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是南祝仁手寫的資料，右手是來訪者剛剛做出來的量表，中間則是自己計算出來的量表得分。
好半天之後，中心負責老師才像是生鏽的發條機器人般一頓一頓地抬頭，問道：
“這次谘詢，你是怎麼做的，又是怎麼判斷的？”
南祝仁沒有第一時間回答。
他拉開一張椅子，示意一直站在一邊的夏天先坐下。
在收獲一個充滿著陽光的笑臉之後，他才走近中心負責老師。
道：“來訪者一開始的目的是來谘詢學業問題，沒錯；她最近的情緒確實由學業問題引起的，這也沒錯。”
“如果她是大一的時候因為適應不了學業環境的變動，而來谘詢，那你的谘詢方案是沒有問題的——安撫情緒，提供學習計劃——這些都是標準的解法。”
南祝仁看著中心負責老師的臉：“但是，這些解法太‘標準’了啊。”
中心負責老師的臉鬆動了一下。
……
標準。
以往來大學生來心理中心做谘詢，問題無非是這麼幾樣：學業壓力、社交焦慮、情感問題（校園青春版）、父母關係矛盾。
而且這些問題的尺度都不太大。
有大尺度的，也會第一時間轉給資深教授或者外麵的谘詢室。
像是南祝仁經曆過的什麼一心出軌的、被出軌後想刀人的等等等等，學校裡麵的谘詢師是從來沒遇到過的。
再加上中心負責老師雖然也做谘詢，但正業依舊是帶編製的“老師”，而不是“谘詢師”，這導致他雖然人在谘詢中心，主業卻不是谘詢。也因此不會花太多時間在谘詢上麵，麵對來訪問題的時候會下意識地形成路徑依賴。
遇到學生說“學習不好”，就會歸納成學業問題，然後簡單粗暴地把以前的乾預方案生搬硬套。
從而忽略掉那些被掩蓋在學業問題背後的東西。
這就是“標準化”的心理谘詢——甚至不能說是心理谘詢，而僅僅隻是“學生乾預工作”了。
……
南祝仁點了點桌子上自己寫下的資料：“經過了大一一年，來訪者的問題已經轉移並且深化了，重心也早就從單純的【學業問題】從而變成了【學業問題引發的情緒感受】了。”
就好像是摔斷了胳膊，如果第一時間就醫，那就接骨、上藥、上夾板，沒有問題；但如果閒置一兩周才尋求醫療幫助，那可能首先要麵對的就是如同猛虎的炎症、感染、以及其他並發症了，直接針對骨折的療法還要往後稍稍。
南祝仁回憶道：“她剛進谘詢室的時候，雖然谘詢室裡麵開了空調，但整個人還是瑟縮在羽絨服和圍巾裡麵，哪怕額頭開始微微出汗都沒有選擇短暫地透氣。”
“她和我的眼神交流很少，對外界的刺激淡漠感很強，互動性也很弱。”
“在她的主訴中，現在的生活已經開始進入一種精力下降的【疲憊感】狀態，這不是一個好信號。”
“最讓我感到危險的是，她因為學習，對生活中的其他事情已經開始出現【無趣感】，而且已經持續了數個月、乃至於半年以上——這更是一個非常不妙的信號，也是因此讓我開始以【抑鬱】為方向向下去探索。”
“隨後我就剖析出了更多：社交焦慮、不配得感、可能還有一些原生家庭的問題，這些我都隻是淺嘗輒止沒有深入，但也都是不能忽視的。”
“而最重要的是——”
南祝仁的手點了點自己的腦袋：“認知。”
認知不良的人，就好像在醫學和運動上先天體弱、亦或者其他異常體態的人，會遠比其他的“標準人”更容易受傷。
“就算勉強把現在的學業問題解決了，之後她也可能因為其他更多的原因而重返谘詢室。”南祝仁道。
“所以，她需要後續的谘詢乾預，來改變她的認知。”
這種觀點就是心理學四大主流學派中【認知主義】學派的觀點，同時也是【認知行為療法】的基礎。
……
夏天看著南祝仁眼神中開始帶著星星。
中心負責老師穩了穩情緒，南祝仁的話對他的衝擊很大。
他不由自主地開始以學習的方式開始思考，開始往下順。
幾個呼吸之後，艱難道：“那你給這個學生布置的作業是因為什麼？”
南祝仁解釋：“我在谘詢的時候沒有和她談起任何和【抑鬱】相關的字眼。和她說起相關話題的時候，也都是用‘沮喪’、‘不適’這些字眼來替換，避免她開始做【自證預言】。”
【自證預言】指人會不自覺的按已知的預言來行事，最終令預言發生。“預言”，則是指對自己的某種指向未來的期望，比如“這次考試很難，我一定沒法通過”。
這種現象在【抑鬱】領域很常見：當某些來訪者堅信自己抑鬱的時候，他的想法、行為等等，都會不由自主地朝著抑鬱症患者該有的方向靠攏，開始主動斷社交、主觀變得疲憊，從而讓不抑鬱的人變抑鬱，輕抑鬱的人變重抑鬱。
這也是為什麼心理學內部從業人員對很多東西進行知識產權管控的原因，錢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是誰知道內部資料被外人看了之後會出什麼問題。
也是因為【自證預言】，在心理疾病病症的相關評估診斷中，谘詢師和來訪者交流的時候都會遵循輕量化的原則，把【重度抑鬱】說成【中度抑鬱】，把【中度抑鬱】說成【輕度抑鬱】，以此類推。
“她現在的情況大概在【輕度抑鬱】的範疇內，自身還具備一定的力量感，對外界的期待還沒完全喪失，這是好事。”
“之前她因為對學業的焦慮而暫停了對外界的探索，而我的做法是期望以我的‘作業’來代替她的‘學業’，以此減輕她的焦慮感，然後讓她有目的性地把目光轉向外界，而不是再關注自己的問題。”
南祝仁歎了一口氣：“如果她能夠就此發生轉變，消除掉抑鬱心境，那最好；如果不行的話，最起碼我們之間對‘下一次谘詢’的約定也可以作為一種期待，成為她生活向上的一個錨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