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
劉韜頓時笑了。
盤山集團很缺錢，但是盤山集團缺的是大錢，而不是缺小錢。
‘西南聯大’建設費用和每年運行費用，偌大的盤山集團每年稍微擠一擠就有了。
不過劉韜更加開心，楊振檸能夠考慮這麼多，說明楊振檸對重建‘西南聯大’很用心。
“錢的問題，請楊教授不用擔心，‘西南聯大’的校區我們已經劃定好，足足有6000畝，就在滇池旁，雲省將會環繞滇池建立大學城，以‘西南聯大’為中心，形成大學、科研機構群，成為華夏又一個高校、科研中心。”劉韜介紹著。
“‘西南聯大’建設費用10億人民幣，以後每年費用不低於1億人民幣，根據每年實際情況而定。”劉韜緩緩地說道：“‘西南聯大’由我們盤山集團負責管理，歸屬口是我們盤山集團，不是省教育廳或者教育部，上麵對於‘西南聯大’重建很重視，允許‘西南聯大’實行教授治校，輕易不會乾涉‘西南聯大’！”
“教授治校？國家給予的支持力度這麼大？”楊振檸很是震驚。
教授治校、校董治校兩種大學管理模式，在歐美都是存在的。
但是據楊振檸所知，在華夏實行的是黨領導一切，在大學裡麵，校長還有校黨高官、副校長等等，其實都是可以說是國家乾部，校長甚至都得聽校黨高官的。
“現在國內教育界，也知道教授治校？”楊振檸忍不住道。
德國是現代大學的發源地，孕育了第一所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柏林大學，也建立了許多現代大學運作產生深遠影響的製度，其中就包括‘教授治校’的高校教學管理製度。
德國的‘教授治校’製度下，教授數量很少，並且為終身製，教授在大學中的地位很高，權力很大，同時也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
在這樣的體製下，教授在德國的高校建設、科研推進、技術發展等方麵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教授治校’在華夏也是有過實踐，最早見於蔡元培時期的北大，旨在全體教授通過選出的評議會參與學校章製的議定與決策。20年代中期，因應政局的動蕩，各高校呼籲建立‘教授治校’製度，以抵拒政治勢力的入侵。隻是隨著北洋時代結束，當時金陵國民政府對教育界采取收束政策，本來不屬於教育係統的清華由國民接受，借‘改隸廢董’風波的機緣，不僅原來並未實行的‘教授治校’逆勢得到製度章程層麵的確定，而且在梅貽琦的接掌下成為教育界‘教授治校’的典範，與蔣夢麟再度入主後和國民政府同調變成‘校長治校、教授治學’的北大形成鮮明對比。
但是在共和國建立後，便對教育界進行了統一。
劉韜點點頭道：“是的，國家正在進行改革開放，教育方麵也在進行改革。鵬城的南方科技大學由香江的霍英東先生捐贈建立，施行的是‘校董治校’。重建‘西南聯大’，國家也給予巨大支持，將‘西南聯大’作為高等教育的改革試點單位，用於探索高等教育方麵的改革。”
“教育是國家大事，不適合大麵積鋪開，免得引起教育方麵的混亂，影響國家發展，而選擇‘西南聯大’作為改革試點單位，那麼就隻是一個點，可以讓大家看清楚，有問題也不會影響全國。”劉韜介紹著，“當然，楊教授你在歐美經常走動，應該也知道，德國的‘教授治校’因為體製嚴格，在今天也出現了明顯的弊端，甚至到了不得不改革的階段，所以我們也不能完全照搬。”
在德國，教授作為‘學術人物’的代表，其地位之高自然無需贅言。德國大學的教授普遍是終身製，直到這位教授退休了，才由其他教授繼任。
不僅如此，這些教授可以享受優厚的待遇，享受很高的社會地位，處於德國高等教育體製的頂端，甚至享有“終身製國家公務員”的地位，高校不得隨意解聘教授。教授組成高校的評議會、理事會或學術評議會，行使學校的決策權，包括學校校長的選拔都是由教授組成的這些機構來執行。
作為德國高校教學、科研的核心力量，教授的主要職責既組織教學，也包括科研活動。教授通常是德國某一學科領域唯一的講座持有者，統領整個院係的研究方向，負責籌集經費、指導博士生甚至還需要承擔聘用教學和科研人員的職責。至於大學教學、科研體係中的其他人包括講師、助教、學生、非科研人員等都必須接受教授的領導，協同完成學校各項工作。
德國這種‘教授治校’製度優點很明顯，但是也造成了很明顯的弊端。
比如，對於教授本身，由於享有‘終身製’的優勢，部分教授在享受這至高榮譽的同時，也由於缺少壓力而產生懈怠心理。雖然大部分教授都很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頭銜，但在缺乏考核和淘汰機製的情況下，還是有一些教授滿足於現狀，不思進取。
比如對於其他教師而言，由於教授席位數量有限，很多有才能的青年科學家沒有機會展示自己的才能。對德國的大學中，科研人員的研究工作往往會受製於教授，能夠真正獨立開展科學研究的時間很晚，熬到教授一職，往往是‘多年媳婦熬成婆’的感覺，這種製度很不利於青年學者的發展。
對於學生而言，由於大學中的教授數量很少，一般的學生很難有機會獲得教授的指導。相對於教授的數量，學生的數量很多，學生和教授數量比很高，學生能夠獲得和教授直接交流的機會不多，不利於學術生涯的發展。
楊振檸點點頭，他對於這些是接觸過的，自然知道‘教授治校’的優點和缺點。
“而且‘西南聯大’施行‘教授治校’，並不是說團組織、黨組織就不存在了，黨領導一切這一點不能動搖，團組織、黨組織是為了確保學校和黨、國家是一致的。”劉韜強調著，“‘西南聯大’成立後，由我兼任學校黨高官，除非是大事、有必要，不然的話我不會輕易乾涉學校的運行。”
重建‘西南聯大’，‘西南聯大’施行‘教授治校’，不意味著就完全照搬，該適當調整的要適當調整，該戴緊箍咒的戴緊箍咒，關鍵時刻可以扭轉乾坤。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