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石雖然不是西化的漢人,但是前世對西方對個人生命尊重的思想尤為推崇,他一直想,若是儒家思想裡也多一些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就完美了。
隨著年齡與閱曆的增長,他才深刻理會到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什麼意思,說的更直白一點,就是利益決定了當權者對底層民眾的態度。
生命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但公平卻是無法實現的,總有人會破壞公平。
在封建王朝統治之下,連平等都沒有,個人能替統治掙錢的方式隻能是種田、交各種賦稅和服勞役。
統治者幾乎不向平民投資任何資源,也可獲得滿足他們個人**的財富和權勢。
而資本社會就不一樣了,資本家向平民投入了足夠的資源,使平民能夠操作複雜機器,通過榨取勞工的剩餘價值,來賺取積累他們的財富,在“平等”上鬆開一絲縫隙,隻是用各種手段掩蓋“不公平”。
而且統治者再不顧及個體的生命,就會嚴重損害資本的利益,每一個生命體都是資本家投入了大量資源培育出來的資產。
若是統治者不能保護這些培訓好的生命體,就會讓資本家蒙受損失,這是資本不願意承受的損失。
這一點,離石在搞工業化,搞國家資本投入時才發現其中的門道,現在大秦的四不像工業化才搞了一年多,大秦境內已經出現類似人權、民主、平等的呼聲,而且早就廢除奴隸體製。
首先是大量的大秦官吏,雖然他們現在已經是官身,但是傳統的文化讓他們心裡仍有自卑感,因為他們祖上從沒有出過官員。
都是世世代代下等人,若不是胡虜把中原的大部分士族、世家都禍害走了,逼得他們南渡南方,他們現在仍然是士族、世家的奴仆。
現在他們成了大秦統治階層的一分子,就強烈要求改變這種情況,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並不惜一切代價保住現有的地位。
家世、出身他們無法改變,隻能另辟蹊徑從人命、自由、平等方麵入手,他們現在在大秦可是一股非常龐大的力量,大秦目前官員隻有二千多人,但是吏員卻有十五萬多人,而這些人管理著大秦近八百萬多人口。
這個要求,是大秦內閣首先提出來的,而他以前就是奴隸,起因就是年初的那場大洪水,內閣發現湧入的南方災民,大秦又要重新進行國家資本投入資源進行培訓這些災民。
災民培訓後才能達到,經過大秦投入資源培訓的大秦勞工一半能力水平,其中湧入的災民連修建建築的速度、質量,都遠遠比不大秦建築勞工的速度和質量。
更不要提熟練的軍工匠人、紡織工人、蒸汽機器維修、操作工匠等這些高技能的工人。
這嚴重影響了大秦建築公司的效益,也影響到大部分官員的股份收益,墨家宗師南山子經過調研得出結論,經過培訓的人才融入大秦,湧入大秦的人口並不能直接計入大秦人口總量。
大秦投入資源培訓災民,那些南方漢人災民已經是大秦的財產,隻有經過大秦培訓的人,才能順利融入大秦,增強大秦國力。
而且大秦不能限製經過培訓的大秦勞工的人身自由,最好允許他們在各個行業裡流動打工,這些人以後就會變成培訓勞工的技師。
大秦還需要更多的人富起來,富起來的勞工再購買大秦工廠場生產的商品,大秦各個合股公司才能掙到錢,才能將其中一部分分給小股東官吏,其他利潤再投入進工廠,進行資本積累和再生產。
現在大秦各個國營公司之所以持續虧本就是是因為有購買力的富人太少了,雖然大秦境內還有世家,那些世家依然比大部分人過的好,也購買了大量工廠生產出來的商品,但是他們消費量太小了。
而且這些已經不再依靠土地掙錢的世家,對這種情況更為不滿,但一直找不到原因。
直到南山子提出,因為天下窮人太多了,他們才應該是商品消費的主力軍,隻有占大秦人口絕大多數的窮人,手裡都有錢,才能去消費,去挽救大秦各個合股公司一直虧損的狀態。
這才產生了大秦世家反而是最堅決支持大秦改造傳統世家的局麵,而大秦內閣首相第一次組織內閣製定了《大秦帝國國民法》,第一次用法律規定了國民的權利和義務。
《王城時報》又將以前的臣民和現在的國民之間的區彆,加以詳細的解釋和說明。
這讓離石想起了前世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這是一場由下至上而引發的革命,首先要在社會上有成熟的理論進行指導。
就像前世資產階級鬨革命時就是先出理論,就是那個叫讓.雅克.盧梭的小資本家(年-年),他出生於瑞士日內瓦的一個鐘表匠家庭。
他的學說一般般,但他死後的曆史評價卻不小,例如:他是法國偉大的啟蒙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學家和文學家,世紀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先驅,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
聽聽,這些事,都是他想做,而且正在的,時事造英雄,英雄造時事!
還有一個叫盧梭的,哲…
離石突然領悟到,前世中、西方的分水嶺,就是從哲學上分道揚鑣的,他們走了兩條不同的發展道路,才造成日後的結局不一樣。
前世西方注重對人和社會進行研究,而東方,道家哲學走向人與自然,儒家走向中央集權和對人的控製。
現在他重生異界,有機會把中西方哲學揉合在一起,看看能發展出什麼?
離石又將腦子拉回來,想起盧梭,他的哲學思想主要表現在政治方麵,屬於政治哲學。
其主要觀點有二:第一點,他認為自由和平等是人的與生俱來的權利,其他任何人都無權剝奪,這就是“天賦人權說”。
他把“人權”放在了“神權”之上,“人性”戰勝也就了“神性”,無疑是偉大的創舉。
但他所舉的論據和邏輯存在問題。在《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他先是抽象的虛構了史前時代,假設這一狀態的自然人是平等和自由的。
然後,隨著社會的發展,私有製出現了。
從而,造成了人的不平等,使得人從自然人跌落到邪惡和苦難的深淵。
但是,事實告訴我們,即便在自然界中也不存在完全的平等、自由。
例如,從猴群、狼群、獅群到螞蟻、蜜蜂等生物群落,都存在著等級差異。
所以認為自然人是平等、自由的,主張私有製是不平等的根源,並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第二點,他提出個人的力量是弱小的,為了生存,需要人類之間的結合,這時,人與人之間就需要製定契約。
由於契約的存在,才產生了社會和國家;也由於契約,每個人才具有了相應的權利和義務。
在此基礎上,他更進一步提出:
國家的主權在人民,目的在於保護每個成員的人身與財產,政府隻是人民的受托方、法律的執行者。
人民有權力監督和約束政府的行為。
如果政府不受人民的監督和約束,人民就有權力更換政府或推翻暴政。
這一結論同樣存在論據和邏輯問題。
人類社會和國家的形成,是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多方麵因素的綜合作用的結果。
把契約作為唯一的原因,其論據無疑是單薄的、不充分的。
例如,前世中東、非洲等地區的很多國家,都是在近代以後才出現的。
離石想的都是能記得起的前世知識,現在與大秦對比之下,大秦能率先開始工業化,是由上向下進行變革,要比以往的變革,更快、更有效率。
現在就差把思想傳播出去,讓天下漢人都明白人從出生那一刻起是平等,又必須明白不公平,也是從人出生開始就存在的,公平始終是其一生要努力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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