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民國的風雲人物有一些了解的人會知道，傅大炮便是傅斯年。
傅斯年，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於山東聊城一個書香之家，初字夢簪，字孟真。
是著名曆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教育家。
是五四運動時期的學生領袖之一，也是“五四”遊行隊伍的總指揮。
傅斯年曾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代理校長（19451946）和台灣大學（19491950）校長。
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在他任曆史語言所所長二十三年中，培養了大批曆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等專門人才，組織出版學術著作70餘種，在經費、設備、製度等方麵都為曆史語言所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傅斯年的主持下，我國第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開展殷墟甲骨發掘。先後發掘十五次，大大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商代曆史的研究。
傅斯年還將明清大庫檔案資料整理到曆史語言研究所，組織進行專門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傅斯年重視考古材料在曆史研究中的作用，擺脫故紙堆的束縛，同時注意將語言學等其他學科的觀點方法運用到曆史研究中，取得較高的學術成就，在現代曆史學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他的主要著作有《東北史綱》（第一卷）、《性命古訓辨正》《古代中國與民族》。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冊。
由於天生聰慧，年幼時被稱作神童。其先祖傅以漸，是清代的首任狀元，因為傅斯年傑出的一生，也被譽為傅家的第二位狀元。
傅斯年還有個名字叫傅老虎，一介書生，為什麼會被稱為“大炮”“老虎”呢？關於這一點，筆者在以後的章節會作出交代。
1917年的北京大學可謂春風激蕩，正張開雙臂迎接自己的黃金時代。而這黃金時代的開創者，被北大人公認的我們永遠校長的蔡元培，此時正大刀闊斧對北大進行改革，求賢若渴。
陳獨秀被聘請為北大文科學長後，他馬上向蔡元培推薦了胡適。蔡元培也讀過胡適的多篇文章，特彆是開先河的《文學改良芻議》，對胡適可謂是惺惺相惜，兩人一拍即合。
而此時身在美國，基本完成學業的胡適，接到北大任教的邀請，正求之不得。他匆匆忙忙告彆恩師杜威，離開紐約，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回到了闊彆多年的祖國。
1917年9月21日，北大正式開學。
當年的北大，還在景山東街，即是馬神廟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灘的紅樓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譯學館是大學預科。文理本科全在這馬神廟的“四公主府”。
這裡的正門尚未落成，平常總是從西頭的便門出進。進門往北一帶是講堂；往東一帶平房是教員休息室，每人一間，人們叫它作“卯字號”。
字號裡聚集著陸續進入文科的許多名人。其中有兩個老兔子和三個小兔子的故事。前者指的是陳獨秀和朱希祖，他們二人是己卯年1879生的“老兔子”；後者指胡適和劉半農、劉文典三人，是辛卯年1891生的“小兔子”。胡適當年還不滿26歲。
10月1日，北大正式開課，胡適講授中國古代哲學、英文學、英文修辭學3門課，每周12個小時的課程。
剛到北大的胡適，雖然由於提倡文學革命而聲譽鵲起，但要在國內的最高學府站住腳跟，卻並非易事。當時的北京大學是以浙江人為主的留學日本的章太炎弟子的天下。從舊學方麵講，太炎弟子們大多有所專攻，非胡適所能及。
胡適到北大首先麵對的不僅僅是北大教授們學術上的壓力，更重要如何在課堂上讓北大的學生信服滿意。
據當年北大學生回憶，胡適到北大後不久，曾在大禮堂講墨學，“反應不甚良好”。而初到北大的胡適，偏偏要講中國哲學史，這難免引起學生的懷疑：“他是一個美國新回來的留學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學裡來講中國的東西?”當時，很多的北大學生都有這樣的想法。就連對胡適很有信心的校長蔡元培，也是擔著一份心的。
在北大登台講課的頭一天晚上，蔡元培來到胡適家。起初胡適不曉得蔡元培的來意，一個勁地說東說西，蔡元培隻是耐心地傾聽著。
後來，胡適意識到有點詫異，於是想停下來問蔡元培找他有何事。還沒等胡適開口，蔡元培就起身告辭。
走到門外時，蔡元培忽然在黑暗中停住，對胡適說：“我聘你到北大來，就是信任你。”說完這話蔡元培就走了。
胡適在原地站了一會，終於明白原來蔡校長是來給他打氣鼓勁來了。想到這，胡適的眼睛濕潤了。於是他回到室內，將第二天要講的課又溫習了一遍。
之前開這門課的是陳漢章，他學問淵博，但過於迷信古書材料，從伏羲開講，講了一年才講到《尚書•洪範》。
胡適則不同，他新編的講義，第一章名為“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他認為可靠的《詩經》作為時代說明，拋開堯舜夏商，直接從周宣王講起。
哲學，是關於世界觀的學說。是理論化、係統化的世界觀，是自然知識、社會知識、思維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是社會意識的具體存在和表現形式，是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質、以認識、改造世界的方法論為研究內容的科學。
簡言之，哲學的任務和目標說到底，就是揭示事物的本來麵目。因而，研究哲學的前提是真相。也就是說研究古代哲學，必須是有相對可靠資料確立的，我們曾經真實經曆了的曆史。如果把假說，傳說，甚至一些在邏輯上根本不能存在的神話作為研究對象，這樣的哲學肯定是靠不住的。
可見，胡適這種“截斷眾流”的做法，在中國的哲學研究的曆史上，無疑是一次重大的革命和創新。但是，任何創新之舉都很難一帆風順，因為要麵對強大的傳統，因為人們對新的東西，要有個認識和接受的過程。
當胡適在教室的黑板前，信心滿滿的講著中國古代哲學的時候，他很難意識到，他的課將麵臨怎樣的危機。表麵上風平浪靜的教室裡，暗地裡正危機四伏。
在很多人看來，胡適這一次肯定是凶多吉少，一些對胡適這個“遠道和尚”不甚服氣的人，也正等著看胡適的笑話，而支持胡適的人，也在為他捏著一把汗。
但是，一天過去了，一周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半年、一年過去了，胡適的課進行的卻格外順利。
過了很長時間後，胡適才得之，他是得到了貴人相助，這個貴人，就是傅斯年。
原來，後來成為很有名氣的曆史學家的當時的學生顧頡剛，在聽了胡適這種“截斷眾流”的講課後震動很大。他曾對同學們說：胡適雖然沒有陳漢章讀書多，“但在裁斷上是足以自立的”。但是，顧頡剛收到的是一片反對之聲。
他很為胡適擔心，想幫助胡適，又感到勢單力薄。於是便把自己的苦惱告訴了自己的同窗好友傅斯年。
傅斯年當時是在學國學，不在哲學係。或許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傅斯年對胡適這種“截斷眾流”的講課馬上產生了濃濃的興趣。他去聽了幾次胡適的課後，對想鬨事的同學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鬨。”
就這一句“你們不能鬨”，一下子化解胡適的危機，可見傅斯年當時在學生中有怎樣的威望。要不怎麼會成為五四運動時期的學生領袖之一，“五四”遊行隊伍的總指揮。
一個人要想在群體中獲得很高的威信，可以靠權勢，也可以靠財力，所謂揮金如土、仗義疏財，但是，這時候的傅斯年可沒有這些，像所有在人群中自然形成的領袖人物一樣，他靠得是超人的學識和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