛的努力，最後他完成了研究著作《鬆花江下遊的赫哲族》，於1934年由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出版。此書被譽為中國第一部“科學民族誌”，淩純聲也被稱為中國“科學民族誌”的開創者。為了進一步推動民族學這一新興學科的研究，淩純聲又參考法國民族學派精細調查方法，結合自身野外實踐經驗，在《民族學研究集刊》上發表了《民族學實地調查方法》一文，它與《鬆花江下遊的赫哲族》一書，成為三四十年代中國民族學者開展西南、西北邊疆民族調查的範本。這些論著和研究方法，不僅引領中國早期開展人類學的研究走向，同時也引領中國民族學研究發展的方向。
這個時候，芮逸夫還是淩純聲的助手，他其實就是因為幫助淩純聲整理赫哲族語言資料始得加入中研院。但是，是金子總會發光。
1933年，芮逸夫與淩純聲赴湘西南鳳凰、乾城、永綏等地，進行曆時三個月的湘西苗族考察。1934年，他又與淩純聲到浙江白門、麗水、青田一帶作佘民調查。1934—1937年，曆史語言研究所受雲南省政府之邀，進行雲南省內的民族調查，參與學者有淩純聲、芮逸夫、陶雲逵等。此三年之間，他們的足跡遍及雲南大理、保山、騰衝、耿馬、班洪、孟連、蒙自等地。在此期間，芮逸夫、淩純聲又曾參與中英滇緬邊界南段勘界之旅，他們與中英雙方代表在軍隊護衛下至滇緬邊境之班洪、班老、南大等地。
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曆史語言研究所輾轉遷徙至雲南昆明北郊的龍頭村，後又在1940年遷至四川李莊。此一時期芮逸夫等人的民族調查工作並未中斷。1939—1940年間，芮逸夫曾到貴州大定、花溪、青岩、貴陽、貴定、安順、鎮寧等地進行貴州苗族調查。1941年，曆史語言研究所與國立中央博物院合作進行川康調查，芮逸夫、淩純聲與馬長壽等一同至川西馬爾康、汶川、小金、鬆潘、康定等地進行有關“西番”與羌族的考察。以上從1934 年至1941年，芮逸夫所從事的民族考察多為普查性質，而未對任何一族群或聚落作較長期且深入的考察，因此也未有具體報告或研究成果出版。
1942—1943年，芮逸夫與胡慶鈞到川南敘永進行苗族考察。這是在1933年湘西苗族調查之後，他所從事的又一停留時間較長的田野調查，留下田野日誌與一本專著《川南鴉雀苗的婚喪禮俗：資料之部》。田野日誌於2010年以《川南苗族調查日誌1942—43》之名出版。
所有這些調查和研究，在中國民族學和人類學史上，無不具有開創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