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自己辯解了一句，李念才正式講道：“諸子百家，除少數學派外，都有各自的政治理念，也即是治理天下的想法，如儒家複周禮，道家無為而治，墨家兼愛非攻……”
“春秋時人心思變，百家諸子尋求更好的治理天下之法，從而提出各種主張，這並無錯，問題在於諸子提出的這些主張忽略了某些因素，以後世的話說便是：忽略了客觀因素，過於主觀。”
“如儒家的複周禮，儒家認為恢複周時的禮樂製度，天下就能太平安康，卻不想人們希不希望回到周時那種環境？所以春秋時，孔子才四處碰壁，學說不被采納。”
“道墨兩家也是如此，墨家的‘兼愛、非攻’，好不好？當然好，對陌生人也像對自己親人一樣！”
“如果我是陌生人，遇到信奉‘兼愛’的墨家弟子，定會十分心喜，但我要是墨家弟子的親人，又會如何作想？怕是更希望親人能更親近自己一些。”
說完儒墨，李念又說到道家：“道家，黃老之學‘無為而無不為’，倒比墨家和儒家更為可取，可‘無為’是何時無為，何事無為，何度無為，何量無為？”
“‘無不為’亦是如此，何時無不為，何事無不為，何度無不為，何量無不為？博學明智之士或許能把握好其中的度，可天下間哪有那麼多博學之士？”
黃老之學聽起來非常不錯，什麼尊重自然規律，反對王侯盲目行動，主張發揮臣民的主觀能動性，倡導“待時而動”、“因時而動”。
可其中的“時”怎麼掌握，又誰來決定？是由君王，還是臣民？是由飽學之士，還是由目不識丁的庶民？
又怎麼知道這個“時”掌握得準確與否？每個人、每個階層把握的“時”都一樣嗎？不一樣又要怎麼做？
簡單說，以黃老之學治天下，缺乏相對統一的標準和製度，大家夥兒都太過自由，但這不利於天下穩定和皇權穩固。
漢初時發生諸侯王之亂，文帝時濟北王和淮南王叛亂，景帝時“七國之亂”，以及地方豪強壯大，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為諸侯王和地方豪強發展提供了條件。
權欲旺盛又雄才大略的漢武哪能忍得了這，自然而然采用了自我改造後的儒家，一腳踹了黃老之學。
“若以黃老之學治國，於國朝初建，百廢待興時尚可，但時日一久，禍必生焉。”
人隻能相對自由，而不能有絕對自由。
李念講給嬴政的回答卻是：“因黃老之學對天下的約束過於鬆散，而人心**無儘，災禍自生，反不利於天下承平。”
實際就是隨著王朝社會穩定，經濟複蘇，黃老之學逐漸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需要。
“儒家思想若想達成，須天下皆為君子；墨家治國之法想成，須人與人間不分親疏遠近；黃老之學想成，須人人遵紀守法，不生貪欲，不生妄念。若能做到，都將天下大同！”
儒家、墨家、道家治國理念各有差彆，但以最終想要達到的目標看，都是天下大同，烏托邦式的美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