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夜裡九點多鐘，金陵政府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徐永昌和兵工署署長俞大維正在長安市派克大廈底層的西式酒吧裡麵對酌，從建築裝飾風格上看，這是一個典型的英國鄉村式酒吧，有著低矮的木製天花板和粗糙的橡木橫梁，那搖曳的燭光，溫暖的啤酒，鐵藝的壁爐，還有英國開發的最好的木頭家具。
可是這家酒吧老板也善於製造文化拚盤，這裡有一個爵士樂隊在演奏著美國流行的音樂，啤酒是德國地道的鮮釀。兼容並蓄的原因是派克酒吧的業主是受過英式教育的，而現在的經營者卻是幾個新從歐洲移民到長安的猶太人經營的，他們其中有人來自慕尼黑。
這地方是俞大維和手下在1934年初來長安的時候發現的，兵工署聚集了一大幫子德意誌留學歸來磚家，他們無論專業如何，都是德國啤酒的鐵粉，而派克大廈的這個酒吧，竟然有從德意誌進口的全套釀酒設備，真是大大滿足了這幫德粉的胃口。於是從此，兵工署就和派克大廈的長安派克酒店簽署了長期協議，這幫德粉們每次到西北出公差就住在這裡，這次也不例外，今天他們剛從酒泉回到長安，又入住了派克酒店。
晚飯後俞大維拉著老派的華夏國紳士徐永昌來酒吧裡過一把洋葷。
1932年5月，長安派克飯店由四行儲蓄會出資建造，設計師是匈牙利著名建築師鄔達克，承建是西北陶馥記營造廠。派克飯店外形類似1920年代美國國國摩天大樓，外立麵采用直線條，是現代派表現主義風格與裝飾藝術派風格混搭風。建築共24層，其中地下兩層，地麵以上22層。在第一、二、三層和14層以巨型圓角玻璃鑲貼，顯示出強烈的通透感和現代感，這種玻璃幕牆在當時尚無先例。其它樓層采用國產花崗岩及釉麵磚作為大樓的外牆貼麵。長安派克飯店與1934年12月在上海落成的國際飯店如出一轍，共同分享遠東第一高樓的名號。
這一次金陵金陵政府派這二位軍事委員會的大員率代表團來訪，目的是了解西北的軍事、兵工實力，洽談在未來可能的反侵略戰爭中，西北邊防軍與中央軍的協調配合計劃，也考慮國防工業可能的整合方法。為此，代表團人選之安排也是煞費苦心的，既有劉琨當年進軍西北時期的合作夥伴、軍界元老徐永昌，也有絕對信任的同鄉、軍事高參林蔚，還有少壯有為的俞大維等。
對於金陵政府而言，西北邊區即使以習慣了軍閥割據、四分五裂局麵的民國風情而度量，也是夠神秘夠獨特，尤其是西北的軍事軍工實力，可以說完全是個黑盒子。
西北邊區是由劉琨遵照民黨前領袖孫逸仙遺囑，帶領黃埔軍校教導旅，聯合北方的革命勢力，組建了建國北伐先遣軍，經過一年多奮戰後，統一西北而建立的。民黨自從北伐後，多年陷入了常、汪、粵、桂各派的內鬥，西北邊區從不參與其中，隻是自己埋頭搞建設，對於各失利的派彆，也都是善意提供避難所。因此無論哪派掌握實權，都對西北的自治狀態默認。
更何況從法理上講，劉琨主政西北是民黨前領袖遺囑所確定，從人情上講，各派都欠劉琨的，尤其是，彆的不提，劉琨算是他姻親，還在還是蔣誌清的時候為他擋了一槍。從實力上講，西北邊防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與蘇聯是同盟關係，故此金陵政府一直滿足於作西北邊區表麵上的中央，而不去計較西北實際上的獨立。
西北邊區自己呢，自從1924年起，一直奉行廣積糧搞工業不內戰的政策，雖然全民全軍都進行了抗日救亡、保家衛國的核心價值教育，但是各項抗日戰爭準備工作都是低調進行的，這是為了不讓日本軍方對西北產生警惕。1937年前，西北邊防區政府的對外（區外包括金陵政府和其他軍閥及世界各國）政策可以總結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劉琨很清楚金陵金陵政府那邊魚龍混雜，日本的走狗間諜眾多，隻要是涉及能源、軍工等方麵的敏感信息，都是對金陵嚴格保密的。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西北的玉門油田，雖然很早就發現了大量石油儲備，從1930年代起，基本上壟斷了國內的汽柴煤油市場，可是在西北給金陵政府實業部的能源上報統計上，居然無恥地寫著年產不到一萬噸的原油產量，這簡直是把全世界當猴耍，尤其引起了日本帝國情報機關的憤怒。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後來日本人發現很多以美國國石油製成品名義賣給他們的高標號汽油居然是西北石化產品，但這已經是三十年代中後期的發現了，對於日本軍方而言，想要采取任何壓製西北發展的措施已經太遲。
西北邊區的情報安全工作是十分到位的，邊區很早就實行了居住證製度，一切區外的華夏民國公民和外籍人士要進入邊區必須持有邊區認可的機構頒發的邊防證，形同異國簽證。雖然此舉遭到了邊區內外媒體一致詬病，但是西北軍政公署卻借口賑災和社會福利必需，強製推行。邊防證製度實行多年後，才逐漸顯露出它的真實目的：日本公民發現這事兒很不對頭，他們幾乎總是被以種種借口拒絕簽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往往被使用最多的借口是西北風沙太大，導致多種流行病，為了日本公民身體健康，不得不拒簽。這活說得，好像西北的病菌專門入侵日本人身體似的。看著每年大量前往西北賺錢做生意的美國國和歐羅巴人，日本人莫名憤怒。
總之，在這些措施下，金陵政府對西北的軍事、經濟情況不甚了解，但是張楊兵變之事後，迅速轉向了對日強硬路線，華夏與日本的戰爭一觸即發，麵對新的形勢，西北軍政公署決定改弦更張，公開表明支持抗日的態度，並開始與金陵中央政府全麵展開抗戰的準備工作。現在華北形勢緊張，金陵政府在麵臨著日本入侵危險的時候，終於望向了西北，想尋求抗戰的夥伴，於是劉琨長官下令為金陵政府的軍事軍工考察提供各方麵協助。西北軍政副長官鄧瑜此時也是甘省省長，由他主陪。陳常捷現在是西北邊防軍的訓練總監，這次他沒有去廬山培訓，而是與炮兵總監李興中一起，一起陪同徐永昌們，對西北邊防軍的戰備情況做了詳細了解，走訪了訓練基地、軍馬場、炮兵學校等戰備設施，還觀看了一個步兵團的進攻防禦演習。
為了滿足俞大維署長的強烈要求，鄧瑜、李興中、陳常捷這次帶著徐永昌、俞大維率領的金陵軍事軍工考察團參觀了西北第一、第二機械工廠，這是西北邊防區為抗戰準備的核心兵工企業。該企業由西北開發集團公司下屬的西北機械公司投資。西北邊區為抗戰的工業準備全麵有序的，有著完整的配套，一切的工作都是根據西北邊區開發設計委員會的長期規劃而實行的。
可是西北邊區的金融政策則完全不一樣，是向農業水利、興辦實業傾斜的。西北發展銀行得到了海外愛國僑民財團的支持，從美國國和歐洲調來了大量外彙資金，以此為杠杆，撬動華夏國內的金融資本大量流入西北的工農業建設中去。比如西北的水利建設，就由西北發展銀行提供了大量貸款，而且由其出麵擔保，由西北農業合作社為借貸主體，向全國發行西北農業債，籌集資金，為水利、農機、化肥方麵的建設提供資金。西北的鐵路、鋼鐵工業、汽車工業等的重大建設，也都以債券、股權投資等形式進行融資。
由於西北的各項建設是純商業化運作，資源獨特，項目獲利豐厚（以鐵路為例，二五計劃期間西北鐵路營業額持續攀升。），作為擔保方的西北發展銀行或者西北其他融資平台資產資產豐厚，華夏民國的各銀行對西北的債券等金融產品趨之若鶩，北四行就購買了大量的西北電力債、郵電債，這還嫌不過癮，又斥資在西北開始買地，開發起房地產來。
隨著西北的各項實業蒸蒸日上，西北主要城市作為工商運輸業樞紐和文化教育金融中心的地位日漸凸顯，北四行就很看好韓城開發區、長安、蘭州的房地產，問題是西北邊區政府真的精得跟猴子一般，他們早就趁西北大旱災，土地跌到一文不值的時候，實行合作化，把農村地權都歸攏到農業合作社名下。至於城市的地權，則利用政府掌握著鐵路線路和各項開發規劃的機會，提早以低價收購、舊城區改造或者鐵路、工礦股票置換的形式，從私人手中巧取豪奪了去。賣地所得款被投入了市政和基礎設施建設，西北各城市的麵貌得以日新月異地改善。
北四行這樣的地產開發商或者業主，隻好從西北邊區政府手裡買地，於是西北邊區政府每年的土地拍賣就成了國內大公司們投標競買的盛宴。比如這派克大廈的地，就是1932年北四行用百萬元以上高價從競爭對手手裡搶下來的，單價弄得跟上海市租界的地一樣貴了。好在西北的經濟發展那是杠杠的沒話說，派克大廈建成後，無論是酒店、辦公樓、公寓樓都是貴客盈門，財源廣進，喜得北四行董事們眉開眼笑，據說他們準備再去蘭州大展拳腳，那裡石化企業紮堆，樓一定更好賣。
俞大維在親身到長安以前是不敢想象這裡居然有如此現代化的西方式的酒店的，他透過玻璃窗，望著華燈初上的日新月異的長安街景。長安電力是充沛的，西北煤炭最早來自韓城開發區附近的礦山，質量又好數量又多，後來又補充了玉門、天水、甘州等煤礦，這裡的電力電燈公司也是來自上海市商人投資運營的，西北政府采取鼓勵民族工業的政策，像電力這樣的公用事業，基本上交給有實力有經驗的國內私營股份製企業開發。上海的實業家們既有國際視野和現代企業運作經驗，又能享受到西北扶持民族工業的各項優惠政策，成為了西北現代工業的奠基群體主力軍。
有了上海的供電經驗，長安電力公司發展十分順利，而且由於西北的基礎設施建設都是通盤考慮的，電力公司還與長安路政聯合開發了石灰煤渣混合料路麵,利用發電產生的大量廢棄煤渣，改善道路。民國二十年開始在長安的黑色路麵下鋪築石灰煤渣土試驗路麵,民國二十二年在全邊區推廣這一技術，現在這種路麵已經成為西北市政道路的主流了。
俞大維捧著碩大的啤酒杯子已經微醺，他的酒量其實一般，夏夜裡，他隻穿著白色襯衫，有個小領結；對麵的徐永昌則依舊是一件淺色長衫，清瘦的臉也被啤酒燒得有些紅了，酒吧的吊扇使勁兒地給他們吹著風，這吊扇也是西北韓城開發區的產品，華生牌的，上海私營電扇廠跑到蘭州設廠生產的。
這個建在底層的酒吧，麵對著長安最熱鬨的商業街，建築師設計了落地窗，讓酒吧裡的客人可以觀景飲酒。落地窗甚至俞大維手裡的啤酒杯子的玻璃原料也都是韓城開發區裡企業產的，這個玻璃廠叫信成廣玻璃廠，它的老板是來自魯省博山。博山作玻璃源遠流長，光緒三十年初,魯省巡撫周馥批準山東省農工商各局關於創辦博山玻璃公司的呈文,準予開辦,並撥庫銀五萬兩作為官股。由張謇、許鼎霖、顧思遠等人負責,購置博山城北“六十畝圈”作為廠址,籌建博山玻璃公司。
據記載,自1914年至1919年,博山的小型玻璃生產作坊如雨後春筍般驟興,盛時多至十數家,年產達7000餘箱,一時出現了博山平板玻璃的盛世。其開創之功,非博山玻璃公司莫屬。
據《華夏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載文稱:“博山為中國第一之玻璃製造地,原料與燃料之豐富,以及工資之低廉,為其發達之最要素。歐戰以來,外貨一時輸入杜絕,博山玻璃之需用,博得非常聲價,北自滿蒙,南至南洋,殆無不知博山玻璃之名者。”民國商務印書館編印的《重編日用百科全書》中冊,物產玻璃項下說:“吾國組織玻璃廠,始於前清光緒季年,時有山東博山玻璃廠。”可見其影響之大。
西北邊區政府實行農村合作化改革，為了保證社會公平和尊重私人財產，鼓勵原來的地主們用土地置換公有的企業股票，或者用土地向銀行抵押換取工業企業的創業基金，有幾位秦省的士紳們就以土地獲取了創業基金，與博山信成廣合夥，開設了玻璃廠。西北邊區政府的工業政策是鼓勵地主向企業主轉化的，西北邊區政府認為自由市場經濟是一種高效率的經濟，政府在經濟和產業發展中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對於那些資金投入大，回收周期長、操作技術性強複雜的項目，比如合金鋼的科研開發，比如白銀礦山的開發、車床廠、齒輪廠等，都是政府操刀；對於如自行車、玻璃等輕工業產品或者民用建築業等，政府放手讓私營企業去開發。這取得了良好效果。比如信成廣玻璃廠，就迅速發展起來，現在徐老板已經舉家從山東搬到了韓城居住，而且還開設了一座耐火材料廠，繼續和那幾位秦省的地主們（現在已經是企業主啦，作玻璃賺錢比收租子快得多）合作，雄心勃勃要吃下秦省正在陸續開張的幾家鋼鐵廠的耐火材料生意。
坐在充滿了異國風情的酒吧裡，享受著西北十年以來現代化建設的產品，徐永昌心中百感交集。徐永昌和俞大維不一樣，他1925年就和劉琨一起帶兵進入過長安，當年的長安可不是現在這副模樣，徐永昌到現在還記得民國14年時候刊登在長安本地小報上麵一篇本地文人戲說長安民俗的文章，大致是這樣寫的：
長安，因處在高原之地，飲水方麵，非常困難。往往打井三十丈，還不見水，即或有水，也是鹹（鹹）的不得拿來喝，所以家家固然都有井，而天天飲水，依然要出去買。唯其水是這樣困難，所以去買水，而水的價錢也特彆貴，平均每擔水非要五十六錢不可。至於自來水，那更談不到了。
長安的酒，本地製的，火酒質太多，外邊來的，又特彆貴。記得有一天在一個清真的“西來堂”吃飯，喝了一瓶五星啤酒，算帳的時節，他開了一元五角八分。當時我覺得非常之怪，後來看到了瓶子，卻然怪了——瓶子上的稅票都貼滿了！茶葉也非常之貴。大約長安的日用物品的來源，差不多是來自隴海路，而交通又這樣不便，自然難怪其昂貴了。
至於吃的方麵，長安本地人，一如蜀黔一帶的講究“辣”食，而又加上“酸”。
舉一個例子：長安人吃麵條的法子，是把麵粉灘成餅的樣子，用蒸籠蒸熟（？），切成細條，然後再用“醋”和“辣子末”煮起來，結果，又酸又辣。外地人，殊難下咽。其他，也多不能為外人享用的東西！
長安的戲園子，也有幾個，可是設備方麵，都是因陋就簡，還不如北平的天橋。
至於本地的戲都是秦腔。曾經到過北平的秦省“易俗社”，在長安市上的魔力不小。可是當地人對於自己的秦腔，並不表示怎麼樣熱烈的歡迎，而對於西皮一簧的“京腔”，卻又相當的賞鑒。不過在長安市上雖然也間或有唱京腔的，多半是來自豫省的末路角色與夫一二供職於機關上的“票友”而已。
電影院，隻有南苑（院）門的一家，叫做“阿房宮”。名字漂亮極了，可惜設備方麵同所演的片子，糟到了不可言狀，最大的毛病，乃是電力不足。因為長安城沒有電燈，而南苑（院）們一帶是商業中心，所以這一家阿房宮電影院，便作起投機事業。一架小小的磨電機，除掉自己演電影之外，兼供給南苑（院）門一帶鋪戶用電，所以鋪戶的電燈既不明亮，而電影演起來，更覺感光之不足了。
長安城的鴉片是“公吸”“公賣”的製度，就是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也都會吸鴉片。朋友見麵，互以鴉片相讓，其殷勤態度，實過於讓香煙者數倍。假如有一個人，不會抽鴉片，那末他們認為奇人之談，同時發出一種疑問：“為什麼不會吸鴉片？那是頂上的補品呢！”統塞長安市上的，都是的鋪子。談到價錢，便宜極了，一塊錢平均可以買到四兩以至六兩之多。的鋪子門前，都懸著一個小方燈，四麵，一麵一個字，是“清水淨煙”——意思是不摻煙灰。最著名一家，稱作“歪十字”。每天清晨，老太太小姐們，提著小筐子，擠在那裡去買。這個五十錢，那個三十錢。買的人真是多得不得了！旁邊的煙店，比櫛的都是，但都要擠到“歪十字”去買。還有，長安城中，下街收買“煙灰”的，非常之多，隻要你到長安去，便可以使你看到，提著筐子的小販，筐裡麵放著煙燈，煙杆……之類，同時口裡喊著：“煙灰呀！煙灰呀！”。煙灰拿來賣錢也可以，拿來換煙具也可以，這真是一種特殊的買賣！
推其長安煙風之所以如是之盛，唯一的答案乃是由“煙稅”的關係！所以本地人譬如有田地一頃，那末他要種八十畝煙，隻拿二十畝來種糧。你如果問他：“為何如此？”他說的好：“先要解決我這一年的煙的問題之後，再來談吃飯吧！”所以本地的糧食都要仰仗於外省。
長安本地人的生活，本沒什麼稀奇的地方，不過他們有一種特彆的風俗，乃是“裝乞丐”。 長安的乞丐，多得不得了，但是這些乞丐，多半都是有產之家，因為避免當地土匪的援亂起見，不得不來“裝窮”，所以他們身懷煙具，沿街乞討。討來的飯，便吃，討來錢，便買煙抽。這種現象，很是特彆，然亦可見長安附近之匪熾了。
這就是民國十四年徐永昌看到的長安，要不是他自己親身經曆了前後兩個長安的變化，他無論如何不會相信這是同一個城市。徐永昌去金陵軍事委員會任職之前，曾經在晉綏相繼擔任政府職務，晉綏與西北邊區關係不錯，經常互相學習，徐永昌也曾經來長安參觀考察市政經濟民生情況，他知道現在的長安，鴉片早已被禁絕了，原來的煙鋪被各種雜貨鋪、書報亭代替。二五計劃剛開始長安自來水公司就為市民提供了生活用水，市政照明均改為電燈，整潔的街道邊沒有乞丐的蹤跡，西北嘎斯汽車公司生產的公交車輛不時駛過，伴隨它們的是大隊的自行車。
長安市內道路用的都是國內罕見的煤渣路，三十年代隻有金陵的中山路是瀝青鋪路，煤渣路算是很高檔了。三十年代華夏國由於沒有石化工業，瀝青來源要靠進口，好在西北有著玉門油田、酒東油田、青西油田這些原油產地，合資的西北美孚石化公司有著很大規模的煉油廠和配套石化廠，瀝青產量有一定保證，但是都用來修築戰略公路了，軍事委員會總是有著奇怪的想法，比如來自綏遠西部的參政員就揭發軍方他們用瀝青修建了從定遠營到外蒙古的公路（蘇聯的軍事援助通道），你說那荒原上的路，有誰走啊？長安市政建設委員會對此頗有微詞，他們覺得市內的道路不如荒郊野外的公路好，實在豈有此理。但是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對西北路網建設有指導權，他們堅持軍事優先，彆人也沒辦法。話說回來即使是煤渣路，也是華夏民國內一流的市政道路了。
衣食住行是看一個城市進步的標杆，西北邊區的工業改變了長安人的這一切。對於外地來到長安的人而言，長安的交通是給他們印象最深刻的。長安人頗以自己方便的市內交通為自豪，首先是路好；其次是長安人有車，自行車。自行車在長安的普及，是西北工業特區的功勞。民國三十年代的自行車是很貴的。
老作家流沙河先生在其著作《為成都人叫魂》中回憶說，抗戰前一輛自行車在成都要賣一百五十塊大洋，是一個壯年勞力三年的工錢，相當於一個中學特級教師五個月的工資。
原因很簡單，民國時代沒有完全國產的自行車。截止1949年，即使是在自行車製造工業最為發達的上海市，也沒有一家車廠造得出齒輪、牙盤等關鍵零件，大家隻能生產車架、車把、鏈條、鞍座、腳踏、輻條，核心部件仍需從美國國進口，然後再配以國產零件，組裝成一輛號稱“國貨”的自行車。
在這個時空，韓城和酒泉工業特區裡有著大量的為汽車、化工配套的機械加工企業，對於能做汽車變速箱配套的齒輪加工廠而言，自行車的齒輪簡直是小菜一碟，而韓城、酒泉的鋼鐵廠又解決了自行車的原材料問題，於是不少頭腦靈活的江浙企業家就看中了酒泉自行車的生產潛力，後來風行全國的永久、神行太保等自行車廠家，蜂擁而至開設工廠，從而在韓城形成了一個齊備的自行車產業鏈。完全國產化後，自行車的生產能力僅僅受到了市場需求的限製，自行車具備了工業化生產能力後，成本迅速下降，通過玉潼鐵路和隴海鐵路，迅速行銷全國。
神行太保自行車廠是經營最靈活的一家，他們推出了木蘭自行車，針對女性或學生的車型，走平價路線，把價格一下子打到30大洋以下，頓時風靡全國。木蘭自行車推出的民國二十四年是被媒體驚呼為自行車元年。西北產的自行車在上海市熱賣，連當時的電影明星都不能免俗，當時的報紙寫道：
備一部包車，要用一個車夫，實在吃勿消，因此自由車（作者注：民國時代自行車的彆稱）威風了起來，連得陳雲裳兩腿之間騎馬勢一擺，也踏起腳踏車來了。陳雲裳有啥花頭？顧蘭君總歸要軋回台型，汽車束諸高閣，看見陳雲裳學腳踏車，馬上閃電似的甩四十塊錢買了一部七八成新的自由車，渾身西裝打扮，墨黑一副眼鏡，在《白蘭花》拍攝時就出現了，踏進踏出，真個是神氣活現。劉瓊也騎了一輛車子湊熱鬨。嶽老爺一看，腳踏車踏得遠，東打聽，西打聽，花了一百塊錢，和人家研究價錢，也買了一部腳踏車。
長安市民們作為最接近韓城、酒泉工業特區的都市消費人群，自然近水樓台先得月，各大自行車廠在長安都有完善的銷售和服務網絡，於是很快，自行車就普及開了。
自行車車型有男車和坤車之分。男車有橫梁，坤車是彎梁，為的是女士穿旗袍、裙子方便上下車。騎自行車還有兩個約定俗成的“講究”：騎男車的要穿著休閒式西服，不能打領帶。騎坤車要穿毛料子長衫，底下是西服褲子、皮鞋，女士多講究穿短款裙子。當時的長安還出現過“玩車一族”，也就是把自行車捯飭得非常漂亮。有的在車把上裝上反光鏡，有的給車把配上顏色鮮豔且帶長穗兒的把套兒。有的給車安上雙響的鈴鐺，一按鈴鐺把兒，鈴聲清脆悅耳。那時長安不少車主都給自行車安上磨電燈。到抗戰爆發前，長安已經有二萬輛自行車跑在路上。
酒吧裡的樂隊正演奏著悠揚的爵士樂，窗外雖然已經晚上十點多了，但是仍然有年輕人們騎著自行車，響著清脆的鈴聲，奔向自己亮著電燈的家，徐永昌覺得日新月異的長安真是一片亂世中的樂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