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這種現象也不是明朝所獨有的，從秦開始一直到後世，但凡是由權力壟斷的物資，基本都是一樣的處境。也不是誰當了皇帝就可以徹底改變的，因為這是體係的缺陷，是從娘胎裡帶出來的，後天無法去除，隻能控製程度的大小。那有人說了，大明的食鹽價格一直都很低，稅率也很低，就算私鹽販子很多，可老百姓並沒受損，反倒得到了實惠。沒錯，明朝的鹽稅是不高，食鹽價格也一直都穩定在比較低的區間。以萬曆三十二年為例，4.9億斤產量，等於發放了245萬張鹽引，每引200斤。當年的鹽稅收到了30萬兩，每引的鹽稅就是0.53兩，每斤2.65文。而這一年的鹽場提貨價格，每斤在文左右，與唐宋元相比確實算很低的。不過問題又來了，商品售價低，對人民收入和國家經濟發展就一定有好處嗎答案依舊還是否定的，甚至正相反。從漢代開始古人就總結出來一個經濟規律，米賤傷農！米是生活必需品，同樣食鹽也是，所以食鹽價格太低，不光傷害了灶戶，還影響了國家稅收和經濟發展，弊大於利。“朕聞聽福建興化府有曬鹽之法，在海邊灘塗修築鹽田以海水漫之，靠太陽晾曬。如遇晴天，連續五六日即可出鹽，可有此事”洪濤一直都在聽，直到王安把大明鹽業的現狀都介紹完才開口，沒做任何評價，而是向在座的朝臣和參謀們詢問。“……”皇帝到底是從哪兒聽說的，眾人無法得知，到底福建有沒有這樣的技術也不知道，頓時全愣了。“陛下，吏部考功司主事黃道周是興化府人，臣聞其家中有人以販鹽為生，可喚來一問。”結果還得靠袁可立出麵化解尷尬，他也不知道福建有沒有曬鹽之法，但認識一個當地人，且與鹽業有關。黃道周是誰洪濤有點印象，甲寅年的進士，竭雲樓舉子案的主犯之一。除此之外，他還有個身份，袁可立的門生。這位總參謀長確實與眾不同，連凶吉都沒搞清楚就把門生給推出來了，也不怕吃了瓜落。難怪他在舊官場裡混不下去呢，太容易被人抓到把柄予以攻擊，是為官的大忌。不過這倒是對了自己的胃口，想做實事、不過多考慮個人得失的官員越多越好。既然他不耍心眼，那就送黃道周一場大富貴，同時也是在用行動告訴滿朝文武，皇帝喜歡什麼樣的，討厭什麼樣的，所謂上行下效也。“朕打算在山東與山西試行曬鹽新法，既然是新法，尚不知優劣，就不用歸入都轉運鹽使司了，暫在總參謀部下增設鹽業公司，由黃道周任總理，正五品，有單獨奏報之便。”其實有沒有黃道周，新曬鹽法也是要推廣的。而且洪濤誰也不用問就知道該怎麼曬鹽，且比這個時代的任何人曬的都好。但光有好的生產工藝並不能解決大明的鹽業問題，管理才是關鍵。巡鹽禦史和都轉運鹽使司的體係顯然已經爛透了，除非推倒重來，否則換誰去也是杯水車薪。可推倒重來動靜太大了，手裡也沒那麼多合用的人手，所以還得來個兩條腿走路。一邊對舊體係進行重點打擊，一邊創建新的體係。就像當年的海上剿匪衙門一樣，先在鹽業上鑽個小洞，看似不疼不癢，實則是奔著挖根去的。人總是有僥幸心理的，隻要彆逼得太緊，大部分私鹽從業者肯定不願意拋開身外物赤膊上陣。等他們反應過來，鹽業公司也站穩腳跟了，所需的人才也培養出來了，再大規模更替成本會小很多。至於說為什麼要在山東和山西設立新鹽場，而不是到新政更普及的福建和廣東，這就是常識了。山東的日照時間比廣東、福建多很多，曬鹽和種地一樣都是靠老天爺賞飯的工作，必須要順從天意，不可人定勝天。而山西平陽府的司鹽城有個大鹽湖，雖然屬於池鹽，但產量非常高，僅次於兩淮鹽場。當地除了曬鹽，還有不少煮鹽工藝，需要大量煤炭和木材，對植被破壞相當嚴重。鹽業公司的到來，不光要取代傳統的煮鹽工藝，還要把鹽場擴大，增加機械設備，變相帶入了部分新政體係，等於是為在山西實施新政鋪路，一舉兩得。在布局上，一東一西兩個食鹽主產區分配更合理，基本能解決北方各省的食鹽需求，減少了運輸環節，進一步降低了成本。“如此甚好，臣遵旨！”一聽說隻在山東和山西進行鹽業改革，兩淮和浙江都不動，袁可立馬上輕鬆了不少。這兩個地區不光是最大的產鹽區，還雲集了半數以上的鹽商，又是頑固派的老巢，官紳勢力盤根錯節。下手輕了基本沒用，下手重了就得和王昇一樣殺得血流成河。可王昇有皇帝和海軍撐腰，黃道周卻是新來乍到，肯定沒那麼大魄力。“先彆急著應承，鹽業公司不再有灶戶，原有的灶戶可讓其自行決定去留。人手不足，仿效工廠自行招募。以後山東與山西之鹽要重新定價，留出足夠的利潤分給鹽工，具體數額由總參謀部仔細計算後報上來。”可洪濤還沒說完，光把以前的鹽場歸入鹽業公司，換個名字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必須得提高食鹽價格，再嚴厲打擊私鹽，才有可能改變整個鹽業狀態。“……這……若是鹽業公司價高，則鹽商不會光顧，所缺份額會令私鹽更為猖獗，陛下三思！”仿效工廠雇傭工人製鹽，袁可立並不覺得難辦。從衛所裁撤下來那麼多兵籍，再加上因為裁撤漕運失業的人口，可以說到處都是勞動力。但人為提高山東和山西鹽場的銷售價就有點想當然了，鹽商們又不傻，你的鹽貴了人家可以不買，這樣做不光無法打擊私鹽，反倒讓出了市場份額。........0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