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米國這個國家流行慈善事業，並且廣大的參與度說明，慈善在美國很有民眾基礎和社會共識。很多人認為，這和美國建國的曆史有關。
1620年，五月花號（may floer）載著102名清教徒來到北美，建立了此處第一塊殖民地。
他們麵對的是寒冬凜冽、物資匱乏，不遠萬裡漂洋過海卻發現無瓦遮頭，新新大陸人的心裡和身體感覺一樣，應該是拔涼拔涼的。
據說，當時“隻剩下六七個身體還算健康的人”。但是，這些人“心甘情願、毫無怨言，將真正的愛奉獻給了他們的同胞，使得人們最終得以生存下來”。因此，在其早期殖民曆史時期，慈善實踐就有不少。
也有相應的組織。獨立戰爭之後，終於有了美國，但戰爭雖然帶來了獨立，卻也帶來了種種戰爭創傷，百廢待興，人們對慈善事業也更加關注。
托克維爾指出，這一時期的美國人“展示了普遍的同情心”。幫助孤兒寡母、從良妓女的慈善組織出現，慈善更重視家庭關係和最需要幫助的人。
到此時，慈善理念和組織還難言其現代性。
19世紀後三十年到20世紀初，掀起了一輪慈善的**。1889年，當時的著名富人卡耐基發表《財富的福音》，說出金光燦燦的至理名言“擁巨富而死者恥辱”，成為當時乃至後世眾多富豪們的座右銘。
洛克菲勒也隨後苦口婆心地指出，“富人願意將自己的財富用於回饋社會的時代到來了”。
1901年，卡耐基拿出500萬美元為煉鋼工人設立了救濟和養老基金，在紐約市捐款建立了68座圖書館。
1911年和1913年，卡耐基基金會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相繼成立，到卡耐基1919年去世時，他已經成為美國最慷慨的慈善家，總共捐贈了3.5億美元。
先後在美國捐建了1412座圖書館，在英語國家共捐建了2500多座。洛克菲勒則“再接再厲”，持續捐贈，其臨終前也成為了當時最大的慈善家。
必須要說，慈善理念和慈善組織的現代化曆程，和經濟社會的現代化曆程密不可分。
這一輪慈善**和慈善現代化趨勢，其來有自1873年，馬克·吐溫發表了一篇《鍍金時代》，形容這個時代在浮華奢靡的泡沫背後，是銅臭的腐爛和社會撕裂。
及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達到95億美元，是同年英國工業總產值的兩倍、法國的三倍多。
同時，美國社會轉型劇烈，迅速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國家基本完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移民紛至遝來。
當時，紐約人口超過1000萬，成為世界上第一座特大城市。但極大的物質財富積累也引發了日益嚴重的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社會衝突加劇。
在工業化時代，貧富分化加劇，前1%的家庭掌握著全國半數以上的財富。而此時，美國經曆了最高的工業事故發生率。
貧困人群的主要問題有看病難、教育難、住房難等。1914年和1915年，紐約市記錄在冊的肺結核患者每年分彆新增了3.5萬和2.2萬人，其中死亡人數8918人。
他們的治療花費了公共和私人總計68.7342萬美元的健康資金。孩子們得不到教育機會，而且往往14歲就輟學去工作養家。紐約的窮人們也很難找到合適的房子，由於收入低和缺乏保障，常常被房東掃地出門。
動蕩的現實使美國精英反思，希望通過製度修補來緩和社會矛盾。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在成為慈善家之前，都是赫赫有名的“鐵腕”“冷血”的資本家，媒體稱他們是“卑鄙”和“貪婪”的。
他們的“轉變”，不得不說，既基於來自社會的壓力，也基於對時代的反思。
19世紀中期，史密森學會等的建立，表明其慈善理念已經從單純的扶貧濟困走向了解決社會問題。1867年，美國有了第一個由美國人創辦的慈善基金會——皮博迪教育基金。
慈善基金會開始支持探究造成貧窮等社會問題的根源，而不是出資使這些問題本身隻得到表麵上的、暫時的緩解。
美國現代慈善組織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開始興起。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慈善事業又一次興起。
這個時期，裡根經濟學在美國取得了巨大成功，從1983年1月開始，經濟持續增長92個月，平均增長率為3.6%。
雖然有個短暫的經濟危機，但1991年4月開始，經濟又持續增長120多個月，失業率穩步下降，通貨膨脹率降到了2%以下。
經濟的蓬勃發展讓社會更有心有力進行慈善活動，而隨著自由主義的興盛和新技術的助力，“新貴”也在不斷誕生。
於是，慈善基金會數量呈現出爆發式增長態勢。1980至1990年間，家族慈善基金會就新增4117家，超過了之前的綜合3110家。到了上世紀90年代，漲勢更是驚人，1990年至2000年間的新增數13345家。
總體而言，美國慈善事業有著非常深厚的社會基礎和發達的市場機製，因此取得了較大的影響力和較為亮眼的成績。
從美國來看，其慈善理念的轉變對慈善事業的興盛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也對我們所謂的“第三次分配”有著根本性的意義。
慈善活動的興起，往往在經濟轉型期間發生，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另一部分人沒有能夠跟得上，社會整體財富增加的同時，出現了財富分配不公和兩極分化的趨勢，引發了內部矛盾和撕裂。
因此，慈善活動作為分配的補充職能，其實已經脫離了早期的“救急”“救窮”意味，而轉向“救世”。對於“鍍金時代”的巨頭們而言，無異於是一次對人生意義和自身社會價值的再審視和再認知。
事實上，對社會而言也是如此，是一次分配理念的轉變，也是一次價值觀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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