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雖然從五四愛國運動爆發的第二天就宣布退出，但處於那樣的時代洪流中，像傅斯年這樣憂國憂民之人，怎麼可能置身事外。
事實上在後來的幾個月裡，可以說他一直處於對運動的觀察、思考與總結的狀態。
反思和總結五四運動經驗教訓，評價其功過是非，探索以後青年的努力方向。他在這個時期發表的一係列文章中，論述了這些問題，並係統提出了改造社會的理論，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中國狗和中國人》、《時代與曙光與危機》、《歐旅途中隨感錄•北京上海道中》、《在美國公使芮恩施送彆會上的談話》及一些個人書信等。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傅斯年給他北京大學時同窗好友，當時在清華學校任教的袁同禮寫信，在信中表述了對“五四”愛國運動的認識。
袁同禮1895～1965華裔美國圖書館學家，目錄學家。字守和。河北徐水人。生於北京。一九一六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一九四二年任北平圖書館館長。一九四九年赴美，先後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和斯坦福大學研究所工作。袁同禮在北平圖書館任館長時，聘請一些專家，為該館藏書、編目、書目等項業務打下基礎。他是中國文化交流的使者，中國現代圖書館事業的先驅。著有《永樂大典考》《宋代私家藏書概略》《明代私家藏書概略》《清代私家藏書概略》《中國音樂書舉要》《西文漢學書目》（英文本）等。
傅斯年在給袁同禮的信中寫道：“自從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新動機大見發露，頓使人勇氣十倍。”
幾天以後，傅斯年撰寫了《〈新潮〉之回顧與前瞻》，在文中再次敘述了五四運動的社會影響：“五四運動過後，中國的社會趨向改變了，有覺悟的添了許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覺悟的，也被這幾聲霹雷，嚇得清醒。……以後是社會改造運動的時代。我們在這個時候，處這個地方自然造成一種新生命。”
傅斯年雖看到社會“新動機大見發露”的好兆頭，但他並不盲目樂觀。他是個好學深思的人。他頗知清末以來，中國有過好幾次“新動機發露”的時候，但“都是結個不熟的果子，便落了”。他很盼望這一次能避免前轍，思想界要“厚蓄實力，不輕發泄”，做持久的努力，做長期的積累，使新動機引發出來的社會新因素，從容生長，發達，最後結出成熟的果子來。
他所期待的成熟的果子，是社會的變革取得成功，中國隨著世界進步的潮流，由一個老舊的中國變成一個新中國。這中間要做的工作實在太多太多了。所以，他最擔心重複以往的軌轍，運動很快地興起，很快地進入高潮，又很快地衰息。他對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老毛病，很有深刻的反省。
在五四運動爆發前一個月，在《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一文中，他就指出：“凡是一種新主義、新事業，在西洋人手裡，勝利未必很快，成功卻不是糊裡糊塗。一到中國人手裡，總是登時結個不熟的果子，登時落了”，“因為中國人遺傳性上有問題”，“因為中國人都以‘識時務’為應世上策”。凡事隻得皮毛，便求速成。
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四個月之後，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一文中又說道：“我覺得期刊物的出現太多了，有點不成熟而發揮的現象”“厚蓄實力一層也是要注意的，發泄太早太猛，或者於將來無益有損”。他希望《新潮》同人能做紮實的努力，以期“在十年之後，收個切切實實的效果”。
五四運動之前，傅斯年認為，在封建專製政治長期統治下，中國一般的社會，有社會實質的絕少，隻有群眾。
在他看來社會與群眾的區彆主要是，社會的民眾有細密的組織，健全的活動力。而群眾僅是散沙一盤，烏合之眾。
他曾把當時的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相比較，認為西方社會是健全的，所以個人的能力有機會發展；中國人所憑托的社會，隻是群眾。
他把中西社會形象地比做礦物，西方社會是多邊形複式的結晶體；中國社會是附著在岩石上半沙半石的結合。他認為中國的官署、官吏、工商會等都是“社會其名群眾其實。至於鄉下的老百姓，更是散沙，更少社會的集合。”即使是文化程度較高的大學生的生活“也是群眾的，不是社會的。”
傅斯年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人有群眾無社會，並且喜歡群眾的生活，不喜歡社會的生活。”這種社會狀況生出的惡果，“第一，是社會上多失職和不稱職的人；第二，是使社會不健全了”。
在傅斯年看來五四運動是一個重要的開端：“從五月四日以後，中國算有了‘社會’了。”，
他提出了一個很有啟發意義的見解。他指出，五四運動原是無領袖，不用手段和不計結果的，是自下而上生發出來的社會運動，因而可說是真的社會運動。這一點極具深刻意義。如果運動是由極少數領袖事前計劃好的，“有領導”地搞起來的，這就有“運動群眾”的意味。此種運動如果成功，其結果會造就一批“神聖”，他們擁有崇高的威望和巨大的勢力、影響，以致權力集中到這少數人甚至一個人的手裡。如此，所成就的仍然不會是有機的社會，仍隻是有群眾而無社會。
五四運動的起來，是基於各個人對社會的責任心的覺醒。用傅斯年的話說，“五四運動可以說是社會責任心的新發明”。這種基於各個人的責任心而起的運動，才是真的社會運動。沿著這個方向紮實做去，才會成就一個有機的社會。相反，若是在大眾還沒有自覺的責任心的時候，少數人乘社會某種失控失序的情況，用一些響亮動聽的口號把群眾鼓動起來，那是不可能真正造成有機的新社會的。
這一時期，傅斯年對如何改造中國社會的問題進行深刻的思考。
他提出：改造社會必須是自下而上的，“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造社會，都不免有幾分專製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會的培養促進政治，才算有徹底的覺悟”。
在對五四運動的思考中，傅斯年認為社會的改造、社會的進化，不能“跳牆”，即不能超越必經的階段。他說：“兼程並進的進取，何嘗不是中國此刻所要求的。不過，分彆看來，快走則可，隔著個牆跳過去則不能。我以前很覺得跳牆的進取最便當。現在才知道社會的進化不能不受自然律的管轄，……”
傅斯年在其改造社會的思考中，提出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即社會與政府的關係問題。他在紀念五四運動一周年時，所寫文章《青年的兩件事業》說：“假使中國有社會，決不會社會一聲不響，聽政府胡為，等學生出來號呼。假使中國有社會，決不會沒有輿論去監督政府。假使中國有社會，絕不會糟到這個樣子。”顯然，傅斯年認為，社會具有製約政府的功能。正因為中國無社會，因而無製約政府的力量，才使專製製度垂二千年而不亡。
他指出：“專製是和社會力量不能並存的。所以專製存在一天，必儘力破壞社會力。”
沒有一個足以製約、監督政府的社會，打倒專製、追求民主的口號喊得再響，或者用暴力打倒再多的“專製者”，結果仍擺脫不了專製。這是相當深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