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開元十四年這一場政鬥，以及發生在開元年間其他的中樞鬥爭，有一種觀點叫做文學與吏治之爭。
很多人在這一視角框架下去總結和解釋開元時期的中樞政局，但也有人提出質疑和反對。
簡單說下我的觀點，我認為這種觀點既不準確，也不全麵。
這種觀點認為文學與吏治之爭發軔於武周時期武則天與狄仁傑的一場對話，武則天要狄仁傑推薦賢良，狄仁傑回以若求文學之士，李嶠、蘇味道足矣，但如果要求卓犖奇才，則荊州長史張柬之才堪宰相，由此埋下了文學與吏治之爭的一個伏筆。
之後這種爭鬥出現於開元初期，主要表現為作為吏治派代表的姚崇對文學派張說等人的排擠打壓，而問題就出在這裡，即文學和吏治該要如何定義？標準在哪裡？
張說作為文學之士，這是毋庸置疑的，此乃其人身上最大的一個標簽。但是和其相近時期遭到排擠貶謫的還有郭元振、劉幽求、鐘紹京等。
郭元振進士出身，還向武則天進獻《寶劍篇》，文學無疑。劉幽求進士出身，並在唐隆政變後短時間內連擬上百道詔書，這麼能寫，文學。鐘紹京不是進士，且卑官小吏出身，但他會寫字，書法好，文學！
至於姚崇，雖以孝敬皇帝挽郎出仕，之後又應製舉下筆成章，雖然這名目一聽就是詞科，但那不重要，姚崇以吏治知名，所以他是吏治！
其實張說、郭元振等人，他們除了被用一個牽強的“文學”概念聯係起來之外，還有一個非常統一的身份，那就是唐玄宗的政變功臣。
拋開所謂的“文學”概念不談，把這幾人對標神龍五王，事情立刻就變得通順了。這幾人在政變結束後也掌握了朝政大權，並且流露出恃功而驕、妄想左右唐玄宗的意圖。
唐玄宗為了擺脫功臣的掣肘，所以將姚崇援引入朝。這思路大概類似於他三大爺唐中宗留用武三思，反殺神龍五王。
所不同處在於，唐玄宗任用的姚崇是一個治亂能臣，不隻解決了功高欺主的功臣群體，更將開元初期的混亂政治導入正軌。而唐中宗選擇的武三思則是一個添亂老賊，解決完神龍五王之後，便一起放飛自我了。
按照這種觀點，得虧武三思沒啥才名，也很難跟張說聯係起來，否則所謂的“文學與吏治之爭”，早在中宗朝就該爆發了。因為神龍五王多是狄仁傑所引，正符合吏治的定義。
由此也可見，所謂的文學與吏治，本來就是比較模糊寬泛的概念，與其說是定義，更像是羅織。而且這概念容易給人一種望文生義的誤解，即文學便是誇誇其談，吏治則是埋頭苦乾，已經預設了褒貶、失去了客觀。
再拿玄宗一朝最符合這一特征的張九齡與李林甫之爭來說，張九齡即是文學，李林甫則是吏治。
具體表現在張九齡及其黨羽對李林甫和他同黨的不屑與貶低，這當中一個比較著名的事件就是張九齡阻止在隴右、朔方戍邊有功的牛仙客入朝。
這件事最終以張九齡被罷相、牛仙客入朝拜相而告一段落，並且留下了一個“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的印象。然而接下來精彩的來了，牛仙客入朝拜相，他乾了什麼？
牛仙客入朝之後，將其在隴右所積累的先進工作經驗、尤其是當中的核心“和糴”大麵積的推廣開來。
所謂和糴，便是政府出錢購買民戶家中的餘糧，政府獲得了豐富的錢糧儲備，民戶也獲得了現錢可以用於消費。
史載和糴法推行之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困擾大唐政府許久的糧患得到了非常完美的解決，以至於當年就詔告江南地區“以布折租”，稍微翻譯一下就是：租米不用運了，直接打錢！
但很多看起來很美好的事情，其實不耐細翻。
首先要明確的一點是，和糴並不是常平倉那種豐年買入、荒年賣出，政府托底維持糧價、以防穀賤傷農的行為，而是官府購買擴大物資儲備的政策，是政績的一項重要內容。
政績要怎麼體現？花更少的錢，買更多的糧！這項工作如果做好了，那是可以直接入朝做宰相的！
有了這樣的政績指標，什麼官員會不心動，當市場行為與仕途前景掛鉤，作為交易另一方的民眾利益如何確保？你不賣？你不賣哪來的錢交稅？花你的錢，買你的糧，敢說半個不字？
和糴對於統治者還有一個非常好的點，那可就是可以回避擱置封建社會一個根本性的矛盾，即土地兼並。反正我隻需要收取稅錢購買糧食，土地誰種不是種？大地主家積糧成千上萬石，平民小戶不過鬥而已，買誰的方便？
在牛仙客拜相之前，唐政府倒也曾經采取過和糴的做法，但那都是臨時性、小範圍的施行，並非常規的政令。和糴也並非不好，起碼在牛仙客任職隴右推行和糴時，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擴充軍需、助益邊防的效果。
但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要辯證看待啊我的朋友！和糴再好那也不是萬能藥，但在牛仙客的認知中，和糴就是頂呱呱，況且除了這個他也不會乾彆的。
所以腳踏實地、埋頭苦乾的牛仙客入朝拜相時間不久，就達成了“收穀米於府庫，結民怨於天下”的成就。而從這一事件中，又可以提出一個疑問，是不是文學也可以分學霸與學渣、吏治又可以分良吏與劣吏？
至於張九齡的宿命之敵、牛仙客的親密戰友李林甫，又算是良吏還是劣吏？
李林甫何許人也？他的舅舅是薑皎，唐玄宗廢後都要與之嘀咕幾句的密友。他的姨夫是源乾曜，開元年間任相時間僅次於他、長達九年多。他的親大爺李思訓，是陪葬唐睿宗橋陵的宗室大臣。
如果說這時代真有什麼所謂天龍人，那李林甫就是，對其而言人生如果有什麼黑暗時刻，那得是跟裴光庭的夫人玩遊戲時不敢開燈。
李林甫的履曆也對得起他這出身，長期在京中擔任各種朝職，幾乎沒有什麼外任地方、長期主政州縣的經曆，除了精熟於朝中諸司行政管理的章程技巧之外，還耳聞目睹了眾多互相傾軋的政治鬥爭，甚至很多時候都身在現場。
李林甫無學術，換言之他很少能從古人政治經驗中汲取養分，凡所積累皆是耳聞目睹與自身積累。所謂的吏治放在他身上恐怕不合適，應該是治吏。李林甫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或許不高，但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則是他專長。
如果僅止於此，就能讓李林甫在宰相的位置上一待這麼久嗎？
隻能說大唐底子厚，禁得住造。要知道女主臨朝的武則天從高宗去世到神龍革命，折騰的時間可比李林甫還要長，而且那博弈難度與烈度又比李林甫時期高得多。
李林甫隻要無底線的迎合晚年昏聵怠政的皇帝，將一些憂患和矛盾暫時掩蓋下來，同時收拾那些潛在的和露頭的對手。如果這也算能力卓越，那許多亡國之君身邊儘是護國能臣！
時間長與能力強本來就是兩個概念，並不能直接畫上等號。
諸如在李林甫之前，他的姨夫源乾曜才是開元時期擔任宰相時間最長的人，足足有長達九年多的時間，與姚崇、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等宰相都搭過班子，堪稱開元中前期的政壇不倒翁。
但這足以說明源乾曜的能力高到不可取代，其他宰相都不如他嗎？細究源乾曜為相九年多，在開元政治當中留下什麼，大概隻留下了他自己。
源乾曜謙和謹慎、明哲保身，不爭國事、坐等分功。他謹慎到什麼程度？他的大舅子和薦主薑皎，被宰相張嘉貞所打擊，杖刑並加流放以致流放途中身死。源乾曜當時官居侍中，同樣也是宰相之一，卻不敢爭。
反倒是之後歸朝的張說為薑皎不平，認為薑皎“官達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但卻不應該加以笞辱。
源乾曜的謹慎還體現在針對李林甫的評價上來，便是那句“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
有人認為源乾曜這句話是在掩飾自身在中樞裡的人事話語權不足，刻意貶低李林甫，畢竟之後的李林甫在盛唐政局中所取得的成就與存在感要比源乾曜還大得多，怎麼就不堪郎官了？
首先要解釋一點，源乾曜並沒有拒絕提拔李林甫，隻是拒絕了李林甫想要擔任司門郎中的請求，但在數日後便將其授任為太子諭德。
司門郎中是刑部下屬從五品官，太子諭德則是東宮正四品職。源乾曜不是沒有提拔李林甫的能力，他是真的瞧不上當時的李林甫。
年輕時的李林甫事跡並不彰顯，但通過各種記錄大概可以將其形象稍作勾勒，出身貴族之家，精通律呂享樂，文化程度不高，行為有失檢點，名聲大概也不怎麼好，一個比較典型的紈絝子弟。
這樣一個小曹賊把他安排在南省要司擔任郎官，誰能保證他不會掉鏈子？
須知唐代官員犯錯，那麼他的薦主也要承受責罰的，因此而翻車的唐代高官數不勝數。包括姚崇、宋璟，乃至於之後的張九齡，都是因為舉薦人物被抓到把柄從而牽連自己被奪權。
源乾曜生性謹慎，他會把自己的政治命運寄托在李林甫這種人身上？所以寧可給李林甫安排一個品秩更高但遠離中樞事務的官職，也不敢將之延攬到南省來增加出錯的機會。
對於真正有才能且值得信賴的人，源乾曜也會給以極大的提拔與支持，就比如宇文融。
源乾曜在擔任京兆尹時期，便已經對當時擔任下屬的宇文融深表讚賞，並將其舉薦入朝，之後宇文融幾次大的提升，源乾曜也都多有支持。
甚至可以說引薦宇文融入朝，就是源乾曜給開元政治做出的最大貢獻，隻不過宇文融本身才力卓著，反而讓源乾曜在當中的存在感並不高。
人當然不會一成不變，包括李林甫也會成長，當其在擔任國子司業的時候，名聲已經變得不錯。
但要說會有什麼脫胎換骨的變化，那也談不上。畢竟隻有業務水平實在不行，才會狠抓行政管理，這一點上過學的和上過班的大概都能有所體會。
還有重要的一點，晚年的唐玄宗對宰相的能力要求高嗎？他連楊國忠都用！楊國忠的才能是什麼？撅屁股露大腚，剩下這點爛底子全都抖落出來！甚至於因為這個極品的存在，李林甫都變得老成謀國起來。
李林甫能夠長期在開元、天寶年間擔任宰相，固然與其個人素質合格有關，但也僅僅隻是合格，而非優異，且這還不是根本性的原因。
根本原因就是他所擔任宰相的時期，基本上就是唐玄宗誌得意滿、昏聵怠政的垃圾時間，已經將自身的精力從處置國家大事轉移到了捯飭家庭倫理上來。
這一時期的唐玄宗並不需要宰相有多麼卓越的執政才能，隻要將人事矛盾按壓下去、不要浮於自己麵前來，並且能夠無底線的順從迎合自己，就是合格的宰相。
張九齡與李林甫之爭，恐怕也不能說是吏治戰勝了文學，張九齡被貶更多的還是來自於唐玄宗自身的取舍。
比如與張九齡一起被罷相的裴耀卿，幼應童子舉，後以唐睿宗潛邸舊僚而見用，曆任州縣，由宇文融舉薦入朝，之後提出並主持係統性的漕運改革。
這樣的履曆，按說無論如何也不應歸入文學一派。如果用非常狹隘的觀點來解讀，大概就是裴耀卿屁股歪，明明自己是吏治出身，偏偏與文學大佬張九齡眉來眼去，結果被殃及池魚、罪有餘辜。這麼說顯然是不恰當的，而且還很可笑。
裴耀卿的被貶，其實在其經曆也有跡可循。他主持漕運改革節省運費三十萬貫，有人建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然而裴耀卿卻說“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因此將之奏為和市費用。
單此一點，已經將裴耀卿與開元天寶年前那些以盤剝求寵的財政型官員區彆開來，彼此可謂油水難調。
隨後上台的牛仙客大興和糴，也讓唐政府對於漕運的需求不再像之前那樣強烈，既不能應時而變、又不肯從俗如流的裴耀卿淡出時局自然也就順理成章。
所以裴耀卿的去職談不上什麼文學與吏治，而是吏治與吏治。
還有一個被視為張九齡文學黨羽的嚴挺之，因為李林甫所舉薦的戶部侍郎蕭炅將“伏臘”二字錯讀為“伏獵”，被嚴挺之告知張九齡並把蕭炅貶出朝堂，這也通常被視為文學與吏治之爭的一個表現。
在解釋這件事前，先介紹下嚴挺之何許人也。
嚴挺之進士出身，神龍年間又應製舉而出仕，並受到上司姚崇的賞識，姚崇入朝為相後便將嚴挺之推薦入朝擔任右拾遺。
唐玄宗剛剛履極的先天年間，嚴挺之便上奏不應“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從而受到嘉獎，可見這是一個秉性正直、敢於進諫之人。
嚴挺之的剛直絕不是虛偽的人設，他是真的敢，就連掌管風紀的侍禦史言行不妥，他都敢於發聲斥責。甚至於開元年間作為唐元功臣、稱得上是北衙第一人的王毛仲，張說等強勢宰相都不敢觸其鋒芒，唐玄宗解決王毛仲都要小心謹慎，但嚴挺之仍然敢於拒絕王毛仲的非法要求。
了解了嚴挺之是個什麼人，再來回看他對蕭炅的不滿，這應該歸為黨爭嗎？
官員識字、尤其是堂堂一部侍郎識字，這不應該是為官的基本素質嗎？如果這也算是文學與吏治之爭，吏治體現在哪裡？體現在戶部侍郎隻需要識數，不需要識字？
大唐至此立國已有一百多年，製度已經規範，人才儲備豐富，對於中央要司的官員素質要求有所提升，這難道不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嗎？
或者說，李林甫同樣無學術，還不是安安穩穩做了這麼多年宰相，文人又何必搞什麼學曆歧視！
前文已有論述，李林甫的家世讓他從出生伊始便開始接觸這些人事，甚至這些人事就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常年耳濡目染下來，如果連基礎的政務處理都還不合格，那他就不是能力不行，而是智力不行！
開元天寶時期一大批財政和事務性人才陸續受到重用，這其中尤以宇文融最為具有標誌性，以至於有開元一朝言利得幸始自宇文融。其後的財政型官員楊慎矜、韋堅、王鉷、楊國忠等，也都被認為是踵其跡而出。
恰好開元政壇又有以張說、張九齡為首的文人群體異常活躍，兩類身份之人在政壇當中難免會產生利益的碰撞與權力的摩擦。但引起他們產生矛盾與鬥爭的深層和根本原因，絕對不是所謂的文學與吏治。
這些所謂的吏治人才當中，除了宇文融、裴耀卿他們的改革和所推動的事情是真真正正觸及到社會根本問題，對國力與社會有著整體性的推動與改善之外。其他的有一個算一個，路都越走越歪，多以盤剝為能，隻會賄上求寵，他們根本不配跟宇文融、裴耀卿混為一談。
把這些人引入吏治概念之下，去討論文學與吏治之爭，既是對文學的侮辱，也是對吏治的侮辱！
再來說文學，這派觀點認為太平盛世中君主好大喜功，往往要粉飾文治。
這無疑也是非常狹隘的，將文治當作君主個人出於功業欲望而推動的事業，完全沒有提及文治對社會整體帶來的改善以及對意識形態建設不可取代的推動作用。
我們要先了解一個情況，何謂盛唐？盛唐這個概念首先是用來描述唐代的詩歌文學等各種文化的豐碩成果，而後才漸漸兼具了史學概念。
在隋唐大一統帝國形成以前，是持續幾百年的南北朝大亂世，社會長期處於分裂動蕩之中，自然也就談不上所謂的文治。
所謂的經史義理，士族家事而已，文化得不到廣泛的傳播，普通民眾也很難順利接觸到文化。當然在當時巨大的生存壓力麵前，獲取文化也並非一個迫切的問題。
但是隨著隋唐帝國完成統一，文化的正本溯源、彙總整合以及廣泛傳播，也是政權中樞不可回避的責任。而在這當中，盛唐開元時期以集賢學士為代表的修書活動也是持續時間最長、成果最為卓著的一個時期，不隻在唐代，在整個古代史當中都具有非凡的意義，真正的讓士族家事成為普世之學。
張說長期擔任集賢學士首領，本身又文化素養極高，在當中自是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文學與吏治之爭這種觀點卻把張說及其行為解構為招攬詞學之士、進行朋黨之爭，對於盛唐文治最核心也最基本的內容欠缺必要的表述。
相較於古人所推崇禮法之類舊說，後人對於文化和意識形態給一個群體、一個政權所帶來的改變與影響感受無疑要更加的深刻與直接。
後世因為意識形態被解構、崩析所引起的社會動蕩甚至戰爭，幾乎沒有停息過。所以對於開元文學，也要有一個更深刻的理解。
開元文治是一個集體共同努力所達成的成就，包括但不限於這些中央文人，諸如李白、孟浩然這些在野之士同樣也作出巨大的、甚至不遜於體製中人的貢獻。
張說所作出的貢獻或許並非無可取代，也可以是李說、王說，但無論誰說，隻要引導並推動了開元文治的輝煌，無疑都是值得褒揚的。
吏治有良吏、惡吏之分，文學同樣也有機敏通達之變、泥古不化之徒。任何時候都有誇誇其談、濫竽充數之流，但是讓他們如此醜陋的，既不是文學，也不是吏治，這二者之間更談不上有什麼先天的矛盾。
所以文學與吏治隻是一種非常淺顯的身份特征抓取與表述，既不足以解釋開元時期的中樞政鬥本質，對於中樞鬥爭給當時社會造成的衝擊與影響更是涉及頗少，是一種比較狹隘的表述方式。
其實如果這種鬥爭內容確實存在的話，大家都可以用普通人的樸素想法代入唐玄宗的視角：我都要，犯法的？誰規定的？
越是中樞高層的權力鬥爭，帝王的意誌便體現的越明顯。
不要說唐玄宗這種強勢帝王，哪怕中晚唐太監和神策軍想搞事，都得先去十六王宅挑個李家小豬崽兒捏在手裡，或許這一時期的皇權已經談不上有什麼獨立的意誌體現，但你不能不在！
在皇帝這個權鬥最核心最關鍵的人物腦海裡，恐怕不會有什麼文學與吏治的概念存在。
同理，如果我們想要係統、全麵的了解開元時期的政治變革與社會演變，也不該局限在這種視角裡，用文學或吏治這比較模糊的概念去解構、總結盛唐時期錯綜複雜的人事。
當然，這隻是我自己的一己之見、讀書隨想，憑我的閱曆和積累也不足以進行什麼嚴肅的學術探討。
今天跟大家稍作分享，也隻是針對正在寫的這本書的曆史背景進行一個闡述和說明，便於大家對劇情事件和人物行為進行理解，所以一些觀點也隻適用於本書。
一番列數下來，涉及到的人事信息不少，大家一時間可能不好完全消化，這也沒關係，隻是時代背景的一個交代，之後的正文劇情裡麵還會進行一些細致描寫。如果大家在閱讀中有什麼疑惑，也可以轉回來再翻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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