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網址：五天後，中央迅速做出決定：恢複茅盾同誌黨員身份，黨齡從21年開始算起。
中國文壇悲痛萬分的同時，更感茅公之慷慨。
他臨終前，將25萬元稿費悉數捐出，激勵後輩們繼續為拚搏，真應了他那一句話：“掃出一條路來，讓後來的人走。”
文壇的同誌們也稱讚韋韜夫婦，他們沒有任何私心，遵照著茅公遺願，將遺物捐獻了出來，這種品質絕對是值得尊敬的。
25萬，這樣數目的一筆巨款，絕對能讓人綠了眼睛。
像後世沸沸揚揚的國學大師季羨林遺產之爭：季羨林臨終前將遺產悉數捐給燕大，兒子季承卻喊話燕大歸還，還和燕大打起官司。
巴金從上海趕來京城，參加茅盾的遺體告彆儀式。
他尊茅盾為老師，多年來始終將自己看作他的學生，習慣稱呼茅盾為“沈先生”，此刻無限悲痛。
“我多想再和他長談一次，沒機會了”
“巴老，您保重身體。”江弦寬慰說。
又過幾天，韋韜同誌找到江弦，還交給他幾份稿子。
“父親離世以前，斷斷續續看過你的文章，想給你寫一篇評論，一直都沒寫完。”
江弦接過看了一眼，是茅盾為《琉璃月照銅錢》所作的一篇評論。
茅公不僅是出色的家，也是出色的評論家，他曾經給《呼蘭河傳》作序，筆法精辟，相當經典。
捏著這篇兩千字的評論，江弦心中五味雜瓶，他出版的第一本《芙蓉鎮》便是茅盾給他作了一篇序，沒想到在茅公生命的儘頭，還遺留下一篇未作完的評論給他。
給沈韋韜倒了一杯熱茶，他認真的讀了一遍茅公寫給《琉璃月照銅錢》的這篇評論。
全篇離不開“理想”二字，茅公對江弦本人圍繞“理想”進行延展回憶和評論。
他精辟的總結這篇文章為：一篇敘事詩，一首淒婉的歌謠。
可惜寫到中途便戛然而止，以茅盾先生半年來的身體狀況，寫這兩千餘字的評論，想必已經耗費了他極大的精力。
江弦讀過以後，將這篇評論平鋪在桌子上。
沈韋韜抬起頭來，“看過了？”
“沒想到茅公對我這樣厚愛。”江弦感慨說。
前世他隻是一個網文作者，哪裡敢想，自己竟然能得到泰鬥茅盾的鐘愛和垂青，聽受他老人家的教誨。
“韋韜同誌，我想把茅公這篇未作完的評論放進《琉璃月照銅錢》，用作這部出版時的代序。”江弦提議。
沈韋韜愣了一下，“這篇文章還沒有寫完，用作序文，恐怕會影響”
他考慮的很周全，序文是作為單行本的開篇文章出現的，試想一下，讀者一翻開這本書，便讀到一篇有頭沒尾的文章，閱讀熱情肯定會受到打擊。
“我倒覺得，這篇序比再寫任何一篇序都更加意義非凡。”江弦說，“我知道先生是個嚴謹的人，這篇序的後半部分，我會以自序的角度補完。”
茅盾極嚴謹，就連寫字也從不草率。
相傳是和他年少時一件事有關：他報考燕大，發榜時竟然沒有他沈德鴻的名字，隻有沈德鳴三個字，一查，原來是填報名單時書寫潦草，把“鴻”字寫得像個“鳴”字。
“既然如此，便隨你用吧。”沈韋韜聽了江弦的提議，沒什麼意見。
既然他父親為江弦寫了這篇評論，想必就算是他本人聽了，也不會拒絕江弦這個想法。
花了幾天時間江弦才題寫完整這篇序文。
這天清晨，陽光明朗，風沙不大，江弦蹬著自行車來到了同樣位處沙灘北街2號的作家出版社。
“江弦同誌？”作家出版社負責《銅錢街》的編輯王淑麗喊他一聲，這位女編輯後來還編輯了餘秋雨、楊紅櫻的作品。
“你怎麼來了？”
“我來給你們送篇序。”江弦直截了當的說。
他一臉鄭重的從挎包裡取出稿子。
王淑麗給他倒一杯水，把稿子接到手上，低頭掃了一眼稿子，字跡整齊，同時發問：“你請誰寫的？”
“茅盾先生。”江弦低聲給出答複。
聽到這個名字，王淑麗一開始沒反應過來，過了三秒，才抬起頭來，難以置信的看向江弦，嘴巴張大。
“這”
“是茅公遺作，還沒有寫完，征得韋韜同誌同意，我又補充了一部分。”江弦給她解釋說，“你看看寫的怎麼樣？”
“我這就看看。”
王淑麗極慎重的點點頭，坐在椅子上，捏著這篇稿子認真的閱讀起來。
這篇序文，茅盾寫了2千字，江弦補充了3千字，加起來總共洋洋灑灑5千餘字。
內容並不算長，但王淑麗看的非常仔細，一個字一個字的摳，讀了約莫七八分鐘，才看完這篇稿子。
等她再次抬起頭來，眼眶都有點濕熱。
感動。
這是這篇序文給她最大的感受。
前半部分，茅盾從“理想”二字出發，對江弦延展回憶，對這篇進行評論。
後半部分，江弦也從“理想”二字出發，回憶茅盾，講述他從茅盾那兒聽來的教誨，以及這些教誨和《銅錢街》這篇的共通。
前輩欣賞後輩，後輩回應前輩。
像是一問一答，一場對話。
又蘊含著對茅公無儘的思念。
序結尾的部分，江弦寫了他最後一次和茅盾長談的場景：
春節前夕，我到茅公寓所，在後院的楊樹下，我攙著茅公，他說：“你背上的擔子是一天重似一天，你的生命之火應向改造社會那條路上燃燒，決不可向虛幻的享樂道上燃燒。”
走出後院，我帶走了一個孤寂老人的背影。
我想，多寂寞啊！
其實我並不理解他，他在信中寫道：“我自知病將不起，我忠心的祝願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繁榮昌盛。”他的心裡裝著祖國的事業，他為這個事業貢獻了畢生的精力，他怎麼會感到寂寞呢？
我才終於理解我書中的主角。我困惑於“李蘭德”甘受孤獨的摧殘，我認為這是痛苦。可他走向了藝術的至境，怎麼會痛苦呢？他生命的終極，如楓楊樹村夕陽下焚燒的烈焰般絢爛火紅。
前門大街，全聚德總店。
“您真的不要人幫忙麼？”
“你們到底是要乾啥啊？”
“演話劇！”
“演話劇你來我們店裡乾啥？”
“體驗生活，我們不要工錢。”
梁左和王小平跟全聚德的飯店經理糾纏著。
經理也是無奈，這倆學生這些天是一直過來打聽，想來店裡幫忙。
他哪敢答應啊？
就這麼讓他倆進來，那不成私自雇工了麼？
雖說之前有人從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推算出一個結論：“8個人以下就叫做請幫手，8個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剝削。”
由此有了個“七上八下”的紅線，也就是雇工不能超過8個。
但是因為這麼倆學生，碰紅線，太不值當。
王小平看梁左不頂事兒，推開他過來替他說，“同誌，您知道《人到中年》麼？”
“人到中年？”經理點點頭，“我知道啊，那不一篇麼？”
“那就是他媽寫的。”王小平指了指梁左。
經理精神一振，瞥了梁左一眼，“喲，真的假的，你可彆騙我。”
“真的，他媽寫那的時候，上協和看人家醫生做手術來著，也是為了體驗生活。”
王小平說著，又捧起一冊《劇本》雜刊，指了指上頭的《天下第一樓》，“我們排的就是這出話劇，您知道誰寫的麼？”
“誰啊？”
“江弦！寫《棋王》那個江弦！”
經理把眼睛往雜刊上一杵，一拍大腿，“喲，他啊，我特喜歡他那個《許三觀賣血記》。”
“所以您”
“得得得，乾活就彆想了，不過”
經理話鋒一轉，出了個沒辦法的辦法，“你倆不就是體驗生活麼，這樣吧，我讓你倆在店裡隨便逛，不攆你倆出去，這樣行吧？”
“太行了！”梁左激動起來。
王小平啪的鞠了個躬，“您真是個好人！”
經理笑了笑，“我也就看你倆都是燕大的學生，相信你倆的素質，可千萬彆給我找事兒，不然彆怪我不客氣，收拾你們。”
“保證不找事。”王小平一口答應下來。
“小平，還是你有辦法。”在全聚德裡參觀，梁左嬉笑著和王小平說。
過段時間，他們話劇隊在燕大禮堂有個演出的機會。
除了英達的《我們九個人》，現在話劇隊裡還有三出話劇，他和王小平還有幾個中文係的學生負責操刀其中一出，便是江弦給的這個話劇劇本《天下第一樓》。
“這個劇本寫的太好了！”梁左激動的說，“橫向式的幕場安排，順序時間的結構處理，人世間五味雜陳都寫在戲裡，看著真跟《茶館》一樣。”
“你怎麼說的《天下第一樓》就跟《茶館》的仿製品似得。”王小平不讚同梁左的這種說法，“也就是形式和內容比較像，《天下第一樓》又不是沒有自己的特點。”
梁左懶得跟她杠，滿眼喜色，“咱們可一定要排好這出戲，不能辜負了江老師給的這麼好的一個本子。”
“是啊。”
王小平點點頭，嗅到一旁烤鴨傳來的香氣，肚子又不爭氣的咕咕響起來。
“梁左，你帶錢沒？”
“咋了。”
“咱也搓頓鴨子吧。”
梁左嚇了一跳，“好幾塊錢一隻呢，誰吃得起那玩意。”
“您給來隻鴨子。”江弦跟服務員點著菜。
他身旁坐著陳喜儒，桌對麵則是倆日本人，其中一個叫佐藤純彌，是編劇，也是導演，極左翼，曾經拍攝過批判s2暴行的電影。
德間書店和北影廠合拍《一盤沒有下完的棋》，佐藤純彌來北影廠談合拍事宜，德間書店的東野信夫托他給江弦捎來了《琉璃月照銅錢街》的日譯本。
至於陳喜儒，則是江弦請過來，托他代審查一下這篇日譯本，畢竟他不懂日語。
江弦怕東野信夫夾帶什麼私貨進去，一定要仔細檢查清楚才行。
“聽說這家飯店的味道很不錯，過來吃飯還需要預約。”他介紹說。
這家店鋪藏在東城區的翠花胡同裡。
飯店叫悅賓飯館，名頭很大，是全京城第一家個體經營的餐館，店主叫劉桂仙。
劉桂仙家裡窮的一個人平均不了一條棉被，於是在去年年底萌生了一個想法
——開一家個體飯館。
她和兩個待業在家的兒子寫好了開店申請，先是找街道辦事處蓋章，街道說這得找工商局辦營業執照。
去了工商局，京城沒有個體飯館，工商局的副局長也不知道該怎麼批，就說不批，劉桂仙去工商局耗了一個月，也不給批。
最後有人看不下去了，告訴這位副局長：她在花帥家裡當保姆呢！
工商局領導班子一合計，馬上同意給劉桂仙特批，有了全京城的第一張個體餐飲業營業執照，手寫的。
工商局的乾部還替她擔了保，貸來500塊錢，用這500塊錢，劉桂仙買了台處理的雪花電冰箱。
這飯店一開張，生意那叫個火，四張桌子不夠用，天天都是排隊吃飯的，還有很多老外，是各國的大使、記者，一結賬，有付外彙券的，有付美元、日元、法郎、馬克的。
生意太火，以至於劉桂仙定了個規矩，必須預約，且一個人消費上限10塊錢。
不過這地方飯菜味道也確實是不錯，劉桂仙親自掌勺。
她兒子先給江弦端上來一盤蒜泥肘子。
江弦拿筷子一戳，往上提起來的時候，肘子跟著筷子一塊兒起來，同時慢慢往下垂。
“這肘子真燉美了。”
又上來一道五絲桶，雞蛋皮裡卷著切成絲的各種菜，佐藤純彌吃了以後豎起大拇指。
“死高一、死高一。”
陳喜儒惦記著日譯本的事情，和佐藤純彌打聽《銅錢街》的譯者是誰。
得來一個竹內實的名字。
竹內實出生在山東，成年以後才回到日本，是日本的“教員學”權威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