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大宋，無法無天正文卷第二百六十六章慶曆三年來了慶曆元年之後，大宋正式進入休養階段。
朝廷輕徭役、減賦稅，放寬了商業政策，解除了榷賣製度，讓農業和商業得到了迅速發展。
同時朝廷大放血，允許地方截留三成賦稅發展建設，並且還創辦學校、沒收犯法地主的土地租給百姓、廢除鐵錢，又廣修河道、興建水利設施等等。
如寶元二年，趙駿令荊湖南路轉運使王遙與廣南東路轉運使範師道協作疏通、擴建靈渠，第一輪建設於康定元年完工。
這次竣工用民夫2000人，共用工6.085萬個，用錢5萬餘貫。所有工料全由興安、臨桂、靈川3縣差撥。采用“燎石以攻，既導既辟”的方法，清除渠內礙舟礁石，並將靈渠陡門增至36座。
慶曆元年再次動工，朝廷這次撥款五十餘萬貫，動用民夫八千餘人，用工達30餘萬個，擴展靈渠河道，加固沿岸一百餘裡堤壩，泄洪量以及航運量大大增加，溝通湖南與廣東，為廣東與湖南湖北商貿活動奠定基礎。
另外還有康定元年，朝廷再次修汴河，發動沿河百姓參加，為了鞏固堤防和利用汴水衝刷河中積沙，在汴河兩岸下了600裡木柱排樁，將汴河束窄到可以衝沙的地步，準備“束水攻沙”。
事實上雖然離黃河決堤還有七年時間，但宋朝政府早就開始了準備工作，從景祐四年開始，朝廷就陸陸續續撥款，先對黃河中下遊兩岸的支流進行清沙工作。
黃河的問題其實就是上遊水土流失，導致水裡含沙太多，各個支流慢慢堵塞，一旦遇到洪水，頃刻間黃河就會爆發，因淤泥堆積，水流衝破河道，從而蔓延泛濫，最終導致中下遊地區變成一片澤國。
所以古代治理黃河素來有治河先治沙的說法。
目前趙駿打算三手抓，趁著如今因戰事順利，不像曆史上那樣打了五六年，導致大宋國庫空虛，先對黃河中下遊各個水渠進行梳理，把各個支脈疏通再說。
這個工作總歸是要比清理黃河泥沙以及重新再挖幾條泄水渠好做不少，而且清理出來的淤泥還能夠做兩岸田地的耕作泥土。
然後就是在汴河以及黃河兩岸下遊地區先裝好木柱排樁，等到一個水流量較少的季節，對黃河和汴河等大型河流進行鑄造堤壩，囤積水流，等堤壩築好之後，再用火藥炸開堤壩，陡然泄水衝沙。
最後一個辦法自然就是挖建泄洪渠，這三個辦法下去，三管齊下，保證黃河老老實實。
奈何要錢啊！
這三個辦法已經是最省錢的了。
但按照財政部的預算估計，恐怕得發動民夫數十萬，工程量巨大，恐怕要花費上千萬貫。
雖然這點錢省點軍費開支就有了，奈何“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
就連趙駿都暫時還沒有對冗軍這個吞金獸下手，就更彆說省點軍費開支了。
所以目前還是像真正開始慶曆新政之前那樣，隻做前期準備工作，先花點錢比較少的，再一步一步來。
至少現在黃河給他們留了七年時間，這七年時間，足夠做很多事情了。
八月底，曹苗芯生了個大胖子小子。
趙禎很高興，為其取名為趙曇，並且得到了趙駿的接納。
這是個日字旁，與趙昉他們一樣。
得到了取名認可之後，趙禎就更加高興了，一高興就有點得意忘形，居然在崇政殿日常會議上提出要收為義子，差點沒惹得趙駿翻白眼。
好家夥。
自己的輩分估計在族譜上得矮三十多代去了，要是兒子被趙禎收為義子，那他就是跟宋英宗趙曙同輩，簡直是倒反天罡。
後來趙禎在晏殊的提醒下才想起這事，連忙遺憾地表示看來收為義子是行不通了。
不過講道理的話，趙駿的兒子是曹皇後的外甥，如此一來也成為了趙禎的外甥，無形中輩分還是有點亂套。
好在這外甥是堂的，但就算如此，也讓趙禎非常興奮，最後竟力排眾議，封為祥符縣侯，又是讓滿朝官員震驚不已，紛紛上書勸阻。
很多人以為宋代不封爵，實際上是封的，比如宰相和使相往往會封為國公，即便生前沒有封，死後也多會追封，甚至還有追封為王的，比如曹琮的哥哥曹玘就被追封為吳王。
但在大多數人的印象裡，北宋不怎麼封爵這倒是事實。大量封爵主要集中在北宋初年還有宋徽宗時期，宋仁宗時期也隻有宰相才會封為爵位。
包括給趙駿封為宋國公都已經很讓人震驚，雖然他是宰相之首，封國公也很正常。
可一來以前百官都不認識他，完全不知道他是誰。
二來這可是宋國公。
要是齊國公、魏國公之類的普通國公都還好想一點。
而普通官員和宗室一般都不會封爵位，像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之類，在宋徽宗之前幾乎是絕跡的情況。
現在忽然給趙駿的兒子封爵位，那當然惹得大家反對。
雖說趙駿也當了五六年宰相之首，似乎積累了不少威望，但朝中不滿他的大有人在，時常彈劾他的禦史和諫官也不在少數，隻是趙禎和趙駿都當耳邊風而已。
如今隻是又一波浪潮罷了。
他們都習慣了。
直接無視。
便在這股反對浪潮下，幾乎翻不起什麼風浪，趙曇成為了自開國將領以來，唯一被封的縣侯。
而時間也慢慢地來到了慶曆二年的年底。
從二月新政開始，到下半年秋稅上來，讓人意外的是，雖然農業稅比之前還低，隻有五百多萬貫，可商業稅卻增加了許多，達到了3300多萬貫，其中約1900萬貫是商稅和征榷，另外1600萬貫是外貿。
要知道根據史料記載，南宋年間的外貿收入大概隻占財政的百分之六，以南宋每年大概一億到一點六億貫的總收入來算，基本維持在六百萬貫到一千萬貫之間。
其中又以廣州和泉州為主，加起來收入二百餘萬貫。
其餘明州、杭州、溫州、江陰、秀州等二十餘個港口加起來收入也不過幾百萬貫，跟如今的北宋比起來，可謂是天差地遠。
但二者其實完全不同。
一來南宋隻算了港口貿易收入，沒有算與金國、大理、西夏等國之間的陸上貿易收入。
二來南宋時期日本還沒有發現銀礦，也難以和大宋展開巨額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