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豐紗廠的社長山田秀一，帶著人大搖大擺地來到博益紡織公司，並見到了博益紡織的創始人兼總經理徐靜仁。
山田秀一用著誘惑性的聲音，說道：“徐先生，聽說博益紡織公司出現嚴重的經營困境，正好我們裕豐紗廠準備擴大規模，願意一起合作經營！”
合作經營，與吞並無二，不過是委宛的說法而已。
日本在華的商業，很多都是先將名字改成華夏名字，這樣降低華夏人的抵製。
例如，裕豐紗廠係日商大阪東洋株式會社在滬市開辦的紗廠，日清航運也是日本幾家航運公司在華業務組建起來而獨立經營的
徐靜仁一生致力於振興民族實業，豈會將博益賣給日本人，不過他已經年老，也失去一些銳氣。
故，他隻是說道：“山田先生的建議，我們會考慮一下。不過博益紡織如今的經營，並無太大的問題。”
“哈哈”山田秀一笑道：“徐先生，你就不用自欺欺人了，我們既然上門來尋求合作，自然是已經了解到博益公司的情況。按照目前華夏境內的工商業情況，以及華夏紡織的情況，博益公司堅持不了半年時間的。博益紡織如果不想倒閉，隻有加入我們的裕豐係，我相信你也不想數千名工人失業吧？”
言下之意，如今華夏陷入‘缺錢荒’，工商業萎靡不振，誰有實力來拯救博益紡織！
滬市溥益紡織公司，創立於1917年，由徐靜仁與周撫九兩位安徽當塗人攜手南通大生紗廠張謇，共同集資100萬銀元創立。公司坐落於西蘇州路潭子灣西渡口，起初僅為一座單紡廠，卻擁有256萬枚紗錠，員工數量達到800人。其生產的地球、雙地球牌棉紗，暢銷至全國各地，甚至遠銷至南洋印度等國際市場。
1924年，公司在勞勃生路（現長壽路橋堍）設立了溥益第二廠，並籌集了150萬兩資本。然而，隨著一戰結束外資的湧入以及溥益自身的經營不善，公司陷入了嚴重的財務困境。
從1934年開始，華夏紡織業業也陷入低穀，連申新這樣的巨頭，也處於瀕臨破產的處境，其申新七廠甚至處於即將被拍賣的處境，更何況其它紡織廠呢！
徐靜仁嗡聲說道：“這個不勞山田先生操心，我們已經想到解決事情的辦法。”
山田秀一知道，想吞並博益紡織，從徐靜仁手中著手，不是一個好路子。
好在他已經聯絡到博益紡織的其它股東，準備來個裡應外合。
“好，既然徐先生還沒有想通，那我們可以慢慢等。”
說完，山田秀一便帶著人離開。
山田離開不久，博益紡織的另外一名股東周扶九的五子周錫藩，找到徐靜仁。
周扶九（1831~1920），近代華夏揚州最大鹽商、近代華夏金融家、上海灘地皮大王、上海灘黃金巨子、近代中國實業家，其資產達5000萬兩白銀，富可敵國，是中華·民國初期的華夏首富。
其本身有六個兒子，但有三個兒子早死和夭折，另外三名兒子又不成器；周扶九也有11個孫子，但同樣無一人成器。
當然，這樣的家庭隻要不出‘創業’和‘賭徒’，錢基本花不完。
據說後世周扶九的後人，有去香港、台島的，也有留在內地的，到1950僅他其中一個兒媳存有一張地契就有三萬畝棉花地。到1966年初，最後發放公管房屋定息時，當年僅他其中一個孫兒媳一房拿到一個季度的定息就是二萬四千元，故有人稱周扶九的家產富可敵國。
周錫藩故意試探性的問道：“靜仁老弟，聽說有人願意出價買下博益紡織？”
他是周扶九的五子，做過七品小京官，但為以巴結肅親王，加上嫖賭，先後耗費家財100萬元。
周錫藩還有個紈絝兒子，叫做周孳田，因為是周扶九的‘三孫子’，人稱“周三”。
上海灘有“周三盛四”的說法，‘盛四’是盛懷宣的四子，他們是上海灘的一對活寶，他們經常在上海灘跑馬聚賭，日斥萬金。
徐靜仁臉一黑，說道：“是日本人，不過我已經拒絕了。賣給誰，也不能賣給日本人，是要造人唾棄的。”
周錫藩連忙說道：“靜仁老弟呀，這博益紡織廠一直經營不善，最近兩年更是如此。再不及時出手，我們一分錢也拿不回來不說，那麼多紡織工人失業，還不鬨出大亂子來。”
當年，周扶九也是博益紡織的股東之一，故留給後人約三成股權。這部分股權，就傳給了五子周錫藩。
而周錫藩自然不想打水漂，故做了日本人的‘內應’。
徐靜仁明白了，周錫藩這是做了‘漢奸’，他憤然說道：“周錫藩，我說過，賣給誰也不能賣給日本人，這是漢奸行為，是要遭到華夏人唾棄的。”
周錫藩被嚇一跳，隨後穩定心神的說道：“誰說是做漢奸的，賣個紡織廠就是做漢奸了，那申新七廠不馬上也要落入日本人之手嘛！更何況，就算不賣給日本人，你總得為股東們考慮，真要破產了，我們就什麼也沒有了。”
徐靜仁當即說道：“我會想到辦法的”
他的壓力也很大，周家有三成股權，張詧後人也有股權，他持股不到一半，若是不小心，他還真有可能讓博益紡織賣給日本人。
“好，我希望靜仁老弟為股東們考慮，不然，你也彆怪我們其餘股東聯合起來。”
“我會想到辦法的”
隻是，如今國家經濟如此糜爛，紡織業又如此低迷，誰會接下這個爛攤子呢！
平安銀行大廈的辦公室，陳光良看著報紙上的新聞，正在思考‘商機’。
這個博益紡織也出現問題，但其兩家工廠都在租界內，顯然是值得投資的。
為什麼如此說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明年（1936）華夏經濟將恢複正常，紡織業業開始回暖。事實上，今年（1935）底發行的法幣，初期是得到英國、美國等的支持（不包含日本），其中英國甚至讓所有英國銀行向南鯨政府交出儲備白銀（即儲戶的白銀，不包含銀行自有資金），以支持法幣，其餘國家見狀，也紛紛跟隨。
其次，第二次淞滬會戰後，滬市雖然被日本占領，但租界卻屬於‘萬國’，所以日本人無權收繳租界的華資；屆時，本身個商品價格就會上漲，租界的紡織品也可以通過香港、海防這條貿易線路，賣到國民區，甚至軍需品也需要租界的提供。
最後，隻要在太平洋戰爭前，處理好租界的資產，那麼問題就不大。
基於以上三點，陳光良就打算讓平安銀行和其個人資本，介入紡織行業，既是為了賺錢，也是為了增加抗戰的底蘊。
隨後，他將夏高翔、葉熙明叫到自己的辦公室。
“這個博益紡織陷入困境，正在遭受日本紡織的惡意收購，你們安排人去一趟，考察一下。如果合適，平安銀行和我個人的資金，可以買下這家紡織廠。”
平安銀行資金充裕，假設所有散戶都來擠提，也就1100萬的額度，但現在平安銀行的現金儲備是2000萬的樣子。
兩人大吃一驚，老板居然動了投資紡織業的心思。
葉熙明馬上說道：“老板，銀行投資紡織業，怕是不太合適。更何況，現在紡織業倒閉潮還沒有開始，我們這個時候介入，怕是把錢扔進了臭水溝。”
陳光良堅決的說道：“任何一項產業，必然是有波動和起伏，低潮時吸納，很難虧損。更何況我研究了一下，博益的兩家廠都在租界，是理想的投資產業，就算以後和日本開戰，租界紡織廠不僅不會虧損，反而能大賺。”
兩人有些明白老板的長期謀略了，也放下一些心。
夏高翔補充道：“銀行投資紡織自然不適合，但如果老板占大頭，平安銀行占小頭，這就是正常投資了，而不是直接參加經營。”
陳光良點點頭，說道：“先去考察一下再說。”
兩人離開後，陳光良又拿起‘申新七廠’的資料看了看，其實這家工廠也在租界，本身當初也是收購英商東方紡織廠改造而來。
但陳光良卻謹慎的沒有打主意，因為申新七廠裡麵不僅又日本人在窺覬，榮宗敬也是在誓死保衛，這裡麵的情況更加複雜。
至於拯救民族工業的噱頭，陳光良可不會出這種大風頭，生意就是生意，首先是要盈利，其次才是考慮其他的。
博益紡織的財務情況是：總資產約四百多萬，但負債也有四百多萬，主要債主是中南銀行、金城銀行，其中中南銀行占70。
而聽聞滬日商企圖吞並溥益，向博益伸出橄欖枝的，不僅有平安銀行，也有兩大債主中南銀行、金城銀行。
這一天，四方代表就在博益紡織二廠（勞勃生路）舉行了會談。
博益紡織的徐靜仁也沒有想到，驚動陳光良這個資本大額，雖然陳光良算是商人後輩，但名聲卻直逼當年的盛懷宣、嚴信厚等老牌巨商。畢竟，一手策劃了‘華夏白糖自給’為國家省下每年幾千萬的流出，一手拯救了‘瀕臨破產的招商局’為政府交出4000萬的巨無霸企業（南鯨政府僅花了三四百萬大洋就拿下了），而且還有金融上的貢獻（傳言三大國行的白銀儲備富裕，便來自陳光良之建議）。
徐靜仁開口說道：“博益紡織的二股東周氏後人，勾結日本商人，意圖將公司賣給裕豐紗廠，我是絕對不允許發生的。今日大家前來，既是來拯救博益紡織的，那麼有什麼方案可以隻說！”
話說的漂亮，但陳光良知道這個‘老家夥’是在為自己博取利益。
本來，如果陳光良不加入，‘北四行’的中南和金城銀行，可以以債主的身份，直接拿下博益紡織，根本不需要掏多少錢。
如今徐靜仁將三家邀請在一起，說是解決問題，實則是‘貨比三家’，做最後一搏。
陳光良隨即說道：“我是來看看熱鬨的，本想著能幫幫忙的，沒想到中南和金城銀行有意經營紡織業，倒是我多操心了！”
此話一出，徐靜仁心一沉，他還是低估了陳光良。
說白了，陳光良最看重的是博益紡織的兩家工廠，都位於租界。
如果事不可為，他不會勉強的。
金城銀行的總經理周作民、中南銀行的胡筆江，眼神交流了一下，隨即有周作民提出博益紡織的方案：“我們原本的意思是，由中南銀行和金城銀行接受博益紡織，繼續經營，避免倒閉和流落隻日本人之手。如今看來，國安兄有更好的辦法，我們願意洗耳恭聽！”
言下之意是，原本兩家銀行想直接吞並博益紡織，即債務一筆勾銷，但股東的股權也彆想要了。現在有平安銀行和陳光良感興趣，博益紡織畢竟多了個選擇。
徐靜仁也是實業家，雖然不甘心產業流落他人之手，但眼下確實也是沒有辦法。
他硬著頭皮說道：“不如陳先生和平安銀行注入150萬的資金入股，中南和金城銀行的貸款再延長時間？”
陳光良笑著搖搖頭，說道：“雖然合資做事挺好，但顯然博益紡織不適合。”
金城銀行的周作民也說道：“博益紡織常年經營不佳，需要重新成立董事會。”
徐靜仁一聽，心知自己是非退出博益紡織了，不然兩家都不會乾，那麼博益隻有倒閉和被日本人收購一圖。
事到如今，那麼隻有為自己及股東考慮更多的利益，選擇一家作為下一任東家。
“好，既然如此，請大家容我和股東商量一下，再討論博益紡織的前景。”
“當然”
隨後，徐靜仁也帶大家考察了工廠。
最近幾年棉花產量不高，造成價格較高，而紡織品則在外國產品的傾銷打壓下，賣不起價格，造成華夏紡織業低迷。
回去的途中。
胡筆江對周作民說道：“你說陳光良為什麼看重博益紡織，莫非他認為這是在抄底，紡織業過了這一低迷時期，必然會好轉？”
陳光良是實業家，也是投機家，這個大家還是有所耳聞的，例如將一筆物業賣給孫春生，後又低價吸納回來。
周作民說道：“總之這個生意還是可以做的，不過看徐靜仁的樣子，現在一定是準備待價而沽。所以，我們也不要一定要博益紡織！”
事情變得複雜起來，周作民也顧忌陳光良，‘北四行’雖然資本較為雄厚，但比起江浙財團的陳光良，他們自然不會火拚。
胡筆江點點頭，說道：“我的意思是，博益拿不到，但其他紡織工廠，還不是任我們選擇！”
周作民回道：“對，這一波經營困難的很多，有機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