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網址：劉傻子教授說，宣德七年七月初八，鄭先生船隊抵達滿刺加國，先送巫寶赤納回國複命，然後前往暹羅國宣讀明宣宗的敕書，告誡其“和睦鄰境，以副朕同仁之心。”具體如何交涉，不得而知，但鄭先生往返滿刺加和暹羅兩國之間，忙了一個多月，才調解妥當。八月十八日，船隊到達蘇門答剌，然後去阿魯、那故兒、黎代、南渤利等國訪問。
黃梅導遊說，前幾次下西洋，鄭先生已在這些國家舉行過封王儀式，賜其國王或酋長璽書、彩幣、禦窯瓷器等物。事實上，鄭先生船隊，又名取寶船，他所率領的部屬，本就是押送朝廷物資的軍隊，從西洋各國獵取珍珠、瑪瑙、香料、奇禽異獸等“寶物”，運回國之後，主要是供皇帝和貴族享受。這些寶物，並不能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國庫收入。
沈明貴給劉傻子出難題說：“劉傻子，我想考考你，你說說，在鄭先生下西洋的船隊中有幾種類型的船舶。”
劉傻子聽到穿越號機器人手機與他溝通，便說，第一種類型叫“寶船”。最大的寶船，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載重量八百噸。這種船可容納上千人，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隻。它的體式巍然，巨無匹敵。它的鐵舵，須要二三百人才能舉動。第二種叫“馬船”，長三十七丈，寬十五丈。第三種叫“糧船”，它長二十八丈，寬十二丈。第四種叫“坐船”，長二十四丈，寬九丈。第五種叫“戰船”，長十八丈，寬六丈八尺。
海洋專家高敏說，鄭先生所率領船隊的船隻，有的用於載貨，有的用於運糧，有的用於作戰，有的用於居住。分工細致，種類較多。可以說，鄭先生的船隊是一支以寶船為主體，配合以協助船隻組成的規模宏大的船隊。
文史作家於張喜說，阿拉伯旅行象伊本·白圖泰的遊記中早已記錄中國巨大的12艘帆可載千人的海船。根據南京靜海寺鄭和所立殘碑記載，鄭先生首次出海寶船為“二千料”，據推論，折合長約為二十丈，寬六到八丈左右，載重量約為五千噸。根據《鄭和航海圖》，鄭先生使用海道針經，結合過洋牽星術，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
鄭先生的船隊，白天用指南針導航，夜間則用觀看星鬥和水羅盤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於對船上儲存淡水、船的穩定性、抗沉性等問題都作了合理解決，鄭先生的船隊能夠在“洪濤接天，巨浪如山”的險惡條件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很少發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約定方式懸掛和揮舞各色旗帶，組成相應旗語。夜晚以燈籠反映航行時情況，遇到能見度差的霧天下雨，配有的銅鑼、喇叭和螺號，也用於通訊聯係。
夏青教授說：“鄭先生下西洋航海技術，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天文航海技術。很早以前，中國就可以通過觀測日月星辰，測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鄭先生船隊，將航海天文定位與導航羅盤的應用結合起來，提高了測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確度，人們稱‘牽星術’。”
黃梅導遊說：“二是地文航海技術。鄭先生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術，是以海洋科學知識和航海圖為依據，運用了航海羅盤、計程儀、測深儀等航海儀器，按照海圖、針路簿記載來保證船舶的航行路線。”
楊揚導遊說：“三是《鄭先生航海圖》。《鄭先生航海圖》記載了五百三十多個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三百個，最遠的東非海岸有十六個，還標出了城市、島嶼、航海標誌、灘、礁、山脈和航路等。”
劉傻子教授說：“鄭先生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國先進航海科技光輝，表現了中國古代人的偉大智慧，從而創造了鄭先生下西洋的偉大航程。明朝的封建統治已十分鞏固，加上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國勢日趨強盛，這就有可能使它向海外發展。明成祖自認為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供主’，要海外各國都來朝貢。”
張洪德教授說：“和曆代功利主義的封建帝王一樣，明成祖也要宣揚國威，向外示富。到了永樂年間，由於國力強盛，明成祖向異域顯示中國的富強，對明朝初期對海外的消極政策深表不滿，故朝廷對外政策為之一變。他即位後，便派宦官出國，召各國來朝，此舉無疑可以提高明成祖的威望。”
夏青教授說：“鄭先生率領的龐大船隊，就其活動的性質來說，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隊，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團，是兼有外交和貿易雙重任務的船隊。他出使的任務之一，就是招徠各國稱臣納貢，與這些國家建立起上邦大國與藩屬之國的關係。”
從1405年開始，在二十八年間，鄭先生率領中國大明皇朝的兩百多艘船，航行在世界海域上，七次造訪各國。據英國著名曆史學家、哈佛大學的李約瑟博士估計，1420年間，中國明朝擁有的全部船舶，應不少於三千八百艘，超過當時歐洲船隻的總和。
張洪德教授說，今天，西方學者專家們也承認，對於當時的世界各國來說，鄭先生所率領的艦隊，從規模到實力，都是無可比擬的。其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國國力的強盛，中國的海軍縱橫大洋，實現了萬國朝貢，盛世追跡漢唐；加強了中國明朝政府與海外各國的聯係，向海外諸國傳播了先進的中華文明，加強了東西方文明間的交流。這是中國古代曆史上最後一件世界性的盛舉。
劉傻子教授說：“這一盛舉改變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來的禁海政策，開拓了海外貿易。鄭和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享、真蠟、古裡、暹羅、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麥加，並有可能到過澳大利亞。”
歐陽旭副教授說：“這些記載，都代表了華夏的航海探險的輝煌，比西方探險家達伽馬、哥倫布等人早八十多年。當時，明朝在航海技術、船隊規模、航程、持續時間、涉及領域等均領先於同一時期的西方。鄭先生下西洋的曆史意義，還有許多超出於航海之外的解讀。鄭先生時代的中國，則是真正承擔了一個文明大國的責任：強大卻不稱霸，播仁愛於友邦，宣昭頒賞，厚往薄來。”
鄭先生下西洋期間所做的海外政治乾預中，以長遠影響來看，最重要的是操縱馬六甲海峽—往來中國及海洋貿易的要道，選擇扶植強盜頭子拜裡迷蘇剌，於1409年，鄭先生授與其國璽及皇袍。拜裡迷蘇剌曾親自往中國朝貢，使其在馬六甲沼澤地的據點，成為日漸富庶繁榮的商業中心。
張洪德教授說：“當鄭先生的船隊到達木古都束時。國王親自迎接，設宴款待。鄭先生向國王和王妃贈送了絲織品陶器和茶葉。國王送給明朝皇帝一隻珍貴動物，叫做‘麒麟’，也就是非洲長頸鹿。”
華夏的絲織品、瓷器受到一些歐洲國家的歡迎，贏得了很高的聲譽。尤其是造船業的發達，航海技術的進步，包括羅盤的使用、航海經驗的積累、航海知識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養成，以及明初工商業的恢複和發展，宋、元以來中國海外貿易的發達，對外移民的增加，所有這一切，都為鄭先生下“西洋”準備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提供了較為雄厚的物質條件。
明初這種強盛的國勢、發達的貿易，本身具有加強同海外各國的聯係，擴大海外的貿易和來往的要求。明太祖於1389年編製的《大明混一圖》就是實例。明成祖朱棣進一步對外擴展海外貿易，決定組織一支強大的船隊，前往“西洋”諸國。
華夏唐、宋、元朝以來，造船技術發達，中國古代羅盤與火炮等技術的不斷發展，為大規模的遠洋航行，提供了安全保障。永樂帝明成祖，出於政治目的的需要宣揚大國國威。元朝時華夏的遠洋貿易，非常發達。擁有當時世界上貿易量最大的幾個港口，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還有大量的民船和商船，為後來的明朝航海奠定了基礎。
鄭先生下西洋的船隊，是一支規模龐大的船隊，是按照海上航行和軍事組織進行編成的。在當時世界上，堪稱一支實力雄厚的海上機動編隊。很多外國學者稱鄭和船隊是特混艦隊，鄭先生是海軍司令或海軍統帥。
著名的國際學者、英國的李約瑟博士，全麵分析了這一時期的世界曆史之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明代海軍，在曆史上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甚至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
黃梅說：“鄭先生下西洋船隊，是根據海上航行和擔負的任務，采用軍事組織形式組建的。”首先，人數之多。鄭先生下西洋的人數，史料上有明確記載的有四次。鄭先生每次下西洋人數在二萬七千人以上。明朝軍隊有五個衛，每個衛五千多人。從《武職簿》來看，他們主要是來自沿海衛所。當時，西方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航海的人數最高是二百多人。航海人數的多少，也反映了一種實力。
尤其是在古代社會，它需要各方麵物質保障，很不容易。其次，船隊編製。根據中國海軍專業人員多年研究，鄭先生船隊由舟師、兩棲部隊、儀仗隊三個序列編成。舟師就是現在的艦艇部隊，基本單位是戰船，它=們被組成編隊，叫前營、後營、中營、左營、右營；兩棲部隊，用於登陸行動；儀仗隊擔任近衛和對外交往時的禮儀，莊嚴威武。
按照下西洋的任務，鄭先生船隊人員，主要有五個部分：指揮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貿易部分、後勤保障部分、軍事護航部分。指揮部分是整個船隊的中樞，對航行、外交、貿易、作戰等進行指揮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