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執信與楊道儀於1907年結婚
父母離世後，朱執信依靠教書照顧家庭，並決定朱執信與楊道儀結婚。
結婚後，朱執信仍居住在豪賢路的汪家。後由於房舍不夠，搬離獨立居住。
舅祖眼見甥輩可憐，遂接了回家和自己的兒女一同教養，以便於掖護照顧。
這時，父親年才弱冠，已開始教書，略有少少收入，雖非豐裕，亦僅足糊口；舅祖認父親已有自立的能力，亦到了結婚的年齡，正該成家立室。何況，婚事早經訂定，大可及早完婚。庶使朱家有一主婦，主持家計，照顧叔姑。於是，在舅祖主意既定後，於一九零七年冬成婚。
婚後，仍居汪家。舅祖視父親兄妹如親骨肉；教養一如彥平，彥慈表叔，而父親等亦敬重舅祖如親父。所以，母親也視舅祖父、母若翁姑；晨昏定省，守禮如儀。
及彥平表叔迎娶，恐房舍不能應用，遂遷離汪家，自立門戶。而往還汪家頻密親切，一仍舊貫。
汪家、朱家、楊家的姻親關係。
朱執信家庭與大兄哥（大舅子）
朱執信參加革命後，經常奔波在外，有時家庭比較拮據，這個時候經常得到大舅子的照顧。
但是大舅子夫婦也是英年早逝，其子女也多多得到楊道儀的照顧。
這時，父親除教學外，早已參加革命工作；以此機會，一麵教授傳統舊文學，一麵宣揚新文化及革命理論。由於他急公好義，扶危濟困的豪俠性格，朋友若有需求，定必傾囊相助；甚至連身上的衣物，也解除下來典質換錢作救援的。
緣此，家庭生活開銷的費用，往往被挪借去了，頓使捉襟見肘的困境，更形淩厲。原本清茶淡飯的生活也顯得難以維持了。母親在主持家務，和睦姑叔的責任下，豈能作「無米炊」，隻有向母家求援手。
這時，李家姨父年中常有金錢孝敬外祖母，而大舅父也經常給她零用，在省吃儉用中，外祖母也能略有私己積存。這就是母親持家開銷挹注的泉源。
加上大舅逢年過節回穗省親團聚之際，定必帶回大批禮物分送家人，對外祖母和大舅母當然有所饋贈，而對母親贈禮之重，不下於己妻。其對母親愛顧深情，可見於其行事。
現在收存中母親留下的用品不多；她最珍視的是一副三環相連疊合而成的金指環和一支長長的金耳挖；那是大舅送給她的。其實，物質上的價值並不大，而那一份深厚的情意卻非常珍貴，為的是和大舅父送給自己妻子的一模一樣，並無軒輕。（這兩樣飾物已回贈大舅父之孫女以媚收存留念）再者，每隔一段時間，必著人送來薪米油之資，使幼妹免於籌措艱辛。
這種親切關顧，母親終生不忘。可惜的是大舅父中年逝去；大舅母也裡逝，遣下子女俱由外祖母帶領撫育；而教導部份責任，後來就落在母親的肩上。六、七、八表姊和十一表哥都視這「三姑母」如母；尤其是十一表哥，可說她由小帶大的。
朱執信購買過的唯一房產
1909年，朱執信結婚第二年，生下長女朱始。並在廣州“東城關下馬草步”買下唯一的房產。
1911年後，朱執信家搬遷到廣州河南，成為革命者們聚會的地方。
劉紀文兄弟、張發奎、薛嶽等人時常來這裡聚會。
一九零九年，大姊（始）出生；而三、四兩位姑母亦都先後出嫁。父親常為革命工作奔走各地。因隨時逃亡，而又不想牽累親友，就在東城關下馬草步買下一幢長闊均不及丈的泥牆小屋，把祖先的神主放在那裡，教人不時去巡視拜祭。
民國後，索性把神主埋在祖墳後，而那幢小屋在一九四九年後亦毀滅無存，連荒地也不能複尋了。這是父親為自己所購買的唯一一所房子。
辛亥革命後，生活雖粗略安定，但時局仍，權力紛爭不斷發生。我家這時住廣州河南，那是一個同誌們出入往來頻繁的所在，母親住在後麵的一個房間，前麵便是同誌們寢食作息的居處。
青年同誌如劉紀文兄弟，張發奎，薛嶽等往還甚多，母親和他們遂叔嫂相稱，及袁世凱取得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權後，排除異己，壓製殺害國民黨同誌；乃有一九一三年第二次革命。袁使部將鎮壓，龍濟光於八月占粵，同誌紛紛出走，東往日本。二姊（媺）出生兩月」而已。
地圖上的廣州東門外的“馬草步”。上圖是1924年地圖，下圖是1949年後地圖。（感謝葉嘉良、月宮孤客提供）
朱執信逃離日本時期
龍濟光占據廣東後，朱執信等革命黨人出走日本。
在日本期間，與廖仲愷何香凝夫婦、胡漢民陳淑子夫婦相處在一起。
居留東京期間，同誌們往還頻密，居處通近，不是共租一屋，或是比鄰而居。成年人日夕相聚，情如兄弟；而太太們亦休戚相關，親若妯娌。猶其是廖伯母（何香凝）對同誌們的照拂，有如長姊長嫂，大家也對她特彆親切，以（巴桑）稱她。
這稱謂數十年仍保留。胡伯母（漢民夫人陳淑子）帶了木蘭姊和女傭蔣姐就住在我家隔壁，蔣姐常將白胖可愛的媺姊抱到胡家玩要逗弄。當她學話初期，跟著木蘭姊講話。以此，也跟著叫胡伯母作（阿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