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透曆史：從三國開始蜀漢篇第412章請客吃飯“詔罷科舉？”
甘露殿眾人皆儘無言。
光幕上後輩似是為了更加通俗易懂，還做了一個簡單的圖示。
隨三次興學的依次推進，一座座學府的標誌便逐漸在這北宋疆域中出現，一直到第三次的崇寧興學，學府已經算得上密密麻麻。
推廣三舍法的作用也通過箭頭，顯示的更加清楚明白。
表示縣學的一個個藍色標誌拉出了一個個箭頭，直指紫色的州學，隨後紫色的州學又拉出一個個箭頭，直指金色的辟雍，辟雍依然是用一個箭頭指向紅色的太學標誌，由此一張細密的學府之網便徹底覆蓋了北宋全境。
北宋疆域內的點點光華經由這些學府收集，層層遞轉最終輸送至京都，看起來這個大網就好似在呼吸一般。
李世民直抵最前細細打量，最終似讚似歎：
“趨治學之極盛，亦趨黨爭之極盛，貫治民之微末，則棄……”
說到這裡李世民似乎想到了什麼就此止住話頭，隻是異常突兀道：
“這宋徽宗必不曉戰陣，亦不懂如何狩獵。”
貞觀文武麵麵相覷，一時間倍感莫名。
長孫皇後則是相當懂枕邊人的脾氣，於是順著猜道：
“陛下之意，是說這治學易政之舉，亦如戰陣與敵軍爭勝，如山林與虎豹爭活，須生死相搏也？”
讚賞的看了眼發妻，李世民點點頭，幽幽道：
“這宋帝居廟堂之高，遙令州縣取常平用地利以宜官學，卻不說如何取用常平地利，”
“詔罷科舉，取仕之途儘歸學校，則因科舉獲利之輩如何不生怨隙？”
“此興學猶如進軍時不攜糧草，死戰前嘉獎不均，必生亂也。”
“如此且有外敵環伺……”
李世民止住了話語不想再說下去，接下來自便是靖康亂而北宋亡。
此事後世雖未詳細說過，但從其零星之言來看，其慘絕人寰之事或書之不儘。
“陛下之見，發人深思也。”長孫無忌恭維了一句。
相比於長孫無忌的溜須拍馬，杜如晦與房玄齡則是擰著眉頭思考陛下方才所言。
明明登基稱帝如今不過才第五年，但看這北宋之政事，陛下卻反倒比他們這些精於文事的老臣更快一語破的。
以軍陣析陣事還頗有條理，再想想那宋兩黨之爭釋文生義捏造罪名一副你死我活之勢，兩人心情一時間竟沉重了起來。
【需要說明的是，徽宗詔罷科舉並不能凸顯其人英明或者昏庸，這個決策更像是在新政改革這條路上，狠狠踩了一腳油門。
拜宋朝相當興盛的文治所賜，太學製與科舉製的優劣和存廢問題基本上貫穿了曆次興學。
比如慶曆興學時，仁宗就詔群臣討論教育，歐陽修等人上表力陳科舉弊端，並首次提出了三舍法，隻不過當時並未得到采納。
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興學中，新舊兩黨圍繞科舉和太學的弊端更是你來我往唇槍舌劍，絲毫不讓。
最為特殊的便是哲宗繼位高滔滔聽政的元祐年間，舊黨得勢後幾欲廢學，以蘇軾為首的廢學派對太學極端輕視，稱若是聖賢複生，則“選舉養才，其必有道，何必由學？”主張百年科舉之法不可變。
相較而言，當時力挺太學的蘇頌看法也更接地氣，首次喊出了“國家取士，行實為先”的意見，並詰問科舉“但校文詞，何知行實？”
不過關於兩者優劣存廢之議當中最有遠見的還是第二次興學時呂公著的意見，在科舉正盛的神宗一朝他上表勸告，請神宗“先建學校，兼而行之，學校進者歲增，科舉取者歲減”，這樣花上一二十年便可以保證從科舉到學校的平穩過渡，但可惜後來兩黨鬥爭愈發酷烈，這份意見也被束之高閣。
而關於徽宗為何選擇如此激進的做法呢？
現代知識告訴我們，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但封建時代自上而下的改革則不同，由皇權和朝堂發起的改革本質上是利益的互相妥協。
變法新政既想求國家富強，又想求士人滿意，還想求個人好處，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一次次變法中受傷的永遠隻有百姓。
而當百姓再也榨不出油水的時候，再無妥協餘地的新黨就隻能向舊黨發起決戰，科舉就此取消。
事實上回顧宋史，因為封建時代變法本身的軟弱性，導致所有變法最終都隻會變成對下索取，與三次興學相對應，宋朝的第一次苛捐雜稅激增就發生在仁宗一朝。
而北宋的第二次苛捐雜稅激增恰恰就是宋徽宗時期，而且這還是建立在並未廢除仁宗一朝雜稅的情況下，普通百姓的生活慘況和地主們兼並土地的盛景已可想而知。
宋徽宗和蔡京執政時的極度**在咱們曆史課本上都有，故而此處就不再贅述，最廣為人知的便是《水滸傳》當中的智取生辰綱。
水滸傳的故事是施耐庵根據宋江起義記錄加工而成，但生辰綱這道苛捐雜稅在徽宗時是真實存在的，而且相較於當時境況隻能算九牛一毛。
失去了科舉掣肘的太學製度也飛速**。
事實上神宗的元豐年間太學就已經滋生**，虞蕃訟案中虞蕃怒噴三舍法“非以勢得，即以利進”，引得神宗下令清查，最終查出連參知政事和開封府尹都有牽連，形成了震驚一時的元豐太學獄。
徽宗廢了科舉後，太學也很快偏離了三舍製以行實取士的初心，定“八德”取士，時人非議“利貴不利賤，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貧”。
在單靠三舍法晉升的情況下，奔競賄賂之風大起，學術**之風難刹，在公平這一點上比起來科舉反倒遠遠不及。
而地方上的州學縣學在財政上更是困難，地方地主聯合官員侵吞學田更是屢見不鮮，於是十六年後科舉又重新舉行。
雖然最終崇寧興學本質上也是以失敗告終，但整體來說徽宗時還是繼承了前兩次的變法，將王安石抬到了孔聖人的身側，並最終推進出了北宋興文的終極形態。
其實回顧三次興學，雖然能列出來一百條缺點，但單單王安石喊出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跨時代的指導思想就已經值得肯定。
王安石是真正意義上點燃北宋變法興學之火的人，但恐怕他自己也不能確定這變法能走到哪一步。
畢竟教員說的相當明白，變法改革這事兒不是請客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