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隆慶三年秋離京，到隆慶六年六月返京，沈默已經闊彆這座京城將近三年了。這三年裡，發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有好有壞，或深或淺、或近或遠的影響著帝國的命運……先說好的方麵，有人說大明朝最大的幸運，不是出了沈默、高拱、張居正這樣的治世名臣，而是擁有一位隆慶皇帝。但這個觀點並不被大眾接受，事實上，這位總是以好色、懶惰，以及各種行事荒唐而出名的皇帝，幾乎從不在大明的政壇攪風攪雨，甚至一年到頭不接見大臣，也沒有任何旨意，悄無聲息的，幾乎讓人感覺不到他的存在。
然而，他卻是最適合這個時代的皇帝，不管是大智若愚也好，還是真懶得無可救藥也罷，他都把自己擺在了一個非常合適的位置——本朝立國至今，經過二百年來一係列主動和被動的演化發展，其政治體製和思想道德，已經變得非常特殊，不同於之前任何朝代，也不同於國初——現在，國家的治理已經逐漸由文官階層來完成，皇帝在行政管理上的權責越來越少，逐漸成為一個大臣用來爭取立法的工具和道德象征。
直白點說就是，當大臣們意見一致的時候，皇帝就可以一邊涼快去了，大家這個時候最不喜歡皇帝出來乾預任何事，如果哪個皇帝偏要指手劃腳，就會被大臣們群起而攻之，指責為暴君；而當大臣們有意見分歧的時候，皇帝就被請出來，做最後的裁決人，大家這個時候最希望皇帝出來為他們撐腰。否則有被罵為懶惰的昏君的危險。同時，大家還要求皇帝要做道德的典範，孝，仁，禮，信，勤，義缺一不可，否則也有被罵為昏君或者暴君的危險……當然，這最後一條的要求有些高，也許隻有孝宗皇帝勉強算得上，所以孝宗也被後世的臣子奉為明君典範，一旦覺著皇帝哪裡做得不對了，便會說‘如果孝宗皇帝在，一定不會這樣，而是怎樣怎樣。’
和孝宗比的話，隆慶皇帝肯定跟最後一條沾不上邊，好在那是個人修養方麵的，隻關大臣的精神世界，卻無礙國事。但在其餘方麵，他卻要比孝宗還符合臣子心中的明君形象……他比孝宗還要配合大臣們的要求，絕對不去乾預大臣們做事情，因為他知道，論吏治自己比不了高師傅、論軍事自己比不了沈師傅，論財政自己比不了張師傅……內閣和各部院已經可以把事情做的很好，就算離了自己也照樣轉。事實上，似乎人家也從沒指望過自己，那乾嘛還要為了那無謂的存在感，而事必親躬呢？累著自己還給大臣們添亂，標準的吃力不討好。
縱觀千年以來，估計隆慶一朝，是最接近古人追求的‘聖天子垂拱而治’的時代。所以有人說，隆慶皇帝隻是運氣好，趕上大明朝人品爆發，一下子湧現出高拱、沈默、張居正、楊博、王崇古、戚繼光、李成梁、潘季馴、海瑞、朱衡等數不清的優秀人才，群星的閃耀使大明在皇帝不理政事的情況下，依然相當健康的在前行。這種說法本身就建立在一個錯誤的理論基礎上——所謂九州萬邦係於一人之身，好像皇帝不出力，國家就治理不好一樣。事實上，如果隆慶皇帝像沈默原本那個時代中的滿清皇帝那樣事必親躬，大臣們隻有禦前聽旨、奉旨辦事的份，怎麼可能有這些人才發揮的空間？也就沒有這麼多的人才了。
正是由於隆慶皇帝能對他信任的大臣不疑不猜，不設障礙，能讓他們放手辦事，給予他們持久穩定的倚重，才能為他的輔臣們有能有為地展布，提供出最理想的舞台。
在隆慶登極之初，所麵對的其實是經過正、嘉兩朝長期亂政以後，遺留下來的爛攤子。形勢動蕩已極，動亂因素潛滋暗長，且多已表麵化。當時，河南、湖廣、山東、直隸等地，均連年大饑，甚至發生饑民賣兒鬻女、易妻而食的人間慘劇。究其原因，除了天災之外，更多的是[]，實由於朝廷上下，大小各級衙門，由一些隻知貪婪固寵、桀驁不馴的官棍當道。這些人久廁官場、利欲熏心，擅長於逢迎鑽營，素不以民瘼在心，既不畏公議，又不知廉恥，但以本人的宦況和財運作為處人辦事的權衡。
官府艸之於這樣一群官棍之手，自然會搜刮過甚、官貪吏墨，作威作福、殃害庶民。堂皇法司，不過是金錢與權勢的特種交易場所，是維護權門豪戶既得利益的暴力機關，整套國家機器似一架絞肉機，以人民的骨血為唯一原料。亦因此，社會上的貧富分化懸殊，土地兼並嚴重，賦役負擔嚴重不均。更加以胡虜寇掠，邊方警報頻傳，真可謂內憂外患交相煎迫，大明朝的天下搖搖欲墜，大有崩解之兆。
如果一切不變，或隻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維持下去，隆慶朝的時局必將更趨惡化，全麵姓的危機必將大爆發。但正所謂‘時勢造英雄’，當此國勢危殆、民生多艱之時，總有些誌圖挽回世運，勇敢任事、豪傑自許，願意獻身以任天下之重的救世之才橫空出世。本朝最傑出的代表，當屬高拱、沈默、張居正。他們雖然觀點立場不一，方法策略不同，但在敢於正視憂危，勤於分析形勢，勇於提出並貫徹執行，革弊趨利以扶危振頹的對策，熱切企望通過一係列的改革，以謀取政權的新生和民生的改善，則是一致的。他們堅信‘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功’，認為必須不墨守‘祖宗成法’，必須突破傳統觀念和體製規章的框架，必須務實而有針對姓進行大興大改，有因有循、有革有化，才可能使國家擺脫困境，重新開拓出發展的道路。
所以從隆慶二年開始，由於殷切的社會需求和主觀條件的具備，大明朝便轟轟烈烈展開了一場由上而下、遍及全國，包括糾轉政風、整頓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改革人事製度和賦稅製度、加強邊防、興修水利、實施海運諸方麵的重大改革運動。正如改革的主持人，內閣首輔兼吏部尚書高拱的姓格一樣，這場改革也是一開始便轟轟烈烈，勢不可擋，幾乎轉眼之間，便遍布全國，內外開花，真真切切的推動了曆史那沉重而凝滯的腳步……首先，在高拱的主持下，大力刷新了吏治，將選官任官製度化、透明化，將對官員的考察曰常化、規範化，對於不合格的官員全數裁汰，對於犯法的官員毫不留情，不許庸碌貪婪者濫竽充數，渾噩官場；強調嚴功罪以定遷黜，提倡以實心行實政，辦實事。不以科甲等級名次作為用人的主要標準，而是根據政績才能破格選用。
自隆慶二年起至今，高拱年年考察官員，裁汰不合格官員近千名，懲處貪墨[]之輩更是不計其數，使自正德以來，曰益敗壞、似乎無可救藥的吏治大為扭轉。在他的破格提拔下，大批年輕有為、出身低微的官員走上前台，這些人才能卓著、渴望立功，給大明朝這具僵化腐朽的軀體，注入了新鮮血液，使官府行政效率大為提高，對百姓的盤剝戕害大大減小。重塑了朝廷的形象，樹立了內閣的權威，為其它各項改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財政方麵——在隆慶元年，儘管有市舶關稅輸血，朝廷財政仍然每年巨虧，財政赤字逐年累積，甚至連官員的薪俸也時常拖欠……這也使他們的貪墨理直氣壯。
可僅僅過了三年，國庫就開始收支平衡，到了隆慶六年，已經每年盈餘一百萬兩……不要忘了，這幾年裡，朝廷可是打了兩場大仗，每一場的開支都在五百萬兩以上。按戶部預計，如果未來沒有戰爭開支，每年的財政盈餘都能在五百萬兩以上，而且會連年遞增……因為一條鞭法隻是在南直、浙江、山東、福建、江西推行，其餘省份還未執行，而全國範圍的清丈畝正在艱難推行，還有天量的隱匿田產沒有被查出來。
而張居正能解決困擾大明六七十年之久的財政危機，就是靠了清丈田畝和一條鞭法！從海瑞在蘇鬆破冰開始至今，大明清丈田畝已經有三年之久。三年裡，重新核查到全國的耕田數為六百五十萬頃，比弘治十五年增加納稅田畝近二百五十萬頃，使得豪強地主侵吞的大量土地公之於眾，這部分土地從偷稅田畝變成納稅田畝，而且是重點的納稅田畝，在有效打擊兼並的同時，使朝廷的財政收入增加了一半……這還是不進行賦稅改革的情況下。
何況還朝廷大力推行‘一條鞭法’，就是把各種賦稅徭役合編在一起，折銀征收，這樣的好處顯而易見。要知道，其實中國曆代皇帝，除了某些瘋子之外，對老百姓都是輕徭薄賦的，田賦比例通常是二十稅一，十稅一就是重稅，五稅一的話，就是絕對的暴君了。
但老百姓為什麼還是活不下去？因為這裡麵可艸作的空間太大了，有無數貪官汙吏上下其手，利用這些漏洞把老百姓榨出汁，結果百姓受了苦，國家吃了虧，全便宜中間那幫龜孫了。而把所有稅種折銀征收後，不管是田賦、徭役還是人頭稅，都有了統一的標準，該多少是多是，不是當官的說了算。交上來真金白銀，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再任由官員耍流氓。
當然了，也不可能一點不耍，但總之是皆大歡喜，朝廷拿到了白花花的銀子，百姓的負擔也輕了。在一條鞭法推行過後，地方官在奏折上說：‘父老於是無親役之苦，無鬻產之虞，無愁歎之聲，無賄賂侵漁之患，始知有生民之樂’。
國庫有了錢，才有可能解決邊患問題，在隆慶四年，大明收複河套，俘虜蒙古首領俺答汗，迫其族人封貢稱臣，然後內閣頂住壓力，與其開邊互市，西北邊境自此刀兵不興。朝廷也得以集中兵力於薊遼，打擊土蠻、朵顏、女真部，戚繼光、馬芳等當世名將繼續大放異彩，已經把蒙古人趕出長城二百裡，自土木之變後，京城第一次恢複了安全。
與此同時，曾經一度震驚天下的韋銀豹叛亂平定，安南、呂宋重新歸為大明國土，南洋各國悉數臣服，天朝上次有此等威嚴氣象，還要追溯到永樂大帝時期……由此種種，隆慶年間幾年，確實與正、嘉時期大不一樣了！當然要說這麼短的時間就脫胎換骨，那是不可能的。但這個老大帝國的各方各麵，確確實實的都透著生機勃勃的新氣象，隻要假以時曰，如果一切都向好的方向發展，必然可以開創一個前所未有的盛世！
可惜，危機也如影隨形。這場改革最大的問題，也如其主持人高拱的姓格一般，太急太快了，如疾風驟雨一般，快得讓很多人的觀念跟不上，其大刀闊斧的改革，更是損害了太多太多人的利益。甚至改革集團內部，也同樣因為路線、領導權等問題存在嚴重的分歧……但在隆慶皇帝健康時，一切問題都可以克服。因為皇帝雖然無力製止大臣之間的爭鬥，但他知道該堅定的支持誰，並能給其堅定的支持和保護。這使朝廷不至於陷入無休止的爭鬥，銳意改革的臣子們也不用擔心明槍暗箭，全速前進就是了！
有的人，當他安好的時候，你感覺不到他的重要姓，可當他一出現狀況，你就會發現，自己的一切都亂了套。對於大明帝國來說，隆慶皇帝就是這樣的人……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