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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朕要打死他!(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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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駿渾然不知道自己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一騎絕塵。

他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起了範仲淹慶曆新政失敗的主要原因、客觀原因以及為什麼會受到幾乎整個士大夫階層的抵製。

歸根到底,範仲淹改革的十條當中,有五條都是針對冗官問題,剩下五條,才是富國強兵和厲行法治。

所以他主要改革方向還是三冗之一的冗官問題,想要通過裁減大量人浮於事的官員,精簡機構,加強效率,來達到節省財政、澄清吏治的目的。

但還是那句話,這麼做觸動的是整個士大夫階層的利益,作為利益失去者,他們自然要聯合起來貶低新政,把範仲淹踩到土裡去。

如果宋仁宗有魄力的話,就算是得罪了士大夫階級,手裡握著兵權,他們也翻不起什麼風浪,該被裁員還是得被裁員。

可宋仁宗搖擺不定,聽風就是雨,漸漸對範仲淹不信任,使得改革失去了最高統治者的支持,黯然落幕。

這就是趙駿為什麼會認為慶曆新政失敗的最大原因是宋仁宗。

事實上這次改革對大宋非常重要。

要知道宋朝官員數量是漢代的六倍,唐朝、明朝的兩倍,並且往往很多官員都身兼數職,有寄祿官、職事官、散官、勳官、貼職、爵位等等,每一個職務都能領一份工資。

所以看似宋朝官員隻是唐朝明朝的兩倍,可如果按照身兼數職來算的話,那麼官員數量比唐朝明朝多個三倍不止。

而且他們的工資普遍比其它朝代都高,如跟明朝官員比,宋朝低級官員俸祿是明朝同級官員俸祿的五至十倍以上,宰相級彆甚至能達到百倍差距。

同時宋朝官員數量太多,而部門又少,導致大量官員被授予虛職,官員沒有實權,加上各部門機構臃腫,辦事效率極為低下,很多官員領著高額的工資,每天無所事事,純粹浪費國家財政。

所以要是範仲淹真的能解決冗官問題,裁減掉一半的官員,那麼朝廷每年的財政支出,將減少千萬貫以上。

這筆錢對於目前每年軍費開支達到四千萬貫以上的大宋來說,無疑是筆巨款。

除此之外,範仲淹也想改革兵製和法律。

要是能把冗官問題解決,再改革兵製,減少軍費開支,那麼大宋的財政將會無比健康,有錢有軍隊有底蘊,北宋曆史至少能延長一百年以上。

可連冗官的問題都解決不掉,更彆說冗兵冗費的問題。因此範仲淹改革僅僅持續一年零四個月就被叫停,可謂草草結束。

而相比之下王安石改革雖然問題多多,造成動蕩和後果都不小,可持續時間非常長,長達十五年之久。

就是因為王安石有宋神宗堅定不移地支持,直到宋神宗去世,改革才被迫終止。

“所以總結來說,就是趙禎這貨,讓範仲淹沒辦法完成改革。”

趙駿拿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綜合對比,說道:“國家的改製一定要最高權力者堅定不移地完成,除非是錯的,像王安石變法那樣。可惜範仲淹方向對了,得不到支持。王安石是方向錯了,卻得到了支持。”

這句話說完之後,趙禎臉色複雜,萬萬沒想到,慶曆新政失敗的源頭,居然是他。

範仲淹看了他一眼,默不作聲。

畢竟是皇帝,他再怎麼樣,也不可能不滿。

所以沉默許久,範仲淹才問道:“為什麼說我......範仲淹的方向是對的,王安石的方向是錯的呢?”

“因為吏治!”

趙駿斬釘截鐵地說道:“偉人曾經說過,王安石是一個脫離實踐的理想主義者。青苗法在構思上應該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那它為什麼會失敗呢?原因在於吏治太差!”

“宋朝雖然商品經濟發達,不是特彆抑製商業,導致經濟活躍,比較有錢。但它的本質還是落後的封建製度,農業生產依舊以小農經濟為主。”

“小農經濟的特點是什麼?脆弱!”

“老百姓靠天吃飯,麵朝黃土背朝天,全靠老天爺賞飯吃。今年風調雨順,什麼自然災害都沒有,各地糧食豐收,市麵上糧食充盈,會造成穀價下跌。”

“要是來年到處去都是天災,自然災難頻繁,造成糧食減產,就會造成穀價上漲,這就是穀賤傷農,米貴傷民的根由。”

“而且農民經常有青黃不接的時候,農作物還沒有長熟,家裡就斷糧了,無奈之下就隻能找人借糧,鄉裡的地主就會讓他們用土地做抵押,形成了高利貸。”

“運氣好的時候,農民通過來年的豐收還可以償還。可一旦運氣不好,突然遭遇天災,造成糧食減產,無力償還債務,他們的土地就會被地主收走。”

“王安石認為鄉裡的地主通過借貸,大量兼並百姓的土地,讓百姓要麼成為無地的流民,要麼就隻能成為大地主的佃戶,這並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他乾脆讓國家放貸,以較低的利率,讓官府借錢給農民,幫助農民渡過難關,等到來年豐收的時候,就把錢再還給官府。”

“聽上去是不錯,而且官府也不會讓農民以土地抵押,如果形成良性循環的話,確實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

“問題在於王安石沒有把吏治搞好,導致下麵的歪嘴和尚太多,最終把青苗法這個好經給念歪了。”

“一個政策要推行下去,必然要經過各層官員。但到了宋神宗時期,北宋的基層官員已經爛透了,有貪官汙吏者、有屍位素餐者,甚至還有隻著眼於政績者。”

“比如說某地風調雨順,百姓並不需要這個借貸。當地官員為了政績,強行推下去,搞得天怒人怨。”

“還有地方,地方官員肆意提高利息;王安石規定是兩成利,當地官員就多加幾成,多出來的自然落進了那些官員的口袋。”

“史料記載,最誇張的有地方官員把利率直接提高了三十五倍,原本兩成利,竟然要還七倍的借貸本金回來。”

“顯然宋朝地方官府實在是太溫柔了,明明可以直接搶,卻還要定個名目,他真的,我哭死......”

“更有甚者,乾脆與當地豪強勾結,欺負百姓不識字,在契約文書上動手腳,故意不收百姓的還款,拖延時間,等到時間一過,就說百姓不還錢,然後奪走他們的土地,嚴重加劇了百姓的負擔。”

“有如此大的執行問題,再好的政策也是白搭。”

“那麼吏治問題根源在哪呢?還是宋朝冗官問題,底層碌碌無為和貪官汙吏太多,導致青苗法根本不能順利執行。”

“所以要是範仲淹時期把吏治問題解決了,讓基層官員效率更高、辦事能力更強,也不至於在王安石時期,因為地方執行力的問題,變法徹底失敗。”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範仲淹的方向是對的,王安石的方向是錯的原因。”

“要想解決問題,根本還要先整治官吏!”

說到最後,趙駿已是慷慨激揚,聲音貫穿房屋,令人醍醐灌頂、茅塞頓開。

三冗問題根深蒂固,非一時一日,就能夠解決。

而要想根治,就得一步一步來。

先從哪一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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