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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幾人消化魏廣德的建議，采購倭國銅料的可行性時，其實魏廣德已經知道其中是有利可圖的。
其實早在唐朝，中國的銅錢就已經流向倭國，還十分受歡迎，叫做“渡來錢”。
日本的早期貨幣史曆程一直深受古中國的影響，日本最早的金屬鑄幣是模仿中國唐朝“開元通寶”銅錢所鑄，“皇朝十二錢”也完全是參照唐錢而鑄。
“皇朝十二錢”停鑄後，古中國銅錢（以北宋、明錢為主）大量輸入日本，壟斷了其貨幣流通領域，開創了日本的“渡來錢時期”。
在中國進入明朝以後，白銀在民間被廣泛作為貨幣使用，且白銀貨幣化已成趨勢、不可逆轉，白銀在貨幣流通中的地位不斷上升。
到16世紀時，白銀逐漸成為了主流貨幣，地位超過銅錢，並逐漸被明朝廷官方認可為法定貨幣，加之歐洲商人頻繁出沒東亞地區，這些也都深刻的影響著日本流通錢幣的變化，日本逐漸也進入“金銀銅三貨時代”。
明初時，因倭寇作亂問題，明太祖斷絕與日本，禁止對日本貿易。
直到1403年，日本室町幕府政權向明朝稱臣納貢，正式確立了與中國的“勘合貿易”關係，即官方朝貢貿易，民間私商貿易依然被禁止。
此後，日本室町幕府頻繁派遣使船來中國，向明朝皇帝獻貢，並獲取明朝皇帝的大量賞賜。
在賞賜的物品中，包括大量的中國銅錢，這些銅錢到日本後就成了“渡來錢”，通行於日本貨幣流通。
在勘合貿易模式下，日本使者向明朝皇帝朝貢的物品主要有銅礦、硫磺、黃金、刀劍、扇子、漆器等，明朝皇帝賞賜給日本使者的主要有生絲、絲織品、棉紗、砂糖、陶瓷器、銅錢等。
其中，大明的生絲和絲織品在日本十分暢銷，而且售價非常高，利潤可達4到20倍。
每次朝貢時，日本使者都可獲得明朝皇帝的大量賞賜，遠超其朝貢的物品價值，因而淨獲利頗豐。
1467年“應仁之亂”後，室町幕府實權旁落，失去了對勘合貿易的控製權。
當時，一些日本的地方封建領主，與日本私商結盟，打著“幕府”的旗號，掌控了勘合貿易，與明朝進行貿易往來。
由於日本政局分裂，日明之間的官方勘合貿易已名存實亡，而且勘合貿易難以滿足日本對中國商品的需求，由而，日明之間的民間走私貿易隨之興起。
在民間走私貿易的發展過程中，一些精明的商人意識到當時中國非常需要白銀，而且白銀在中國的價格，比其他地方都要高。
因而，隻要把其他地方的白銀，運到中國，就能獲利頗豐，而且還能用白銀直接購買中國的商品，再運回本國。
於是，一些商人就開始從事日明之間的白銀貿易，日本的白銀流向中國，中國的商品流向日本。
實際上，發現白銀在大明的價值後，商人們就把投機的方向轉到白銀上，而放棄了銅料交易，一般也就是順帶手才會帶回少量銅料。
這一時期日本的礦產開采和精煉，及鑄造技術都比較落後。
在商人們停止或者減少向大明走私銅料後，在倭國的銅價大跌。
而在1533年之前時，日本因銀礦開采和精煉技術十分落後，白銀產量非常少，所以隻有很少的日本白銀被運往中國。
不過，1533年之後，一名日本商人神穀壽幀將一種先進白銀精練技術“灰吹法”引入日本，用於開發石見銀山，並快速普及開來。
由此促使日本諸多銀礦被相繼大規模開發，日本的白銀開始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
而此時的日本，正值日本各地方封建領主激烈混戰時期。
由於戰亂導致軍費支出龐大，開采金銀礦無疑是一個最佳的財源途徑。
在各封建領主爭相開發銀礦之際，金礦的開發也掀起**，而且當時黃金的開采技術也有進步，從原先的直接采取砂金，發展為從金礦石中提煉黃金。
金銀礦的競相開發，為各封建領主帶去了豐厚財富和軍費資金。
而且，各封建領主還為了爭奪金銀礦資源，而相互開戰，不斷地刺激著金銀礦的開發。
日本的金銀開采迎來了一個長達百年的曆史高峰期，這一時期也正是日本所謂的“戰國”時期。
在倭國民間，此時大量金銀被開采出來，但是倭國缺乏先進鑄造技術，所以流通的本土貨幣就是由金銀銅為原料製作的長條或者餅狀，也是采用大明的方式以重量計算價值。
據魏廣德所知，製作精良的中國錢幣在倭國是非常受歡迎的，根本不用擔心因為成色或者重量的原因而失去他們的認可。
雖然不會專門讓工部鑄造針對倭國的錢幣，但是魏廣德確實打算用最省錢的方式鑄幣，儘可能在鑄幣過程中為朝廷賺錢。
而憑借的，正是大明精良的鑄造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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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不管當政的是他張居正，還是他自己，早晚都要麵臨大明財政不足的困難，如果能夠給朝廷找一條穩定的賺錢路子，比如會讓大明的統治更加穩固。
其實大明王朝覆滅，根本不在於**，而在於製度，朝廷手裡沒錢，沒地方收錢。
每年商人巨大的利潤揣進兜裡，卻幾乎不用向朝廷繳稅，這在西方完全不可想象。
來自後世的魏廣德依舊認為，繳稅是公民的義務，商人有錢，更應該繳稅。
收商稅，無疑是解決大明財政窘境最簡單的辦法。
隻可惜，他也不敢在這個時候提出收商稅，那影響太大了，會招致整個士紳階層集體反對的。
因為商業方麵，其實根本還是被士紳階層把控。
魏廣德是錢要賺，稅也願意繳，隻可惜沒人收。
其實在後世，國人也並不抵觸繳稅，大家也都認可應該繳稅，隻不過是想少交點，所以才會有偷稅漏稅。
但你真問他該不該繳稅，其實大家都會點頭，認可交稅，隻是覺得稅率太重了。
當然，這個觀點在九十年代前是不存在的，那之前因為主體是公有製的原因，基本上沒稅可交。
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出現個體和私營經濟，稅收才逐漸恢複征收。
大部分人的觀點不是一下子可以扭轉的，所以八十年代抗稅非常普遍，大家都沒有該繳稅的意識。
商稅一時半會兒沒著落，所以魏廣德就隻能向著靠大明的威勢，利用鑄錢的方式豐盈下國庫，也算是變相收稅。
這也是他選擇把鑄幣利潤交給戶部的原因，而不是按照以往慣例留在工部。
在王國光、朱衡離開後，魏廣德被張居正叫住，詢問他關於從倭國獲得銅料的辦法。
現在，朝廷要是堂而皇之從倭國進口銅料，和他們進行貿易，怕是招致直滿朝大臣的反對。
張居正雖然猜到魏廣德想利用轉口貿易的方式進行，可中間會有人獲益，這事兒要是傳開，對他們的威望是會有影響的。
“這是個麻煩，可解決起來其實也簡單。”
魏廣德被張居正留下，其實並不驚訝，他也想到了他肯定會問其中細節。
這個錢，魏廣德不打算賺，賺了以後爆出隻會給他留下汙點。
於是，在張居正問起後，他就嗬嗬笑道：“參考民間商會的模式，朝廷占五成股，內廷占兩成，剩下的三成對外發售，勳貴占一成，剩餘兩成則售賣給商人，也是貿易的資金來源。
商會雇傭一部分朝鮮人做水手，就說是從朝鮮購買銅料，實際上就是走那條航線采購倭國銅料。
明麵上找個朝鮮商人做代表就是了，朝廷這邊對接則是戶部和工部出麵，都察院派專人進行監督，定時更換。
這些，其實也就是做給外麵看，私底下還是要儘量不讓消息傳開。”
“可是，這可瞞不了人呐。”
張居正猶豫道。
“瞞什麼人，不過是做表麵文章，真要完全隱瞞下來，怕不是雪花般的彈劾奏疏飛進宮裡。
戶部和工部采購朝鮮商會的銅料，他們有什麼好說的。”
魏廣德滿不在乎說道，“就算有人注意到，隻要稍微查查就知道不能繼續，勳貴憑什麼入股，可不就是讓他們在明麵上出來對付他們的。”
彆看文官集團掌握大權，勳貴似乎失去了往昔的權勢，但實際上不管是在京城還是地方，勳貴的影響依舊巨大。
隻是這種影響力更多體現在基層，而不是朝堂上。
因為能站在朝堂上的官員，都是靠科舉考試起來的。
但是偌大一個國家，又哪裡是靠這麼點進士就能管的過來。
文官，不過是獲得了朝堂和地方上的話語權，但是在施政上，還要受到地方士紳家族和勳貴實力的掣肘，所以也必須得到他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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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特彆是禦史，可以在位上的時候不鳥勳貴，可是等到以後呢？
致仕後的文官又如何，人家勳貴是世襲，哪怕是魏廣德這樣的家族，家中永遠都有大明的官員身份，是一輩一輩可以往下傳的。
有多少軍戶考中進士，可又有多少人因此放棄軍戶身份的？
其實鳳毛麟角，因為他們這些進士，家族多世襲軍職，可以躺在大明朝廷身上吸血到死，也屬於既得利益者。
文官可以奪走他們的權利，但是在世襲爵位和軍職上，確實半點都撼動不得。
敢動這個，才是真不死不休。
魏廣德和張居正對此其實都是有清晰認識的，兩人出身相仿，甚至張居正家族世襲的還是指揮使武職。
從中獲得的好處，那是隻多不少。
魏廣德用勳貴做為威脅，讓那些文官投鼠忌器，張居正自然明白是什麼道理。
想想，也就點頭默認了。
“此時其實現在也不急，事兒還沒定下來，隻有大規模開鑄新錢幣以後，大明自己的銅料才會接濟不上，那時候才需要用倭國銅料。
此事下來，我找劉守有說說，他那邊的密探能夠跟著朝鮮商船跑到倭國，想來關係不俗，這也正是我們需要的。”
魏廣德又小聲說道：‘此事暫且說到這裡，隻等朝廷真需要時，咱們再操作也不遲。’
大明的銅料肯定不夠用，但是張居正看魏廣德早就胸有成竹，也就不再考慮此事。
其實，真要到那一天，戶部也未必沒人會想到此法，畢竟早前和倭國朝貢，倭國一開始也沒少送來銅料。
從張居正值房出來，魏廣德回到自己值房，馬上把先前王國光和朱衡提到的一些意見記錄下來。
這些，也是他完善新錢法奏疏的寶貴意見，反正張居正是把這事兒交到他手裡，讓他負責草擬此文。
坐在座位上，魏廣德還在納悶，反複思考著後世是怎麼從銀本位到金本位跨越的。
這兩天，他又翻出早先收到的來自月港和其他地方商人給他的書信，魏廣德多少也發現貌似歐洲那邊，人們日常使用的也是銅板和銀幣，金幣隻是作為財富儲存起來的，並沒有進入流通領域。
想了半天，魏廣德也沒有想出頭緒來，隻好甩甩頭，不再去考慮這事兒。
以他來自後世的思維，自認為已經采取了最佳策略，實在沒有更好的辦法，既能為朝廷賺錢，還能促進經濟流通的法子。
是的，魏廣德把賺錢放在第一位。
他哪裡知道，三百年後，全球各國其實都是銀本位製度，從秘魯和墨西哥挖出了數萬噸白銀，暫時滿足了當時世界經濟對白銀的需求。
不過，這一切因為“特立獨行”英國的影響發生了改變。
搶到了一堆銀礦的西班牙成了當時歐洲的首富土豪，在當時，米蘭在為西班牙織棉，荷蘭在給西班牙生產條紋布，佛羅倫薩在為西班牙生產衣服，西印度群島在給西班牙生產海狸皮.
但就在這個時候，英國卻站了出來並表示“雖然白銀很好，但是我拒絕”，英國開始反趨勢而行，在十八世紀開始讓自己國家的貨幣“英鎊”和黃金掛鉤，並在1816年正式采用了金本位製，推出了《金本位製度法案》，想讓黃金成為世界的主流。
隻不過因為英國白銀和黃金的比例沒有調好，導致英國大量白銀都流向國外，甚至作為谘詢的牛頓表示十分愧疚並出來背鍋。
但也正是因為英國的這一失誤，黃金的時代就這樣誤打誤撞地拉開了序幕。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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