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山海、資產資本化，這些都是手段，如果敵人用了，自己不用，那敵人的實力就會變得更強，所以自己也隻能跟著用。
皇帝害怕資產資本化，就是因為這個新手段可以抗衡官山海。官山海對皇帝有利，而資產資本化對貴族有利。
資產資本化就是把所有的資產，山川土地都變成金錢數字，然後各地貴族一起比錢。所有的東西都以金錢衡量，對科技、生命等等也是如此。
在西方國王是君權神授，君主的地位很穩定，但有了資產資本化，貴族的和國王比的就不是權威了，而是金錢。國王當然是比不過的，畢竟國王就一個，貴族卻有很多。最終整個國家都被轉變為資本，接著就可以對外擴張了。
要是其他國家不跟著學，就很容易被打敗。因為資產資本化確實是能鼓勵科學，激勵民眾，善於擴張，是非常有利於富國強兵的。如果不跟著學，就會被完成了資本化的國家入侵。
就好像齊國開始官山海之後，大大加強了齊國的國力，那麼其他國家隻能跟上，不跟就被淘汰。
以資本對抗資本，以魔法對抗魔法。
貝爾摩德現在明白西方是在封建製度裡兜兜轉轉，雖然從土地封建轉變為了資本封建，但還是沒有跨入帝製。他們嘗試過，但失敗了，所以封建貴族們一邊畏懼帝製，一邊又不得不承認帝製的優勢，也是非常矛盾。
但越是明白，越是感覺島國的封建製度無藥可救，島國之所以脫亞入歐，不就是因為他們可以很好地嫁接西方的製度麼？一樣封建，一樣資本化，一樣擴張，唯一不同的就是分蛋糕的時候，島國會在天皇的祭壇裡分，而西方是則是在上下議會的祭壇裡分。
造反什麼的，果然不可能。甚至貝爾摩德覺得連美帝大兵都無法讓島國真正的自由，根深蒂固的問題已經演變成為島國的文化了，什麼東西一旦成為文化，再想改變可就難了，因為這已經是約定俗成，潛移默化，滲透到每一個人的生活中去了。
“所以說造反什麼的果然不靠譜。雖然說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但這句話的前提是莊子沒有見到秦國統一六國，他所看到的竊國者並沒有改變國家的體製，非但沒改變，為了統治的合法性，他們反而會迎合舊體製，尋求周禮的承認。”貝爾摩德已經了解莊子的背景，就是三家分晉、田氏代薑之後的戰國時代。
可不管是三家分晉還是田氏代薑，他們都尋求了周天子的承認，都是封建諸侯，並沒有改變國家的本質。
如果莊子能見到秦國一掃**，估計不會再認為這是竊國了，這是滅國，徹底把諸侯國改變了郡縣製。這絕對不是竊，而是滅。
“所以你說的竊國和造反根本就是兩回事，竊國的話根本不用顛覆島國的現狀，隻要成為島國最強大的華族就行了，比如明智光秀對織田信長發動本能寺之變，算是竊國，因為他並沒有改變華族的盟約。在島國並沒有發生過造反，就算是開創江戶的德川家康也隻是通過閉關鎖國，維持自己在華族裡的優勢，而不是顛覆了華族盟約。”貝爾摩德可沒少做功課，因為她可不想在杜蘭麵前成為一個被動的傀儡。所以是苦學曆史，最後得出結論竊國和造反是兩回事。
竊國是盜竊，是把東西偷過來，但會保持原樣，不會搞破壞，是在原有體係下完成的。而造反是破而後立，是把原來的國家敲個稀爛，然後再構建新的體係。這完全就是不一樣的，島國可以竊國，但不能造反。
造反的難度太高了，島國缺少從封建走向帝製的土壤。發展帝製，而且一次次地試錯，不斷完善帝製，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畢竟皇帝可是要把整個國家變成自己私人土地的怪物，各地華族都不會同意的。華族掌握了軍隊、警方、各種資源，根本不會給皇帝麵子。
老實說中原的君主一開始是通過大城市化控製國家的，他能控製的也就是城市。這就是齊國官山海之後的副產物，齊國首都臨淄成為了當時最大的城市。國君通過對大城市和貿易的控製，達成對各地貴族的壓製。
到三家分晉的時候，六卿建立了自己的城池，根本不給趙國君主麵子，直接瓜分了趙國。
到漢朝，皇帝不得不和貴族妥協，麵對各地建立要塞的門閥，也是無可奈何。最後還是擋不住軍閥割據，群雄並立。
就算隋唐有了科舉製度，貴族依舊可以通過宗教對抗皇帝，皇帝也不得不立國教和貴族結盟。
一直到宋朝，真正打敗貴族的也不是皇帝，而是皇帝打通了寒門的上升通道，貴族承受不住大量寒門的衝擊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和士人階級融合成士大夫階級。
但當士大夫階級融為一體，皇帝已經遇到了新的挑戰。因為士大夫也是各地的代表，畢竟很多讀書人都是當地的世家資助的，也會和皇帝對抗。而士大夫為了出頭，還會故意和皇帝唱反調，在明朝被廷杖已經是士大夫的勳章了。
士大夫並不看血統和出身，如果沒有立功表現的機會，那麼騙一頓廷杖是他迅速出名的辦法。也難怪明朝皇帝會喜歡閹黨，因為這些士大夫官員都不願意聽話，都隻把皇帝當做工具人，都把和皇帝作對作為自我標榜的手段。
到了清朝，把官員全部變成皇帝的家奴，算是真正把所有國家土地都變為了自己的私人領土，完成了皇帝最大的願望，成為唯一的大地主。
不過新的問題是全國的人都得和皇帝作對，以前還隻是士大夫和皇帝作對，到了清朝就是全國百姓和皇帝作對了。
帝製一步一步發展，皇帝花了兩千年，不斷選拔寒門衝擊貴族，但最後寒門和貴族融合成士大夫之後，皇帝得和士大夫對抗。然後士大夫變成了家奴，皇帝又得和天下對抗。
夏商周從封建走向帝製，秦漢隋唐宋元明清都是皇帝不斷嘗試完善帝製，實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個源自於《詩經》的構想。
中間走過了很多彎路和錯路，郡縣製一步步取代封建製度，但哪怕到了唐朝，開國功臣中依舊有人想要分馮建國，還有《封建論》的討論。對皇帝而言當然是郡縣製更符合他的利益，把全天下都變成自己的領土，然後派遣他的自己人去管理，豈不美哉？
當然唐朝皇帝並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因為節度使的問題而導致了衰弱。唐朝就是太開放了，各地節度使都有大量資金培養軍隊，不竊國都對不起皇帝。
到了宋朝，軍政分離。而且南方經濟發展很快，加上科舉，就讓很多新興的勢力發展起來了。宋朝皇帝控製土地和士大夫的方法是：大城市化。和齊國如出一轍，通過控製城市來控製周圍，皇帝並沒有和貴族妥協，而是提升了新興的士人的地位，最後終於打敗了貴族。
所以這裡就能發現一個規律了，不管是貴族還是士大夫。皇帝對於這些崛起的勢力，一開始都是通過大城市化進行控製。隨著發展，貴族、士大夫的實力擴張，大城市控製不了了，皇帝就會和他們妥協，並且尋求新的力量對抗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