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病好了以後，仍舊一麵在粵商自治會教書，一麵在谘議局做事。谘議局開辦的時候就辟了一間圖書室，在我的臥室隔壁。
局裡議員們開會才來，開完會就走，無論在會前會後會中，都很少在圖書室停留；因此這間圖書室，好像是為了我一個人而創辦的。
除了在粵商自治會教書和為革命奔走外，我一天到晚都在圖書室裡。那個圖書室的規模雖然不大，但是各科新時代的書籍，卻都有一兩本，所以種種知識，我都得些基礎，而二十四史記通誌，會典等，亦在這時瀏覽。
當時廣東的賭風很盛，倡禁之議，時有所聞，丘倉海先生和陳炯明是激烈主張禁止的；於是在谘議局某次大會時，就由陳炯明等提出了禁賭案。
議員裡麵有一個姓蘇的，係賭商，非常闊綽，因此大家就叫他蘇大闊。
他想假使這個提案通過，對他有很大的不利，於是在大會將要開幕前，利用金錢，收買議員，並且天天請客。
結果不少議員，利令智昏，受了他的收買。這種情形，丘先生是知道的，並且認定這案很有被否決的可能。
但是為了要明了那一個人讚成那一個人反對起見，當大會表決該案的那天，他叫陳炯明臨時提議，說本案關係重大，所以表決的方式，應該比平時的鄭重，主張用記名表決來代替慣例的起立表決法，凡是讚成的，在票麵上寫個自己的名字和
“可”字，反對的寫個自己的名字和
“否”字。蘇某等不明白這個用意，竟讓陳炯明所提的表決法成立了。而禁賭案如丘先生所料，卻被否決。
投票時，由我登記。完畢後，議長向我索閱票子。我說：“全部票子，我一一登記，開列清單；這一部分是可票，這一部分是否票。如若議長要把全部票子拿去，請現在單上簽字。”他沒有想到這著，就不敢要了。
散會後，蘇大闊又大請其客。我對古湘芹先生說：“這個谘議局名為‘民意’機關，實際是‘豬仔’議場，實在不願意再乾下去，我決定辭職。”古先生說：“是的，我也有同樣感覺，如若你辭職，我也跟著你辭職。”當晚我把議場的情形，全部
“可”
“否”票的名單，赤裸裸地送到報館發表；同時提呈辭職。有一位同事，係丘先生的親信，看見我這種舉動，大為驚駭，怕出亂子，就報告丘先生。
丘先生對他說：“海濱這樣做是很對的。”跟著古先生也提出辭呈。議長雖然極力挽留，我們卻不顧而去。
既而丘先生和全部投
“可”票的議員，都提出辭職，事態變成嚴重。社會人士擁護公論，在明倫堂開大會，聲援禁賭。
這樣，投
“否”票的議員，迫於情勢，也就不得不辭職了。這一片辭職聲，引起了清廷派出按察使，勸業道和巡警道三位大員來查辦。
他們請我和古先生吃飯，藉以詢問此事的經過真相，席間我們除了陳述該事的始末外，並且很注意所謂堂堂大員的言論和動態，隻覺得他們虛有其表，那末是很容易應付的了。
對於此案，清廷迫於清議，對投
“否”票的議員，都準許辭職，而對投
“可”票的，則都予挽留。我們和古先生便仍回原職。社會輿論對於這樁事情，都表示好評，並且說我的貢獻是大的。
甚至廣州民間唱本的木魚書和船上賣藥的演說，都錯認我是議員，李主這次禁賭的。
這這是不虞之譽。後來丘先生兼任兩廣方言學堂監督，要我去任教師，擔任講授國際公法，經濟，財政等科，每周二十多小時。
於是這時我一身兼三職，而方言學堂的功課還要自己編講義，所以忙得不可開交。
幸而方言學堂分為11班，每班的教材相同，因此編一次講義可以在各班通用，這節省了很多時間。
此後我每月所得薪水，加上粵商自治會谘議局等，共二百多元，使我除寄彙家用外，能夠有充分的餘款作為奔走革命和接濟同誌之用。
那時舉辦一事，或主任款項，少則一二元，至多亦不過十元；所以我的收入，足夠應付了。
因為丘先生喜歡革命黨人，我又介紹朱執信先生來共事。到了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將要發難時，我和朱先生事務甚多，兼之《可報》又將要開辦，勢難兼顧，猶恐連累到丘先生，就相繼辭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