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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經過張長官的一番解釋，周文這才知道，就在這次研討會上，還不等那些文人墨客跳出來，在軍中高層就有很多反對的聲音。
說什麼南京是國家經濟文化中心，即使一時無力守衛，也不應該讓其毀於戰火。更有甚者直接質疑這個方案的提出者，說華夏地大物博，哪裡不能跟日軍決戰，為什麼偏偏選擇首都這個政治和文化中心，其心可誅等等。
而這三個大佬在研討會上並沒有明確自己的立場，因為他們隱隱猜到，這個方案怕是跟周文脫不開乾係。就因為這個方案太過大膽和決絕，不是非常之人不會提出這種非常之策。
所以他們三人決定找個機會當麵來問問周文，向聽聽周文的真實想法，這樣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斷。
見到周文默認後，張長官歎了口氣道：“小周啊！你這個方案從純軍事的角度看也不是不可行，德國軍事顧問團的塞克特將軍就對這個方案大加讚賞，並力主校長采用。但是，由於他是外國人，對於中國的文化傳承不很了解，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的建議權並不受很大重視。而校長專門請來的百裡先生，則是傾向於在上海就與日軍展開決戰。現在校長是舉棋不定，遲疑不決。”
周文當然知道百裡先生是誰，那可是華夏近代史有名的軍事教育家，也是民國期間華夏軍事理論的奠基人。他編寫的“國防論”成為整個全麵抗戰中華夏軍隊的戰略指導依據。而在上海與日軍決戰的方略最早就是他提出來的。
如果沒有自己之前對校長全麵闡述了在上海和南京兩處地方與日軍決戰的利弊之後，恐怕校長早就定下了上海決戰的決策。
顧長官接話道：“校長準備過幾天再召開一次高層軍事會議，最終決定是將上海還是南京作為與日軍決戰的主戰場。”
一直沒說話的錢長官也解釋道：“這兩個方案將確定軍委會未來幾年的軍事部署和國防線的建設，還要籌備資金，時間上已經刻不容緩。”
周文一聽就明白了，他本來還想著距離全麵抗戰爆發還有三年時間，對於校長到底會不會采納自己的方案還不是很著急，後麵也沒有跟校長提起過。
但現在看來，是自己想簡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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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這可是國戰，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校長他考慮的就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不論決戰地點選擇在上海還是南京，都涉及到軍隊的提前調動部署以及相應的訓練，還有軍事設施的建設、資金的籌備、政治和社會影響方麵的權衡等等。
最關鍵的是，如何讓民國政-府和軍委會上下都認同這個方案，民國內部高度統一，大家齊心協力，萬眾一心，集全國之力來準備這場大戰。
這就需要儘早定下作戰方案，校長才有充足的時間來協調和說服各方，並開始進行相應的軍事部署和國家財政方麵的調整。
想通了這些，周文才明白這幾個老哥今天來找自己商談的真實用意，這還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而以這三個大佬的閱曆和頭腦，不可能沒有自己的主見和考慮，但就是因為他們猜到這個方案是自己提出來的，所以出於對自己的信任和支持，這才沒有在會議上貿然發表意見，而是要找到自己，把整個方案的前因後果都弄明白後再做決定。
周文心中感動之餘，其實已經有些明白，這三個大哥的心中怕是更傾向於在上海與日軍決戰這個方案。
要知道，曆史上著名的淞滬會戰方案也是在最高軍事會議上決定的，包括張長官在內的大多數上將都支持這個方案，而且淞滬會戰前期的總指揮就是張長官。
為什麼不論是民國的軍事理論家百裡先生，還是如眼前這三位手握重權的高級將領，都傾向於在上海決戰呢？
這個問題其實周文也想得通，原因主要有二。
一個原因是整個民國的上層精英們，雖然都知道與日本人全麵開戰已經不可避免，但是對於中日戰爭的殘酷性和規模性的認知還不夠，他們對戰爭的理解還停留在過去幾次國內戰爭，以及比如九一八事變、一二八淞滬抗戰以及長城抗戰這種有限對日戰爭的基礎上。
但是，周文卻是知道，包括華夏全麵抗戰在內的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犧牲和死亡人數最多、波及麵最廣，參與國最多，同時還是最違背人性的一次大戰，甚至可以說是人類社會的一次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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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日本鬼子在南京以及華夏各地對平民的大屠殺，還是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都是嚴重的，滅絕人性的反-人類罪行。
甚至以米國為首的盟軍對日本和德國各大城市的無差彆大規模轟炸，以及最後在日本投下的兩顆蘑菇彈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說，其實也是屬於反人類的行為。
在這種殘酷的全方位戰爭環境下，一城一池毀於戰火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比如斯大林格勒、比如英國的考文垂、德國的柏林，德累斯頓，比如小鬼子的大半個東京城，還有被蘑菇彈徹底摧毀的廣島、長崎。
但包括張長官他們三個大佬在內的民國精英和高官們都不知道，他們對於戰爭的規模和殘酷性還缺乏一個清醒的認識，所以就會抱有幻想，幻想著自己的家園還能得到保全，幻想著小日本對於平民和城市會手下留情。在此情況下，他們自然對於將南京這個民國的文化和政治中心作為中日決戰的戰場而難以接受。
還有一個原因是，包括校長在內的民國高層，其實對於欺壓了中國近百年的小日本有種畏懼心理，對於與日本人展開一場全方位的戰爭缺乏信心。
所以他們總是抱有一種僥幸心理，就是如果在上海與日本展開決戰，勢必會對在上海這個國際都市有很多利益的西方列強造成重大影響，西方列強也許不會坐視中日之間的戰爭擴大而進行乾預。
這種寄希望於所謂國聯和西方列強來進行乾預，從而避免全麵戰爭的僥幸心理，導致在戰爭初期，整個國府上下都缺乏一種背注一擲、與敵皆亡的決心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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