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呀，彆操心那麼長遠，或許朝廷一紙公文下來都等不到你擔心的那個時候就沒了。杭州或者說浙江是每個杭州人的，是每個浙江人的。你一個人沒那麼大義務的，也沒那麼大必要。杭州人也沒義務配合完成你的宏偉藍圖。而作為杭州的良民大頭領，最需要的恰恰不是完成自己的宏偉藍圖，而儘可能完成每一個杭州良民的宏偉藍圖。這是不一樣的。
所以彆想著你上去領導了就能證明新學都正確，證明新學多優越。當上那個位置，是為了讓整個杭州良民日子越過越好，而不是為了證明新學的正確性、優越性的。如果把發展杭州，當成證明新學的工具，遲早得本末倒置的。我筆下的新學理論，遠沒有良民的實際日子重要。記住了，人才是目的，學問隻是工具而已。新學不能搞必然正確的神聖性那一套。搞了，我們跟君權神授天人感應那一套有什麼區彆呢？
另外，退一萬步講，你們活著，新學就有希望。沒必要執著於杭州一定要如何如何。你們也看了胡大人幕僚帶回來的地圖了。要知道天下任何一個地方，新學成功了，到頭來都會惠及大明的。隻要彆到時把大明搞成動物園保留地就行。”
高翰文的勸誡很直白，直白到不像是一個溫文爾雅的老師能說出來的。
也直到這一刻，鄭一冠才重新認識自己老師來。原來老師壓根不是對杭州有信心，也不是對大明有信心，而是真的對新學有信心。而且是一個不懼驗證，甚至不懼被證偽的信心。大明與杭州不過是老師選中的試驗田罷了。
正因為如此，老師才毫不猶豫地把師娘與小師妹送去了東洲。而現在，好些經濟大學堂的師兄弟或者同學也都直接出走泰西。甚至布政使衙門與按察使衙門的一些官吏也已經開始螞蟻搬家轉移家族資產到泰西了。雖然不至於真的像高翰文那樣，但多少已經將泰西作為自己的備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