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10點鐘，參加奠基儀式的人基本來齊了。
除了文化界人士外，就是香港文化署和規劃署各有一個代表出席，張潮則是唯一的大陸人士。
他一出現在現場，書迷的熱情就控製不住了，不僅口號喊聲震天，甚至把安全圍擋向前推了幾尺，讓張潮不得不拿著麥克風安撫了幾句才平息下來。
這樣如同明星的陣勢讓出席的作家、批評家，以及官員都頗為感慨。
香港已經多少年沒有出過這麼有影響力的作家了？
這裡雖然有著非常鮮明的在地文化傳統，但是市民大眾似乎與文學向來不甚親近，即使是最受歡迎的金庸，也比較依賴影視劇的影響力，更不要說純文學了。
年輕人們更喜歡追捧日本、美國的作品，甚至是韓國一些流行作家，例如「可愛淘」也在香港暢銷過一陣。
香港本土作家的作品似乎格外不受待見，哪怕通俗文學，一般賣到1萬冊就是一流暢銷書了，更不要提大陸作家。
張潮的出現打破了這個僵局——他們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一個20多歲的大陸年輕人，可以在日本、美國都深受歡迎，把書賣到上百萬冊，賺的盆滿缽滿。
香港人對彆的可能遲鈍，對賺錢一事絕對敏感。張潮能賺這麼多錢，那他的書一定有可觀之處。
所以在這種奇怪心理的催促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看張潮的作品。這一看不要緊，他們也從中發現了新天地：
這些當中，故事不再是刻板印象裡鋪滿了淋漓的苦難，環境也不再是與他們距離遙遠的盛滿舊事物的鄉村，人物不再麵目灰暗、表情低沉、裝滿了心事……
張潮寫的故事，要麼他們能與之共情，要麼他們可以沉浸到精彩的情節當中去，隻有很少幾部技巧太複雜的作品香港市場一時半會還無法接受，其餘賣的都不錯。
於是香港逐漸就形成了一個比較穩固的名為「張潮書友會」的鬆散組織，主要用「微博網」相互聯係，人數大概有數千人左右，在這裡算是規模很大的民間組織了。
這一次「香港文學公園」能通過規劃署的調研、審批，也少不了「張潮書友會」的居中串聯與聯名簽署請願書。
早上10點鐘，奠基典禮正式開始，張潮和其他出席的嘉賓一樣，都領到了一把鐵鍬，在一個鬆軟的小土堆前象征性地挖了一鍬土。
接著就是嘉賓講話的環節了，張潮被安排在了最後。
不過前麵的嘉賓看著安全圍擋外洶湧的人潮，很識趣地縮短了自己的講話時長，儘快把舞台讓給了張潮。
張潮也沒有客氣，在簡單地和其他人致意以後，輕快地走到麥克風前，迎接他的是巨大的歡呼聲。
此時正值夏季最熱的時候，雖然是早上，但陽光依舊毒辣，幸虧主辦方比較貼心，在毫無遮擋的舞台四周布置了幾台冷風機，略略讓人感到一絲涼爽。
張潮先看了眼台下的嘉賓，又抬眼看了看目光裡都是期待的香港書迷，露出了微笑：“各位街坊、各位文壇前輩、各位拿著我卻忘記帶筆讓我簽名的年輕人——”
台下響起了一陣笑聲。
“今天站在這裡，我有點恍惚。兩年前來香港時，我在記者麵前吹牛說要建一個紀念魯迅先生的地方，結果被一些報紙和媒體說我‘大陸仔畫餅充饑’。
沒想到兩年後，這餅不僅畫成了，還加了叉燒、燒鵝和菠蘿油——變成了香港文學公園！”
張潮一邊說著，一邊略略回過身，抬手指向背後背景板上的設計規劃效果圖：“今天站在這裡，看著這片即將破土動工的文學公園，我的心情非常複雜——複雜到什麼程度呢？
就像兩年前我第一次喝到半島酒店的英式下午茶——甜到齁嗓子的馬卡龍配苦到發顫的司康餅，一口下去，甜苦交織，五味雜陳。
但後來我發現，這才是香港的味道——多元、碰撞、矛盾，卻又充滿生命力。”
張潮頓了一頓，站正了身子，語調又輕鬆起來，並且從懷裡掏出了兩年前他買的那塊田黃石，小小一顆，晶瑩剔透，如油脂般凝潤。
張潮用手指捏著田黃石將之舉高，讓它在陽光下散發著瑩潤的光澤：“兩年前我在油麻地一家石頭店裡，和鐘偉明先生‘鬥智鬥勇’，終於買下了這塊田黃石。
鐘老板雖然與我意見不同，但他也告訴我，田黃之所以名貴，是因為它原本隻是壽山石中的普通一員，但曆經溪水衝刷、泥沙打磨、金屬元素浸染，最終蛻變成了一塊溫潤如玉的珍寶。
今天回顧他的這番話，我忽然就想到香港——這座城市的文學，不也像一塊田黃石嗎？
香港的文學史，就是一部‘碰撞史’。從清末南來的文人短暫停留，到抗戰時期大批文化人避難於此；從金庸、張愛玲在報館裡奮筆疾書，到西西、也斯筆下本土意識的覺醒……
每一代人都在碰撞中尋找自己的位置。有人寫滬上的咖啡館，有人寫江南的煙雨，有人寫香港的街市，但無論筆下是哪裡，最終都成了這座城市的養分。
今天，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曾是老廠房、舊樓宇，但很快，它會變成一座文學公園。這讓我想起鐘老板的那句話：‘石頭離開母礦，反而成了珍寶。’
香港文學，不正是因為接納了五湖四海的‘碰撞’，才沉澱出自己的獨特質地嗎？”
張潮的話讓在場的所有人都開始沉思，就連最聒噪的擁躉，也不再叫嚷著口號，仿佛被張潮帶回了那個文學鼎盛的時代。
張潮說的雖然是普通話，每一句都撞進了他的心坎裡。
鐘偉明也混在人群當中。他雖然不屑於與嘉賓席裡那些“文壇正統”比肩而坐，但是對張潮還是頗感興趣的。
看到張潮手裡那顆田黃，他內心也有些五味雜陳。
兩年前他“勉強”賣給張潮這顆石頭的時候，其實對這個大陸仔沒有太大的改觀，認為他的走紅不過是一場造神工程的產物。
但是兩年過去了，隨著張潮在全世界範圍內的知名度越來越高，不少與他有接觸的作家、文人都頻繁地提到這個名字，他才真正意識，自己的觀念也許真該改改了。
他戴著鴨舌帽和墨鏡，站在人群的邊緣，但是張潮的聲音仍然能清晰入耳：“所以有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這話我堅決不同意——
沙漠裡可長不出金庸的武俠世界、許冠傑的市井金曲，更養不活《我城》裡西西筆下那座充滿想象力的城市。
不過小時候讀金庸，我最困惑的是——為什麼郭靖在大草原練功，楊過在襄陽城斷臂，蕭峰在雁門關自儘……卻從沒一個主角來香港？
現在我才明白，金庸的江湖本就在香港。他筆下的俠客，是南來文人的化身——帶著故土的記憶，在陌生的土地上重建精神家園。那些‘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情懷，不正是香港文化人骨子裡的擔當嗎？
而今天的香港年輕人，比金庸那一代更幸運。你們不必在戰火中逃難，也不必在殖民地的夾縫中求存。
你們可以坐在誠品書店的窗邊寫詩，可以在深水埗的茶餐廳裡構思，甚至拿起手機就可以在部落格上留下幾行詩句。”
張潮的聲音清亮如罄，又像一陣風一樣從這個小小舞台吹出去，穿過街巷的縫隙，鑽進那些狹窄的居住空間裡——那裡也正有人用電視、用電腦聽著張潮的演講。
台上的張潮也完全沉浸在回憶和情緒當中，他胸中湧起許多場景：
有小學時和同學用木棍比劃著“華山論劍”的童趣；有初中時躲在被窩裡，打著手電看《大唐雙龍傳》的驚險；有高中時啞著嗓子學唱《光輝歲月》《大地》時的豪情……
香港的流行文化在某種程度上，和日本的動漫、美國的大片一樣，深深影響了像他這樣的大陸“80後”，是小城、小鎮青年們認識世界的一個窗口。
而知道更多後來發生的事情的張潮則有著更不一樣的情緒，他希望能把自己的思考帶給這裡的年輕人，讓他們在逼仄的世界裡，讓精神不要跟著萎靡和狹隘下去。
也許有點理想主義——但文學如果沒有了理想主義，那就是長篇廣告了不是嗎？
他的聲音透過電視、電腦的喇叭，響徹了一個個小小的房間：“我知道，很多香港作家正經曆‘劏房式創作’——在50呎的狹小世界裡，既要寫、詩歌養活理想，又要寫專欄賺生活費。
但這也是文學的可貴之處——它從來不嫌寫作的地方小，隻怕心被框住。今天這座公園，就是給所有文學‘劏房’開的一扇窗——
讓寫作者在銅像旁曬太陽，讓街坊在段落裡散步，讓遊客在魯迅先生的煙鬥霧氣中，也能聞見油麻地的煙火氣。”
順著張潮的介紹，大家想起這個小公園裡確實設計了不少坐椅和小桌，既有獨處一隅的，也有合圍而設的，似乎真的就在歡迎那些寫悶了的作者來這裡小憩、放鬆。
張潮接著道：“昨天剛來香港的時候接受訪問，有位記者問我，說‘張先生，你總說香港文學很特彆，但香港作家寫的東西，和大陸、台灣有咩不同？’
我的回答是，‘為什麼一定要追求不同？文學特質的不同不是作者刻意追求的結果，而是土地自然會賦予作品以風格。’
文學不是比賽，非要爭個高下；文學是橋梁，連接著不同的心靈。
西西寫《我城》，是在尋找香港的身份；莫言寫《紅高粱》，是在追問土地的命運；白先勇寫《台北人》，是在回望離散的鄉愁。但無論主題如何，優秀的作品永遠超越地域，直指人心。
香港的年輕人們，你可以寫中環白領的焦慮，也可以寫大澳漁村的黃昏；可以寫賽馬場的永恒歡呼聲，也可以寫老公屋天台不斷的漏水聲；可以學西西寫《我城》的本土寓言，也可以學黃碧雲寫《血卡門》的生存與毀滅。”
說到這裡時，張潮的聲音突然放緩了，帶上一點溫柔，他知道下麵的話可能有些天真，但是在2008年這個節點講出來，似乎卻十分恰當——
“此外，你們完全可以在寫旺角街頭市井煙火的同時，想到長江黃河的無儘奔湧；在描繪維港夜景的璀璨燈火的時候，思考六朝古都外那千年不息的風沙。
天山、秦嶺、五嶽、草原、長城、古寺……這些不僅屬於我，也屬於你們。
本土情懷與家國認同，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題。就像這座文學公園——魯迅的銅像旁，會立著張愛玲的倩影；郭沫若的詩句下，會刻著也斯的警言。不同的聲音在此交彙，這才是它的魅力。”
張潮說完這番話，現場響起了一陣掌聲，在場哪怕是那些來“例行公事”的嘉賓，也不得不承認張潮的這番話頗有煽動力，更彆提那些書迷了。
等掌聲停息，張潮的講話也進入尾聲了，他的語調重新變回了輕鬆與幽默：“過去，全世界提到香港，想到的是中環的銀行、銅鑼灣的霓虹、蘭桂坊的紅酒。但這座城市的靈魂，遠不止於此。
六十年代，邵氏電影讓武俠文化風靡亞洲；八十年代，beyond的搖滾唱出‘海闊天空’；九十年代，王家衛用鏡頭重構都市的孤獨……這些文化符號，和恒生指數一樣，同樣是香港的驕傲。
今天，我們建文學公園，不是要造一座‘文學迪士尼’，而是想從這片小小的、不起眼的土地出發，做一件大事——為香港重新定位。
它不僅是資本的港灣，更應是創意的搖籃；不僅是金融的樞紐，更應是故事的源泉。朋友們，太平山是香港的地標，但我想說，文學應該成為這座城市的‘第二座山’。
它不必高聳入雲，但能讓人仰望星空；
它不必寸土寸金，但能安放每一代人的理想。
若乾年後，當有人問起，‘香港除了錢，還有什麼？’我希望你們能指著這片文學公園回答，‘還有這裡，還有文學。’
這座小小的公園在林立的高樓裡，好像一塊凹下來的硯台，我希望這裡磨的是五湖四海的墨，寫的是地分南北、文不分兩岸的江湖。
這塊硯台的底麵落款，既刻得下「我城」，也容得下「中國」。
謝謝大家，我就講這些。”
說罷，張潮又邁著輕快的步伐，回到了嘉賓席自己的座位上。
現場沉默良久，忽而掌聲雷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