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柏格森說了一段話，因為是諾貝爾級彆大文豪，所以這話比較拗口：
“人們常說社會的進步是由於曆史某個時期的社會思想條件自然而然發生的，這是無稽之談……實際上，曆史的震撼始終是由某一個人來賦予的。”
意思是，在中國，喬公是賦予了“曆史震撼”的那個人。
但餘切並不是要寫大人物的英雄傳說，而是把視角投向了小市民。
他說：“你瞧，這是好的方麵，是時代的大背景，卻不是我們要去寫的，我要寫的是這麼一件小小的事情……留學的人那麼多，一年比一年多，許多人確實回來了，而許多人就此不再回來了……”
“其中有兩對高知夫妻，他們分彆經曆了自己的配偶出國，不再回來，苦苦等待，卻一直也沒有等到……”
駱一禾聽到這，他的心已經被提起來了：“所以你要寫個文章，批判那些不回來的人，因為他們為了榮華富貴，拋棄了自己的家庭和祖國？”
餘切說：“這不是我要寫的。”
駱一禾簡直義憤填膺啊，他氣炸了，“餘切，你為什麼不批判他們呢？”
“因為人無法違背自己的本性，我聽說派留學生的時候，就連許多領導也覺得留學生們不會回來了，之前不是發生過一整個訪問團從團長到團員，全部叛逃了的事情嗎？會搞得大家都很難堪。”
“然而，這個計劃最終還是徹底的執行了下去……駱一禾，回不回來，大家都有大家的個人想法……”
“但是，”餘切說，“我隻是做記錄，我告訴讀者，現在發生了這麼一些故事。”
駱一禾不甘心，“你總不能寫留學了的飛黃騰達，對愛情和祖國忠誠的反而孤老終生吧，這就變成了可惡的故事！讓人看了心裡發堵！”
餘切忍不住笑了：“你說得對，這也不是我要寫的……我的小說是要賣錢的，不能故意讓讀者心裡發堵。”
而且，從後來看，時代其實也懲罰了他們的絕大多數人的選擇——是否是一種詛咒呢？
“原來這就是‘新現實主義小說’？”駱一禾輕聲道，“餘切，我隻希望你不要寫砸了，請寫的有力度一點！”
接著，他忽然很認真的說，“餘老師，餘老師啊！你忘了嗎？我其實也是一個編輯啊……”
駱一禾前所未有的認真，他這個人寫詩是二三流的天賦，但是做編輯，卻有超出常人的直覺。
果不其然，駱一禾向餘切約稿。
他對這個故事已經心動的無以複加。這可能和駱一禾本人的經曆有關，他是個戀愛腦，寫了很多情詩給自己女朋友。
據說駱一禾的女朋友（後成為妻子）記錄了駱一禾很多的故事，讓他後來去世後，以一個“寵妻狂魔”的形象，活在了很多文藝青年的心中。
然而，餘切沒有立刻答應駱一禾，他告訴駱一禾：
這個被命名為《大撒把》的故事，僅僅隻是“三部曲”的頭一部，後麵至少還有兩部新現實主義作品，為了保持連貫性，他想要發在同一個刊物。
“你前麵的已經很精彩了，但是，你還要寫兩部書？”駱一禾驚呆了。
餘切給了他肯定的回答。
偉大的作品有時候不能隻靠一部，而要如翻滾的巨浪，一浪高過了一浪。
巴老的《家》、《春》、《秋》全刊登在《人民文學》上，少了任何一部，都不能形成“激流三部曲”，都不能奠定他在國內文壇五強的地位。
這就要求刊登餘切作品的雜誌，要拿出扛得住事的能力，無論發生了什麼，都要以雷霆萬鈞的魄力，勢必要刊登下去！
駱一禾所在《十月》有這種潛力，卻不一定能發揮出來，因為駱一禾是一個實習編輯，他做不了主。
駱一禾明白了餘切的顧慮，他幾乎是沒有任何停留的找到了主編王世民，把餘切的構思，和他的想法全講出來了。
“王主編，隻有你親自和餘切談，他才肯相信我們。”
王世民確實感興趣：不因為這個故事本身，而是因為餘切可能有潛力開創某種文學潮流，這是《十月》絕不能錯過的。
《十月》的約稿作者名單極大，餘切在其中，還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人物。
但是押注和看好，也是文學雜誌常見的事情。
“你是說，他在燕大搞了個‘新現實主義’嗎？”
“是的，他每周都有一兩天，要來說這個事情。”
“一禾啊，你覺得餘切這個人靠譜嗎？”
“主編，我不知道他人靠不靠譜，但我已經徹底被他的故事吸引了。”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駱一禾拿出了自己前不久寫給女朋友的書信。
在這段於《十月》刊實習的日子裡，駱一禾在極短的時間閱讀了大量的名家作品，最終他得出這樣的結論：
“我覺得現在，張程誌、汪曾琦、石鐵生、王安億、鄧友美，可能留下一些比較好的、為一個大時代文學打基礎的小說來。這個名單還可以包括誰呢？它可以再延伸一些，但不會太長。”
駱一禾說，“當我那天看了《天若有情》之後，我相信這個名單可以再加一個人，就是餘切。”
他又說，“我聽了餘切聊的三部曲之後，相信他有自己的方法論，他可以是這個名單裡麵，更加出類拔萃的那一個。”
可是，一禾，餘切還沒有寫出來啊，你已經被忽悠的找不著北了……王世民想要批評駱一禾的魯莽，但是，他也看到了在這一封信上的作家們。
這些作家的一些人已經嶄露頭角，甚至晉升為文壇的中堅人物，顯然駱一禾是有作為編輯的直覺的。
那就相信一把駱一禾的直覺？
“你安排一個我和餘切的見麵，我和他聊一下，定下來。餘切這個人，我也在關注，隻是沒想到你這麼看好他，我們《十月》對優秀作家是有三板斧的，隻要一拿出來，一定能吸引到餘切。”
一邊說著，一邊王世民自己也覺得心潮澎湃起來，因為在第一期《十月》的發刊詞上，他自己親手寫下了這些話：
“我們把‘十月’定為這個叢書的名字，是因為‘十月’在人類曆史上閃耀著異常燦爛的光輝。它對革命人民的魅力，不僅是因為阿芙樂爾艦上隆隆的炮聲震撼了舊世界，宣告了革命的不可阻擋；而且，從1949年以來，燕京十月的禮花，十月的紅旗，十月的鑼鼓，就成為革命人民勝利與歡樂的象征……”
王世民心想，是啊，他們本來是來革命文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