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讓娜好幾次想開口，但郭康甚至能拿出神學論證來，證明漢字直接源於天父，是超越巴彆塔的、原初的語言。因此，它也具有非凡的靈性，是研究知識的最合適方式。
這也不是郭康突然領悟，提升了神學知識，而是因為同樣的道理——這東西，早就被當年歐洲最聰明的學者們論證過一遍了。他直接搬歐洲人在18世紀前後得出的一係列結論就行。
按後世的總結，文藝複興時期，歐洲人學習和羨慕的對象主要是中國的物質文明，比如瓷器、絲綢等等器物。到17世紀，人們開始關注中國哲學。而到啟蒙時代，學習東方先進文明的層次，已經上升到政治和經濟理論，乃至中國的宗教了。
當時，歐洲人對東方的研究，可以集中為三個問題：
首先，是天賦觀念的問題。上帝是不是天賦的、普世性的觀念？
其次，是文明本原的問題。漢字是不是原初語言？
最後，是遠古曆史和紀年的問題。中國上古史的記載是否可信？如果是，那歐洲的記錄呢？
這三個問題，可以覆蓋幾乎所有重要的方麵，甚至動搖整個歐洲的宗教和理論基礎。
比如第一點，就是自由主義鼻祖約翰·洛克的研究重點。
洛克搜集了大量資料，甚至自己就天天在中國地圖下寫作。他對中國的信仰進行了頗多研究，最後得出結論：在中國，受過教育的人，主要持唯物主義和無神論觀點。
當時，耶穌會為首的傳教士們，傾向於把中國的信仰和天主教聯係起來，以此方便傳教。但洛克為首的一眾學者更加激進，認為孔子之學，尤其是宋代開始的新儒學，顯然是一種無神論或者唯物主義。
洛克認為，儒家的思想核心是“萬物一體”。他們的上帝不是歐洲的上帝，而是對世間萬物之間，存在的精妙規律的概括性稱呼。孔子等古代哲學家開創了這個“教派”，而中國皇帝就是祭祀這個概念的大祭司。
因此，他得以證明，上帝概念並不是普世的。洛克以此為依據，和支持“君權神授”的人進行論戰：如果中國這麼先進的文明，都不信奉上帝，那有什麼理由說上帝信仰就是天賦的？如果上帝信仰本身都不是天賦的，祂又如何有資格給人類君主授權？
洛克的學說得到了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歡迎。當然，有些人乾脆比他激進，認為當其他哲學轉向神性時，中國哲學卻一直關注著人。所以，歐洲人始終在用神性論的目光注視人性，而中國人則從人性論裡發掘出了神性，認定“我就是神”，造成了根本性的差彆。
他們這些研究結果，一直到幾百年之後都被沿用。隻不過後世的歐洲人，自己都開始反對理性和啟蒙思想，因此換了個方向，借此攻擊中國了。
當然，除了孔子，老子也是歐洲人吹捧的對象之一。“自由放任”這個詞，最早就是魁奈和他的追隨者們，對“無為”這個詞的法語翻譯。
按他們這個思路，甚至可以說老子和孔子是自由主義先驅，儒道兩家才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源泉……
而後兩個問題，影響也同樣巨大。
“原初語言”這個概念，一度頗為流行。把這個概念完善起來的，正是另一個著名清吹萊布尼茨。
萊布尼茨的思路受法國“國王數學家”、耶穌會教士白晉的影響。白晉等人推崇《易經》，認為這裡麵的遠古知識，啟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而易經裡用來表意的漢字，則是具有神性的“一切發明之母”，是所有知識的真正的鑰匙。
這個想法其實充滿了天主教的神學邏輯，但萊布尼茨等人對此深信不疑。他們聲稱漢字是哲學性質的，應該加以引進，把歐洲文字也變成這種知性符號。他進行了一係列研究，雖然沒能成功，但對《易經》的鑽研卻有了成果，給他的二進製算法提供了靈感。這更是加強了眾人的信心，讓他們更加相信易經真的有用。
但這種行為，負麵作用也很大。按後人的總結，萊布尼茨的夢想，已經威脅到了歐洲文化存在真理的可能性。因為按他們的理論，歐洲的那些拙劣語言距離真正的知識太遠，是不可能發展好哲學、也包括自然哲學的。
但從後世的情況看，科技發展和語言的關係，就是一點關係都沒有。連英語這玩意兒都能當國際學術語言，牛頓都不敢這麼想（牛頓自己也不用英語寫書）。而萊布尼茨知道了估計都能給氣活過來……
而如果這兩條，還是威脅“西方權威”，第三點乾脆就是直接否定“西方曆史”本身。那個時代，主流學者們往往十分反對教會提出的“古埃及——古希臘——羅馬——西歐”這種“法統”，認為“古希臘”和教會，都是哲學發展和人類啟蒙的絆腳石。很多人因此反對亞裡士多德，甚至否認原本的古代曆史，認為必須把它們推翻。
牛頓就寫了本《古代王國編年史修正》，認為波斯之前的曆史都不可信。希臘人的年表明顯都是誇大其詞，充滿了“詩意的虛構”，關於希臘和埃及的那些記述，明顯都是瞎編的。
可惜，牛頓在這方麵不太專業，經常用神話否定神話，用聖經故事否定希臘年表。所以這本書影響也有限。當然，也不止他說，哪怕除了伏爾泰那種“歐洲古代史都是抄中國的”極端觀點，質疑者也不在少數，連牛頓的老仇人胡克，都認為古典曆史是大量虛構除出來的，以此來反對教會的約束。
之後，這個問題，也一直困擾著歐洲人。
在後世，麵對眾多成果，已經很少有人質疑歐洲的字母文字是否有成功的可能。然而對於曆史的質疑，卻依然沒停止。到0世紀，斯賓格勒依然還在質疑，所謂“西方”的源頭不可能在希臘，因為它就是個“非文字文化體”。歐洲現代成就的基礎不可能從這裡而來，隻可能是其他地方。進而，古典時代——中世紀——現代的三段理論也就不可能成立了。
到最後，這一個質問，甚至比前兩點的生命力還頑強。
所以，郭康也根本不怕其他人懷疑。這一套理論接受了眾多歐洲學者，在幾百年間的不斷質問和反思，其中不乏名垂千古的泰鬥級人物。它已經被錘煉得十分完善，隻是因為處境尷尬，才不太出名。但拿來對付現在的質疑者，肯定是夠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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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