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傅斯年潛心國學的時候，一場震蕩中國思想界、教育文化界的新文化運動興起了。這場運動雖濫觴於上海，但由於北京大學的改革適逢其時，很快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重鎮。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並出版了《青年》雜誌，打出了“民主”和“科學”兩麵大旗，提倡新文化，鼓吹新思想，主張文學革命。陳獨秀從進化論的觀點出發，將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他在創刊號宣稱：“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誌之天職”。1916年9月，陳獨秀應讀者之望，將《青年》更名為《新青年》，其影響日益擴大。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棋手。
1916年2月，胡適寫信給陳獨秀，提出“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西歐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記錄了這封信。這也是兩人通信的開始。
收到胡適的來信，陳獨秀非常高興，期盼胡適有大作投搞給《新青年》。
1916年夏，胡適把自己翻譯的俄國作家泰來夏甫的短篇小說《決鬥》寄給陳獨秀，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上，這是胡適給《新青年》撰稿的開端。從那以後，他陸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通信》和《藏暉室劄記》等文章。
至於胡適怎麼會想到要寫《文學改良芻議》呢？
這當然也不是他的一時心血來潮，對於文言文的晦澀難懂，胡適早就心中有異，但還有直接的原因。
胡適做為公費留學生，他每個月都會收到華盛頓清華學生監督處寄來的支票。除了支票以外，信封裡還有一張小傳單，傳單上寫著“多種樹，種樹有益”，“廢除漢字，改用字母”等宣傳文字。這其實是當時在監督處工作的一位名叫鐘文鼇的外國人，給這些留學生寄支票時夾帶的“私貨”。
對於這些傳單，胡適平時都是一扔了之。但有一次，不知道是不是胡適心情不好，他收到傳單後立馬回了一張小紙條給對方，說：“像你這樣既不懂漢字，又不能寫漢文的人，最好閉起你的鳥嘴。”
然而，紙條寄出去以後，胡適很懊悔，覺得自己不應該對這樣一位熱心於中國事務的人如此不友好，同時也自責，做為一個中國人，自己沒有為中國的文字和文學改良儘力。
此後，他便和之前康奈爾大學的校友、語言學家趙元任開始研究和討論中國的語言和文字等問題。
1915年，胡適寫了一篇名為《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的文章，提出中國的文言文是半死的語言。比如他舉例說，文言稱“犬”，而人們口語早已稱“狗”；文言“乘馬”，而白話是“騎馬”。
1915年胡適從康奈爾大學轉到哥大以後，又經常和任鴻雋、梅光迪等人辯論白話詩的問題，提出“作詩如作文”的思想，決定不再寫舊詩，而專用平白易懂的白話寫詩，這也就是後來《嘗試集》的由來。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更有陳獨秀的影響。在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上，陳獨秀發表了胡適8月份從美國寫給他的信，在這封通信中，胡適初步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八項主張。
所謂八項主張，就是胡適給陳獨秀的信中提到的文學革命要從八事入手：
“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四曰不講欲字欲語，五曰須講文法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無病呻吟，七曰不慕仿古人，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陳獨秀對胡適的這八項主張大為讚許，回信要求胡適做更進一步的闡述，這就有了後來的《文學改良芻議》。
陳獨秀收到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一口氣讀完，異常興奮，仿佛找到了知音。他以前和人議論施耐庵、曹雪芹的價值，遠遠高於散文家歸有光、姚鼐，彆人總是疑惑不解，想不到胡適也是這個觀點，這不是找到了知音？
編好《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又寫了讀後感：“白話文學，將為中國文學之正宗，餘亦篤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見其成，則大幸也！”
在1917年2月份的《新青年》上，陳獨秀作為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在急先鋒胡適寫出《文學改良芻議》後，他唱和胡適寫了《文學革命論》一文，正式吹響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號角。
陳獨秀寫道：“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翻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在文章結尾，陳獨秀疾呼：“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以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乎？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胡適和陳獨秀未必能夠想到，《文學改良芻議》在《新青年》上發表，引發了一場意義深遠的“白話文學運動”。
附胡適《文學改良芻議》
今呻吟之談文學改良者眾矣，記者末學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來頗於此事再四研思，輔以友朋辯論，其結果所得，頗不無討論之價值。因綜括所懷見解，列為八事，分彆言之，以與當世之留意文學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一曰，須言之有物。
吾國近世文學之大病，在於言之無物。今人徒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不知言之無物，又何用文為乎?吾所謂“物”，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也。吾所謂“物”，約有二事：
一情感“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諸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謂情感也。情感者，文學之靈魂。文學而無情感，如人之無魂，木偶而已，行屍走肉而已。今人所謂“美鹹”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 吾所謂“思想”，蓋兼見地、識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賴文學而傳，而文學以有思想而益貴，思想亦以有文學的價值而益貴也；此莊周之文，淵明、老杜之詩，稼軒之詞，施耐庵之小說，所以絕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學，猶腦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則雖麵目姣好，雖能笑啼感覺，亦何足取哉?文學亦猶是耳。
文學無此二物，便如無靈魂無腦筋之美人，雖有禾農麗富厚之外觀，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文學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勝之害，所謂言之無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質救之。質者何?情與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周、秦有周、秦之文學，漢、魏有漢、魏之文學，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學。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
即以文論，有“尚書”之文，有先秦諸子之文，有司馬遷、班固之文，有韓、柳、歐、蘇之文，有語錄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進化也。試更以韻文言之：“擊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時期也；三百篇之“詩”，一時期也；屈原、荀卿之騷賦，又一時期也；蘇、李以下，至於魏、晉，又一時期也；江左之詩流為排比，至唐而律詩大成，此又一時期也；老杜、香山之“寫實”體諸詩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樂府，又一時期也；詩至唐而極盛，自此以後，詞曲代興，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詞之一時代也；蘇、柳永、辛、薑之詞，又一時代也；至於元之雜劇傳奇，則又一時代矣。
凡此諸時代，各因時勢風會而變，各有其特長，吾輩以曆史進化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於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滸傳”視“左傳”、“史記”，何多讓焉?“三都”、“兩京”之賦富矣，然以視唐詩、宋詞，則糟粕耳。此可見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雲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跡，古不能工也。
既明文學進化之理，然後可言吾所謂“不摹仿古人”之說。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前見“國會開幕詞”，有雲：“於鑠國會，遵晦時休。”此在今日而欲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證也。更觀今之“文學大家”，文則下規姚、曾，上師韓、歐，更上則取法秦、漢、魏、晉，以為六朝以下無文學可言，此皆百步與五十步之彆而已，而皆為文學下乘。
即令神似古人，亦不過為博物院中添兒許“逼真贗鼎”而已，文學雲乎哉!昨見陳伯嚴先生一詩雲：“濤園鈔杜句，半歲禿千毫，所得都成淚，相過問奏刀。萬靈噤不下，此老仰彌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騷。”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詩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於以“半歲禿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鈔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彌高”之歎。若能灑脫此種奴性，不作古人的詩，而惟作我自己的詩，則決不致如此失敗矣。
吾每謂今日之文學，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鏈生三人而已。一項。此無他故，以此種小說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於“儒林外史”，“水滸”，“石頭記”，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故能成真正文學。其他學這個、學那個之詩古文家，皆無文學之價值也。今之有誌文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三曰，須講文法
今之作文作詩者，每不講求文法之結構。其例至繁，不便舉之，尤以作駢文律詩者為尤甚。夫不講文法，是謂“不通”。此理至明，無待詳論。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觀，其取彆號則曰“寒灰”，“無生”，“死灰”；其作為詩文，則對落日而思暮年，對秋風而思零落，春來則惟恐其速去，花發又惟懼其早謝。此亡國之哀音也。老年人為之猶不可，況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養成一種暮氣，不思奮發有為，服勞報國，但知發牢騷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將以促其壽年，讀者將亦短其誌氣。此吾所謂無病之呻吟也。國之多患，吾豈不知之?然病國危時，豈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願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fichte，作瑪誌尼azzi，而不願其為賈生、王粲、屈原、謝皋羽也。其不能為賈生、王粲、屈原、謝皋羽，而徒為婦人醇酒喪氣失意之詩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今之學者，胸中記得幾個文學的套語，便稱詩人。其所為詩文處處是陳言爛調，“蹉跎”、“身世”、“寥落”、“飄零”、“蟲沙”、“寒窗”、“斜陽”、“芳草”、“春閨”、“愁魂”、“歸夢”、“鵑啼”、“孤影”、“雁字”、“玉樓”、“錦字”、“殘更”……之類，累累不絕，最可憎厭。其流弊所至，遂令國中生出許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實非之詩文。今試舉吾友胡先馬肅先生一詞以證之：
“熒熒夜燈如豆，映幢幢孤影，淩亂無據。翡翠衾寒，鴛鴦瓦冷，禁得秋宵幾度?麼弦漫語，早丁字簾前，繁霜飛舞。嫋嫋餘音，片時猶繞柱。”
此詞驟觀之，覺字字句句皆詞也，其實僅一大堆陳套語耳。“翡翠衾”，“鴛鴦瓦”，用之白香山“長恨歌”則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簾”，“麼弦”，皆套語也。此詞在美國所作，其夜燈決不“熒熒如豆”，其居室尤無“柱”，可繞也。至於“繁霜飛舞”，則更不成話矣。誰曾見繁霜之“飛舞”耶? 吾所謂務去爛調套語者，彆無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曆之事物，一一自己鑄詞以形容描寫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達其狀物寫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爛調套語者，皆懶惰不肯自己鑄詞狀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張八事之中，惟此一條最受朋友攻擊，蓋以此條最易誤會也。吾友江亢虎君來書曰：
“所謂典者，亦有廣狹二義。饣豆饣丁獺祭，古人早懸為厲禁；若並成語故事而屏之，則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簡而涵義多。此斷非用典不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詩，並不可寫信，且不可演說。來函滿紙‘舊雨’、‘虛懷’、‘治頭治腳’、‘舍本逐末’、‘洪水猛獸’、‘發聾振聵’、‘負弩先驅’、‘心悅誠服’、‘詞壇’、‘退避三舍’、‘無病呻吟’、‘滔天’、‘利器’、‘鐵證’……皆典也。試儘抉而去之，代以俚語俚字，將成何說話?其用字之繁簡，猶其細焉。恐一易他詞，雖加倍蓰而涵義仍終不能如是恰到好處，奈何?……”
此論極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為廣狹二義，分論之如下：
一廣義之典非吾所謂典也。廣義之典約有五種：
甲古人所設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義，不以時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雖不讀書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謂為用典也。上文所舉例中之“治頭治腳”、“洪水猛獸”、“發聾振聵”，……皆此類也。蓋設譬取喻，貴能切當，若能切當，固無古今之彆也。若“負弩先驅”、“退避三舍”之類，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與之間，或可用之，然終以不用為上。如言“退避”，千裡亦可，百裡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語 成語者，合字成辭，彆為意義。其習見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鑄“成語”，亦無不可也。“利器”、“虛懷”、“舍本逐末”，……皆屬此類。此非“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 引史事與今所論議之事相比較，不可謂為用典也。如老杜詩雲，“未聞殷周衰，中自誅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詩雲，“所以曹孟德，猶以漢相終”，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 此亦非用典也。杜詩雲，“清新庚開府，俊逸鮑參軍”，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雲：“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語 此亦非用典也。吾嘗有句雲，“我聞古人言，艱難惟一死。”又雲，“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此語未必是。”此乃引語，非用典也。
以上五種為廣義之典，其實非吾所謂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狹義之典，吾所主張不用者也。吾所謂用“典”者，謂文人詞客不能自己鑄詞造句以寫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陳言以代之，以圖含混過去，是謂“用典”。上所述廣義之典，除戊條外，皆為取譬比方之辭。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狹義之用典，則全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謂用典與非用典之彆也。狹義之典亦有工拙之彆，其工者偶一用之，未為不可，其拙者則當痛絕之。
子用典之工者 此江君所謂用字簡而涵義多者也。客中無書不能多舉其例，但雜舉一二，以實吾言：
1東坡所藏“仇池石”，王晉卿以詩借觀，意在於奪。東坡不敢不借，先以詩寄之，有句雲，“欲留嗟趙弱，寧許負秦曲。傳觀慎勿許，間道歸應速。”此用藺相如返璧之典，何其工切也!
2東坡又有“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詩雲：“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此雖工已近於纖巧矣。
3吾十年前嘗有“讀‘十字軍英雄記’”一詩雲：“豈有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趙主父?十字軍真兒戲耳，獨此兩人可千古。”以兩典包儘全書，當時頗沾沾自喜，其實此種詩，儘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華僑誄陳英士文有“未懸太白，先壞長城。世無钅且，乃戕趙卿”四句，餘極喜之。所用趙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王國維詠史詩，有“狼虎在堂室，徙戎複何補?神州遂陸沉，百年委榛莽。寄語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謂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處，終在不失設譬比方之原意；惟為文體所限，故譬喻變而為稱代耳。用典之弊，在於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為主，使讀者迷於使事用典之繁，而轉忘其所為設譬之事物，則為拙矣。古人雖作百韻長詩，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與白香山“悟真寺詩”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長律則非典不能下筆矣。嘗見一詩八十四韻，而用典至百餘事，宜其不能工也。
醜用典之拙者 用典之拙者，大抵皆懶惰之人，不知造詞，故以此為躲懶藏拙之計。惟其不能造詞，故亦不能用典也。總計拙典亦有數類：
1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幾種解釋，無確定之根據。今取王漁洋“秋柳”一章證之：
“娟娟涼露欲為霜，萬縷千條拂玉塘。浦裡青荷中婦鏡，江乾黃竹女兒箱。空憐板渚隋堤水，不見琅琊大道王。若過洛陽風景地，含情重問永豐坊。”
此詩中所用諸典無不可作幾樣說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學所以達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讀五車之書，然後能通其文，則此種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語，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懷，稱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語，是其例也。今人言“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寫山高與天接之狀，而曰“西接木巳天傾”是也。
5古事之實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往亂用作普通事實。如古人灞橋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種特彆土風。陽關、渭城亦皆實有所指。今之懶人不能狀彆離之情，於是雖身在滇越，亦言灞橋；雖不解陽關、渭城為何物，亦皆言“陽關三疊”，“渭城離歌”。又如張翰因秋風起而思故鄉之艸專羹鱸膾，今則雖非吳人，不知艸專鱸為何味者，亦皆自稱有“艸專鱸之思”。此則不僅懶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種種，皆文人之下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說也。
七曰，不講對仗
排偶乃人類言語之一種特性，故雖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間有駢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三排句也。“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於語言之自然，而無牽強刻削之跡；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聲之平仄，詞之虛實者也。至於後世文學末流，言之無物，乃以文勝；文勝之極，而駢文律詩興焉，而長律興焉。駢文律詩之中非無佳作，然佳作終鮮。所以然者何?豈不以其束縛人之自由過甚之故耶?長律之中，上下古今，無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先立乎其大者”，不當枉廢有用之精力於微細纖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廢駢廢律之說也。即不能廢此兩者，亦但當視為文學末技而已，非講求之急務也。
今人猶有鄙夷白話小說為文學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皆文學正宗，而駢文律詩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聞此言而卻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語俗字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為文學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語”之論也。參看上文第二條下。蓋吾國言文之背馳久矣。自佛書之輸入，譯者以文言不足以達意，故以淺近之文譯之，其體已近白話。其後佛氏講義語錄尤多用白話為之者，是為語錄體之原始。及宋人講學以白話為語錄，此體遂成講學正體。明人因之。當是時，白話已久人韻文，觀唐、宋人白話之詩詞可見也。及至元時，中國北部已在異族之下三百餘年矣遼、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國乃發生一種通俗行遠之文學。
文則有“水滸”、“西遊”、“三國”……之類，戲曲則尤不可勝計。關漢卿諸人，人各著劇數十種之多。吾國文人著作之富，未有過於此時者也。以今世眼光觀之，則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為最盛；可傳世不朽之作，當以元代為最多。此可無疑也。當是時，中國之文學最近言交合一，白話幾成文學的語言矣。使此趨勢不受阻遏，則中國幾有一“活文學”出現，而但丁、路得之偉業，歐洲中古時，各國皆有俚語，而以拉丁文為文言，凡著作書籍皆用之，如吾國之以文言著書也。其後意大利有但丁〔dante〕諸文豪，始以其國俚語著作，諸國踵興，國語亦代起。路得〔ther〕創新教，始以德文譯“舊約”、“新約”，遂開德文學之先。英、法諸國亦複如是。
今世通用之英文“新舊約”乃一六一一年譯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歐洲諸國之文學，在當日皆為俚語。迨諸文豪興，始以“活文學”代拉丁之死文學；有活文學而後有言文合一之國語也。幾發生於神州。不意此趨勢驟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當時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爭以複古為高，於是此千年難遇言文合一之機會，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曆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此“斷言”乃自作者言之，讚成此說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采用俗語俗字。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於鑠國會，遵晦時休”之類，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滸”、“西遊”文字也。
結論：
上述八事，乃吾年來研思此一大問題之結果。遠在異國，既無讀書之暇晷，又不得就國中先生長者質疑問難，其所主張容有矯枉過正之處。然此八事皆文學上根本問題，一一有研究之價值。故草成此論，以為海內外留心此問題者作一草案。謂之芻議，猶雲未定草也，伏惟國人同誌有以匡糾是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