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傅斯年的《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一瞥》發表四個月後，胡適寫下了《國聯報告書與建議案的述評》一文，就傅斯年對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質疑，做出了回答。
他寫道：“報告書裡自然有不少指斥中國的文句，……但我們要明白，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完全偏袒我們自己的見地，是一種不偏不袒的公斷人報告。完全偏袒我們的意見，和完全偏袒日本的意見，在中立國家的眼裡是同樣可以懷疑的。”
胡適所以極力維護國聯，其實所表現的是他的高瞻遠矚和常人很難達到的寬闊視野。試想，如果在這個世界上，國與國的關係，永遠是叢林法則，永遠是強大欺負弱小，那這個世界是無法安寧的。胡適是想尋求、認可和建立一種國際通行的“是非標準”，也即國際關係的基本規則。這一點與他所秉持的世界主義是一脈相承的。
他說：“國家的生命是千年萬年的生命，我們不可因為眼前的迫害就完全犧牲了我們將來在這世界上抬頭做人的資格。國家的生命是國際的，世界的，不是孤立的：我們不可因為……就完全拋棄了全世界五六十個同情於我們的友邦。”。
他曾在多篇文章和演講中提到“國際眼光”的重要，反對排外和自我孤立，把中國看成世界的一部分。他所以希望國聯來調解，是希望真正按照國際慣例來辦事，以使中國真正融入到國際體係和世界秩序當中。
儘管自始至終都在維護國際聯盟的地位，胡適也清楚的看到國聯的能力，他甚至預測到國聯調解會失敗，但是他說：“我們的將來必須倚靠一個比較近於人類理性的國際組織，使強者不輕易侵暴弱者，使弱者也可以抬頭講理，安穩過活。”
不久，美國國務卿史汀生代表美國提出的“不承認主義”，胡適因此而歡欣鼓舞。他聲言：“不承認主義”“確是開了一個‘國際公法從來未曾有的’新局麵：就是不承認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麵。”他說：“這是一種新的政治理想，它的成功與失敗是關係全世界人類的前途的。”
今天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越來越扮演重要角色，回想胡適這些思想，不能不佩服他的遠見卓識。
胡適寫《國聯報告書與建議案的述評》，在回答傅斯年質疑後，傅斯年並沒有什麼表示。據說那個時候，兩個人常在一起，應該是早就交流過了，這與其是回應傅斯年，不如說是給讀者做個交待。
有意思的是，因為不久，傅斯年就在他的《這次的國聯大會》一文中讚揚國聯了：“以前國聯雖無多幫助於中國，然而他的道德的同情正在我們這邊，沒有人公然以日本為是的。”當1933年2月，他觀察到國聯“突然轉於強硬的態度”，因而可能有利於中國時，便在《國聯態度轉變之推測》一文中，駁斥國內流行的“國聯路窮命儘，且作困獸之鬥”之說。
而傅斯年在《睡覺與外交》中對國聯的解說，幾乎就是胡適說法的翻版。他指出：“國聯遭日本之一擊，德國之再擊，而威權大失，誠是事實，然這局麵也不是一往不變的。……國聯本身無尺土之守，一人之柄，本是一件空東西，然而他的組成分子並不是些空東西，而是些強大的國家，環以多數的小國。……國聯不是彆的，隻是世間受了歐戰之教訓以後，想出來的一種以會議代秘密外交，以多元代替一個重心之新的國際政治合作機用”。他還指出，國聯轉機在望，忽略和輕視它的做法，誠為不智
直到1935年10月，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日本對華北侵略的日漸加深，國內輿論對國聯越來越表示懷疑之時，傅斯年仍在響應胡適《國聯的抬頭》中的立場，維持著國聯的地位。他說：“今日國聯雖遭空前之難端，卻不能不同意於胡適之先生所稱‘國聯的抬頭’。在國聯的抬頭中，我們不能不一喜一懼。”
如果說，傅斯年和胡適這個時候又走到一起了，那可就大錯而錯了。
因為，1936年5月3日，傅斯年在《大公報》上發表《國聯之淪落和複興》，文中說道：“到今天，國聯真算它有生以來最倒黴的日子了。一次一次的失敗，現在竟弄到毫無榮譽可言” 在另一文中，他乾脆說：“現在真是國聯最不能抬頭的時候了！”這自然是針對胡適“國聯的抬頭”一說的。
這是怎麼回事？傅斯年對國聯的態度怎麼這樣的反複無常呢？
其實，傅斯年在政治上，應該是屬於那種不是很開明的民族主義者。人們經常談到，傅斯年做為傅氏家族的一員，按說應當以他的先祖，清朝第一位狀元傅以漸為榮。然而恰恰相反，他是很不願意彆人在他麵前提這位先祖的。應該是在他心底，認為一個漢族人，成為滿清王朝的第一位狀元，不是什麼光彩的事。
對國聯呢，他也是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國聯的行為對自家有利時，就讚揚。當國聯的所作所為讓他大失所望時，自然要不滿了。
他當然沒有胡適那樣的胸懷和眼界。
前邊說過，胡適的主和與傅斯年的主戰，並不存在根本的厲害衝突。因為，無論是主戰還是主和，這都是我們這邊的事情，都隻是我們單方麵的願望。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國土的淪喪，全國軍民各界抗日運動的高漲，也使胡適的和平夢想逐漸動搖了，他不能不發出感慨：“六年的避戰隻見敵氛日深，受逼日甚，結果是因為無力抵抗，故終不能避戰。
37年8月13日，駐上海日軍與中國張治中部第九集團軍因虹口機場的“大山勇夫”事件發生摩擦並交火，日軍乘勢向江灣、閘北中國駐軍發起進攻，中國軍隊奮起抵抗，舉世矚目的淞滬抗戰拉開了序幕。
淞滬抗戰爆發後，中國守軍以血肉之軀，奮起抵抗，戰事持續一個多月仍呈膠著狀態，全國軍民士氣有增無減。麵對如此悲壯慘烈的戰爭場麵和中國軍隊寧死不屈的精神，胡適在大受感動的同時，心境為之改觀，認為中國守軍不是想象的那樣糟糕，在國家存亡的緊急關頭，還是以民族大義為重，是可戰的。而日本小鬼子並不是打不垮、壓不毀、煮不爛的銅豌豆。受此形勢和情緒影響，胡適思想隨之轉彎。
於是，傅斯年和胡適又走到了一起。